安德烈·科尔图诺夫：面对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俄罗斯外交要转换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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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德烈·科尔图诺夫，翻译/唐晓甫】
三十多年前，当苏联正经历痛苦的解体过程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长期前景至少因两个原因显得相当黯淡和模糊。
首先，苏联解体的不可逆性尚未得到确认，以联邦或邦联形式复兴旧有国家的设想并非完全不切实际。其次，许多俄罗斯人当时预期，冷战结束和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将导致国际体系的根本变化，世界将进入真正未知的领域，这使得任何对俄罗斯在新世界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猜测都显得极不确定或是武断。
然而，这两种假设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永久消失变得愈加明确。尽管经历了权力平衡的调整，世界和国际体系的变化并不如预期那样剧烈。
新成立的后苏联俄罗斯不得不按照旧有的现实政治原则行事。全球政治仍是有限数量的主要大国或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博弈；军事力量仍是国际影响力和地位的重要货币，且目前尚无任何全球政府或更高层次全球治理的前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法的某些基本规范约束其国际政治野心时，表现出明显的漠视。
正如人类历史上所有时期一样，冷战结束后，世界依然是一个危险且不友好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什么是应得的，你需要通过与他人谈判和争取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在莫斯科，人们不得不摆脱后苏联时代早期的理想主义，学会如何在这个并不友好的环境中生存。可以说，学习曲线并不陡峭，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在复杂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致力于维护自身利益。
牢记这些经验，人们可以概述出该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以及俄罗斯领导层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中需要努力完成的最重要但尚未完成的任务。
主要成就
在过去三十五年里，俄罗斯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能够保持与美国的战略核平衡。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对此存在严重怀疑——许多专家认为，由于种种因素，俄罗斯将被迫进入核大国的“第二梯队”，并因此可能会采取类似法国或英国的“最小威慑”战略。
SS-18撒旦导弹
然而直到现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整体核平衡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关键导弹技术领域，莫斯科似乎能领先于华盛顿。无论如何，俄罗斯仍是一个核超级大国，这一独特地位促使美国继续参与关于战略稳定和核裁军的美俄双边对话。
更重要的是，即便在高度假设的冲突场景中，俄罗斯强大的核武库也是莫斯科可以依靠的可靠核威慑能力。这一能力的关键价值在2022年2月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变得愈加明显。有充分理由认为，强大的核威慑是防止北约与俄罗斯在欧洲发生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唯一最重要因素。
此外，国家领导层还成功地将常规武装力量彻底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苏联军队处于崩溃状态，莫斯科在北高加索的反恐行动——即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臣战争，表明了即使是在俄罗斯国土范围内，在招募、训练、装备和部署武装力量等领域，俄罗斯都存在严重问题。
这些有力的努力逐步增强了俄罗斯执行多种维和与维权任务的能力，并使其能在远离国境的地方投射军事力量。2015年秋季启动的叙利亚军事行动，以及非洲和中东的多场冲突中俄罗斯私人军事公司的深度参与，都生动展示了俄罗斯日益增强的军事投射能力。西方主要国家都间接参与的持续了三年的俄乌军事冲突，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俄武装力量的强大韧性，以及复兴后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使得莫斯科能够积极使用其在联合国的否决权。长时间内（1997–2014年），俄罗斯是八国集团（G8）成员。俄罗斯还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积极参与G20峰会，并成为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在欧洲，尽管与西方发生了激烈冲突，莫斯科仍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保持联系，并参与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及一些其他次一级的区域多边机构。
俄罗斯在各种国际组织和论坛中的广泛参与，使其能够确保在世界很多地区的政治存在，并获得在复杂且不总是舒适的框架内工作的经验。
从制度上讲，俄罗斯可以声称在全球各个角落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外交使团网络。在这一指标上，俄罗斯排名世界第六，超过了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国家外交学院拥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专业的外交学校之一。俄罗斯的学术界、大学以及其他研究和分析中心同样如此，它们可以为外交政策决策者提供专业意见、区域研究、语言培训等。
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被视为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不可置疑的成就之一。这个伙伴关系涉及针对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漫长边界的非军事化、解决历史上的领土争端，并促进政治、经济、军事和人道主义领域的密切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并没有使莫斯科成为北京的附属伙伴，也没有阻止克里姆林宫与中国的一些竞争对手和对手国，特别是印度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苏联时期积累下来的与新德里的合作潜力并没有丧失，反而在过去几年的挑战和复杂局势中得到进一步推动。总的来说，俄罗斯向亚洲这一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大陆市场的转向仍是一个进行时，但同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明确而成功的故事。
2024年7月9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莫迪后，两人道别。 俄罗斯卫星社
同时，莫斯科设法在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恢复了其原有的地位，该地区在苏联解体后几乎完全受到美国的控制。俄罗斯在2015年选择支持阿萨德政府阻止了叙利亚政权更迭，并使巴沙尔·阿萨德在大马士革继续执政超过九年。在不牺牲与伊朗的传统联系的前提下，克里姆林宫还成功与海湾地区的主要阿拉伯国家建立了联系。
长期以来，俄罗斯的中东北非政策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几乎成功、且在各势力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政策范例——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逊尼派与什叶派、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神权政体与世俗政权等。鉴于莫斯科在该地区可投入的资源有限，俄罗斯重新回归中东政治舞台应被视为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可置疑的成功。
在苏联时代，除了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伙伴的经济整合，苏联经济隔绝于全球经济之外的情况几乎贯穿了整个苏联历史。而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在包括碳氢化合物（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核能、武器、农业和食品、网络安全等很多全球重要市场中占据了显赫地位。
大型俄罗斯公司在各自领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国际地位，成为全球商业的顶尖的商业公司，并建立了多样化的跨国伙伴关系和联盟。这种广泛的参与使得俄罗斯能够积极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并在多个对莫斯科至关重要的市场中影响全球价格（例如，通过所谓的OPEC+机制影响全球石油市场）。
总的来说，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保持了、甚至在许多方面增强了自身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影响外部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能够定义重要国际趋势的动态，这一影响力在全球政治安全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虽然莫斯科在全球经济、社会、金融和技术趋势中的影响力明显较低，但在一些关键全球市场中，包括武器、食品、碳氢化合物、核能、高等教育等仍发挥作用。
此外，俄罗斯依然是许多来自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外来劳工和移民的首选目的地，每年接收大量外来移民。俄罗斯依旧拥有全球互联网最先进的部分，并在世界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中占有一席之地。
俄罗斯还保留了大量苏联时期的研发和教育潜力，大学毕业生在全球各大研究中心和教育机构中广受欢迎。在国际体系逐步朝着更加多样化和分散化的方向发展之时，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俄罗斯未来的全球和区域影响力。
最后，由于现在的国际环境具有季度不确定性，主导趋势常常会发生突然且难以预测的变化，所以它要求国家拥有快速调动资源的能力，还要求国家在做出最重要的决策的同时，保持最大的政策灵活性，且不损害整体外交战略的长期连续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俄罗斯这种高度依赖军事力量、决策过程高度集中，并且拥有对外情报独特传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几乎完全适应当前国际环境的特点。
而很多国家由于其外交政策的效率往往因深刻的国内政治分裂、复杂的制衡系统和公众舆论波动对决策者的强大影响而大打折扣，所以俄罗斯的确在许多其他大国面前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与此同时，这些决策机制上的明显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在俄罗斯与一些国际伙伴之间、特别是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关系中，产生额外问题。
未竟的事务
尽管前述成就值得肯定，俄罗斯仍有许多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尚待实现。
首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希望在其周边建设一个友好国家圈子。此外，俄罗斯领导层曾期待通过共同的历史、经济互依性和多元文化认同，为新一轮的成功整合项目铺平道路，吸引大多数甚至所有原苏联境内的独立国家。然而，这些希望和项目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最显著的成就包括2015年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已经存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俄白联盟。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在推进一体化
如今，莫斯科与许多邻国的关系相当复杂，甚至有时表现出对立情绪，包括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以及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在内的国家。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长期政治冲突更是最终演变为持续至今的大规模军事对峙和战斗，对俄罗斯在其邻近地区和全球的定位产生深远且长期的影响。
随着几个未被承认的国家（如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德涅斯特河左岸）在前苏联领土上出现，莫斯科不得不在政治和财政上支持这些地区，这无疑加剧了俄罗斯与一些邻国的关系复杂性。
经历了相对短暂的蜜月期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进入了长期持续的恶化期。因此，俄罗斯与北约的合作终止了，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也随之中断。此外，莫斯科不得不退出欧洲委员会和欧安组织议会大会。俄罗斯在北极理事会的参与被冻结，国家还不得不终止参与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及其他几个子区域的多边机构。
自2022年2月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数千项经济制裁。其中，已经存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欧盟-俄罗斯能源合作关系结束，未来几乎没有重建的可能。同时，莫斯科和西方资本之间进入了激烈的外交和信息战，大部分曾经繁荣的教育、学术、文化和社会联系被切断或暂停。西方政治主流对俄罗斯的看法发生了剧变，俄罗斯常被视为一个威权、侵略性且与西方敌对的实体，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不可预测且不理性。
当然，现如今，莫斯科的政治人物和舆论领袖辩称，西方本身应对这些偏见和扭曲的俄罗斯形象负责，但这显然也反映了俄罗斯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宣传的失败。
尽管俄罗斯在一些重要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但即便与韩国等较小国家相比，其全球贸易份额依然有限。俄罗斯依然被排除在最重要的国际生产和技术链之外，其对外贸易结构显得过时，中小型企业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这并非因为这些企业缺乏雄心，而是因为俄罗斯与其主要合作伙伴的法律、技术和投资标准的协调任务依然没有得到充分解决。
所以尽管付出了许多努力，莫斯科并未发展成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其在国际金融中的角色可能还会在长时间内保持相对弱势地位。
俄罗斯从未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全球关键目的地——其外资流入在2008年达到顶峰（759亿美元）后开始再次下降。在几乎整个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资本输出一直超过资本输入。人力资本的流失也与此类似：过去30年中，失去了数百万大多是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活力的、雄心勃勃的公民。
尽管现有人才外流的准确数据存在争议，但在苏联解体后，约一半的俄罗斯物理学家和最多四分之三的数学家移居国外。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大规模侨民迁移（例如印度、亚美尼亚或希腊侨民）不同，俄罗斯语系的侨民在接收国内并未发展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美剧《生活大爆炸》中在美国大学担任门卫的前苏联物理学家
尽管俄罗斯可以声称在这些移民国家中拥有显著的“软实力”，这一能力并未得到完全激活。俄罗斯的“软实力”往往主要与那些曾经同情苏联的年长群体，或者与政治上处于边缘的右派和左派群体产生共鸣进行传播。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语在保持曾经的国际地位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的政治对抗达到历史最高点，俄罗斯与欧洲、美国的伙伴关系即使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联系也越来越难以维持。
如何评估俄罗斯在这些领域不可置疑的成就与尚未解决的问题呢？任何此类评估都将受到偏见的影响，并容易遭来批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在至关重要的安全领域取得的成就明显超过了在发展领域的失败，尽管后者同样重要，但其关键性较低。
另一些人则会质疑这种逻辑，认为俄罗斯的大部分成就是通过旧有的国际影响力工具达成，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不可避免地会下降。另一方面，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反映的是新的外交政策工具的效用，而这些问题对俄罗斯在全球地位的相对影响将逐渐增加。
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未来新兴世界究竟是会有秩序还是会变得无序。持续的全球不稳定性、多重地区冲突、军备竞赛的新周期、核扩散、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和昔日全球化经济的“再区域化”——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各国将安全领域考量放在优先于经济发展之前，将“硬实力”的考量放在“软实力”之前，以及优先使用可以释放旧有国际影响的工具。
如果主要国际行为者之间达成新的政治共识，全球化以修正后的形式回归，全球和区域公共事务成为焦点，人们将重新将目光从安全转向发展，从“硬实力”转向“软实力”，以及将注意力从旧有的外交政策工具转向新的工具。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会像所有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样，不得不适应新的外部现实。
未来的挑战
尽管国际环境的变化将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产生关键性塑造作用，但最终，这些战略的成功与失败将取决于该国是否有能力在全球社会迅速内化全新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时，实施一项长期的现代化项目。
正是在这一领域，不同的发展模式将展开竞争。国家治理的效果、政治制度的韧性、公众共识的可持续性及人力资本的质量，将接受全球范围的考验。国内趋势如何应对外部基本不确定性，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和国际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能力。这一普遍观察完全适用于俄罗斯联邦。
在俄罗斯未来的挑战中，必须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长期的人口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到本世纪中叶，至少要3亿消费者才能支撑起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集群，而且只有这样规模的市场才能在最重要的行业中拥有国际竞争力。尽管这些假设可能会受到质疑，但事实是，最成功的多边经济一体化项目（如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国家经济（如美国、中国和印度）服务的市场规模都超过3亿人。
而大多数人口预测显示俄罗斯的人口将进一步下降。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未必是最可能的情形）到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将不会超过1.55亿至1.6亿，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四分之一。这表明，俄罗斯的未来应该与包括一些人口较多的邻国和伙伴中寻求建立一个新的多边一体化经济体系。
俄罗斯人口相对有限，并呈现下降趋势
另一个显著因素是限制俄罗斯未来外交政策雄心的这台国家机器本身，这一机器最初是为了服务非常特定的外交政策需求而设计和建造的。俄罗斯的官僚体系从各种角度看，依然庞大、昂贵且效率不高。部门间的协调以及国家机构的整体性发展都不足，意味着俄罗斯一些最重要的决策缺乏明确定义的程序流程或最基本的透明度，是在“手动控制”模式下做出的。俄罗斯仍面临着腐败、宗族主义和裙带关系的问题。提升国家和地方治理的效率，是成功外交政策的关键前提。
俄罗斯经济的批评者可能会认为，25年前出现的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耗尽了其原有的效率，也包括消耗了对外经贸体系的效率，而当前该体系由集中于能源资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出口大型公共和私营企业主导。
与此同时，俄罗斯主要出口商品在全球贸易中的整体份额可能在未来会下降——唯一的问题是这种下降将是急剧的还是渐进的。全球市场正朝着高科技产品和由各种中小型私营企业提供的广泛服务方向转变。此外，传统的跨境贸易逐渐让位于更先进的工业合作，在这种合作中，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正被双边或多边生产和技术链的建立所取代。
换句话说，俄罗斯将不得不在国际分工中寻找新的位置。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将面临异常具有挑战性的地缘政治和地球经济环境，这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未来的环境将比苏联解体后更加复杂，也不太有利于俄罗斯的现代化目标。然而，这次俄罗斯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可以避免许多早期犯下的错误。除了当前与西方关系危机的背景之外，俄罗斯的长期外交政策目标应该基于几个原则：
1.俄罗斯需要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被“孤立堡垒”的状态无法满足战略国家利益。
2.与西方的持续对抗迟早必须让位于某种形式的和平共处，至少达成与西方的有限的合作，减少新的升级风险和失控军备竞赛的成本，所以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的适度恢复对双方尤为重要。
3.如果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的基础完全且不可逆转地崩溃，莫斯科将从中失去很多，获得很；相反，俄罗斯可以通过推动普遍和区域多边机构及国际机制，来在未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从中获得巨大益处。
4.由于俄罗斯的国际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保持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国家外交政策的关键目标应包括最大程度减少这种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对国内发展的负面影响。对俄罗斯经济来说，适度的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并非坏事。同时，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国际体系中可能出现的新机会。
5.俄罗斯超越其直接且狭义的国家利益。在新兴世界秩序中，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为全球和区域公共事务的延续做出贡献。俄罗斯为这一延续定义其特定的新角色至关重要，特别是通过为新的能源、食品和信息安全体系、全球气候变化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做出贡献。
归根结底，俄罗斯必须做出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选择不是在东西方或在全球化与主权之间的选择，而是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选择。这是俄罗斯在长期财政赤字、物资和人力资源缺乏的背景下，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必须做出的取舍。
中吉乌铁路是俄罗斯转向的一个标志
这一不足在俄乌冲突结束后并不会消失，这意味着俄罗斯在未来世界秩序中某些核心维度上的影响力将受到限制。在许多实际事务中，莫斯科将更可能是接受协议的一方，而非制定协议的一方。它将会更多的以小股东而非控股股东的角色加入多边联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无法保持其主要大国之一，并对国际体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地位。未来俄罗斯将主要在欧亚地区发挥作用，但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这将极大地取决于俄罗斯社会能否将外部环境变化视为机遇，而非挑战或直接威胁。这种期待已久的思维转变，毫无疑问将是俄罗斯新一代政治领导人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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