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婷：叙利亚的问题不是民主或独裁，而是国家建构从未完成

【文/刘燕婷】

受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夹击，阿萨德政权在2024年12月闪电垮台，叙利亚也因此在“阿拉伯之春”13年后意外变天。但从当前发展来看，这不是多年动乱的终点，反而是新一轮权力游戏的起点。

首先是政权垮台后的以色列入侵，这场军事行动从去年12月持续至今。内塔尼亚胡已在2025年2月23日公开表示，将彻底“去军事化”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Quneitra）、德拉（Daraa）和苏维达（Suweyda）三省，并要求临时政府军从大马士革南部撤离；以色列防长卡茨也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扎在叙利亚南部，以保卫我们的社区并挫败任何威胁”。

接着是控制叙利亚东北、由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内战爆发后，SDF逐渐成长为叙利亚的“国中之国”，控制了东北的丰沛油气田、边境口岸与机场。虽说在美国与欧盟调解下，临时政府已在3月10日与SDF签署协议，后者同意在年底前将自身民事、军事机构并入国家治理框架内，但协议本身并未详细规范SDF的军事行动、也未言明如何整并，尤其是叙利亚国防部与SDF的互动究竟如何进行，未来恐怕还要观察。

再来就是西部沿海的血腥冲突，大体呈现出针对阿拉维派的教派仇杀，以及由阿拉维派构成的亲阿萨德武装与临时政府军的驳火。自叙利亚变天起，失势的阿拉维派便受到各方排挤乃至报复，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的亲阿萨德势力也不愿接受整编，大小摩擦不断积累，终于在3月引爆大规模冲突：亲阿萨德武装以阿拉维派被屠杀为由，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引来临时政府军的强力镇压，最终有超过千人丧生，部分阿拉维派民众为此逃入黎巴嫩。

3月12日，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结束沿海安全行动”，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即朱拉尼）也在13日签署“宪法宣言”，确认5年过渡期，骚乱似乎暂时止息，但被撕开的宗派伤口已经鲜血淋漓。

前述三起事件，分别从不同方向揭开“后阿萨德时代”的关键问题：叙利亚的“国家建构”远未完成，因此即便推倒强人，内部伤痕还是持续渗血。这也同时暴露被“民主化”叙事垄断的“阿拉伯之春”，其实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的陈年弊病，而是让问题以不同形式继续炸裂。

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和叙利亚民主军指挥官阿卜迪 握手，达成了将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SDF) 与国家机构整合的协议。叙利亚总统府于2025年3月10日发布此图。 Reuters

火种从独立前就已埋下

从历史发展来看，叙利亚的国家建构失败，并非内战爆发导致，甚至正好相反：叙利亚内战之所以爆发，就是国家建构失败的直接结果。而这一切还要追溯至叙利亚独立本身，以及阿萨德父子的功败垂成。

在1516年到1918年间，叙利亚大体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份，居民以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为主体，并有什叶派穆斯林、阿拉维派、希腊东正教徒、马龙派基督徒、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亚述人、库尔德人等少数族群在此混居。期间，三大事件影响了叙利亚境内族群的分布与互动，并为独立后的复杂局面埋下火种。

首先是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解体动荡。在西方列强策动、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下，怀柔失败的奥斯曼帝国开始铁腕镇压少数民族武装，也连带不放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恶名昭彰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亚述大屠杀就是这一情境的悲剧产物，大量亚美尼亚人、亚述人也为此逃入叙利亚。

而作为屠杀帮凶的库尔德人，则在奥斯曼解体后与土耳其当局爆发冲突，于是也从土耳其东南逃入叙利亚东北，进而与聚居当地的亚述人等产生摩擦。最终势弱的亚述人大量出逃，叙利亚东北于是成为库尔德人的聚居地。

第二是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与英国外交官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在1916年秘密达成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商定战后支解奥斯曼帝国、划分各自势力范围，叙利亚也因此在1920年成为法国控制的国际联盟托管地。

这段期间，法国采用了殖民者惯用的“分而治之”策略，大幅提升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与待遇，包括库尔德人、德鲁兹人、阿拉维派，来与作为人口多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抗衡。例如大量库尔德人之所以会在1920年后涌入叙利亚东北，除了土叙两国地理相邻外，也是因为法国的有意招揽，包括承诺授予库尔德人在叙公民身分。

《赛克斯—皮科协定》示意图，蓝色为法国势力范围，红色为英国势力范围，绿色原为帝俄势力范围（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放弃了该要求），紫色为特殊的巴勒斯坦区。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后由于土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关于土耳其本土的协定失效。

第三，英国出于干扰法国殖民的政治需求，也在叙利亚大力鼓吹阿拉伯民族主义，支援当地反法武装，例如1945年5月的黎凡特危机（Levant Crisis），就是英法两国在叙利亚的直接对垒。当时法军残酷镇压叙利亚内部的反殖示威，英国首相丘吉尔于是派遣英军从外约旦进入叙利亚，并下令可在必要时向法军开火。

最后法军被团团包围在大马士革军营内，英国也持续进行国际施压，力不如人的法国虽然谴责英国武装示威者，却也只能下令停火、同意结束占领，并在同年7月撤退到黎巴嫩，叙利亚也在10月加入联合国，但英军占领仍在继续。接着英法之间又是一阵利益谈判与交换，两国最后在1945年12月达成协议，以法国从黎巴嫩撤军换取英国从叙利亚撤军，叙利亚终于在1946年4月完全独立。

以上三个事件，导致独立时的叙利亚看似是民族国家，实则是多族群的集合体，且各族关系相当紧张：德鲁兹人、库尔德人、阿拉维派都是少数，却在法国统治下受到重用；逊尼派阿拉伯人作为背靠英国的主体族群，则因此对前者心怀不满。

简单来说，叙利亚呈现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共有惯性：国家疆域由殖民者划定、国内族际关系由殖民者一手塑造，各大族群互有民族主义，却缺乏国家层级的统一认同。

而这种裂痕经历多次政权流转，始终没能弥合。1946年至1956年间，叙利亚历经20个内阁、4部宪法，军人政变逐渐取代文人政权，同时又受以阿战争、苏彝士运河危机影响，浸润在纳赛尔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时代狂潮中，并一度在1958年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这一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叙利亚的政治主流、掌权的则是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但可想而知，只将叙利亚定位为“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国家”，必然削弱少数族群的归属感，因此1953年叙利亚南部就爆发了“德鲁兹起义”，最后被叙利亚政府军强力镇压。

1963年复兴党人夺权成功后，叙利亚进入一党专政时代，期间担任防长、出身阿拉维派的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通称老阿萨德）又在1970年发动政变，并从1971年起担任总统直到2000年，阿拉维派也因此跃升统治阶级，得以控制叙利亚的军队、情报、官僚和安全机构，这又导致其他族群不满。

资料图：老阿萨德

同时在1970年代，叙利亚受到泛伊斯兰主义影响，面临激进伊斯兰的政治挑战，为首的主流势力就是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目标是推翻世俗的复兴党政权、瓦解阿萨德的一人专政。各种流血事件最后导致叙利亚政府军的强力镇压，代表事件就是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Hama Massacre）：政府军围城27天，哈马的三分之二被夷为平地，上万逊尼派平民被杀，幸存者也大多经历酷刑与性暴力。

这场悲剧虽起于激进伊斯兰骚乱，却也受到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漫长仇怨驱动，最后又反向加深了双方血仇，并且成为逊尼派武装日后反对阿萨德政权的重要动机。

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又称小阿萨德）接班后，激进伊斯兰势力虽已不构成威胁，却又轮到库尔德问题发酵。2004年3月，在卡米甚利（Qamishli）的一场足球赛中，一支当地库尔德球队与一支来自代尔祖尔的阿拉伯球队爆发激烈冲突，双方球迷也手持武器展开街头混战，平乱的安全部队在混乱中开枪打死6名库尔德人，足球暴力由此上升为族群冲突：愤怒的库尔德人烧毁政府机关、推倒哈菲兹·阿萨德雕像，最后有超过2000人被政府军逮捕、超过30人被杀，数千名叙利亚库尔德人为此出逃到伊拉克，事件又称卡米甚利大屠杀（Qamishli Massacre）。

基本上前述几场冲突，不论是德鲁兹起义、哈马大屠杀或卡米甚利大屠杀，都展现了叙利亚深可见骨的三重族群裂痕：德鲁兹人与阿拉伯人、阿拉维派与逊尼派、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即便在不同主政者的强力压制下，火种都没有立即燎原，却还是在多年后以毁灭性的内战炸裂。

走过而没有走出内战

观察内战前的叙利亚社会，在种族组成上，约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其中包括约50万巴勒斯坦人与多达130万的伊拉克难民，库尔德人约占9%，其他则是数量较少的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和土库曼斯坦人；在宗派组成上，根据2005年统计数据，74%的叙利亚人口为逊尼派穆斯林，阿拉维派约占12%，德鲁兹派占3%，另外还有其他少数教派，基督徒则占10%。

基本上如果单就种族组成来看，只要阿拉伯人团结，就能形成压倒性多数，维持政权稳定，而这似乎也是过去阿萨德政权的着力点。观察父子两人统治叙利亚的叙事工程，除了随处可见的个人崇拜，基本就是复兴党的基础意识形态：呼吁阿拉伯人团结的泛阿拉伯主义，再结合反帝国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

平心而论，这种叙事工程也算符合叙利亚的族群组成：用泛阿拉伯主义凝聚叙利亚阿拉伯人，用其他主义团结少数族群。只是如前所述，在宗派视角上，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仇恨根深蒂固，阿拉维派以少数身分垄断重要机构与安全部门、哈马大屠杀的伤痕长年横亘，都让双方的和解进程迟滞不前。

此外，阿萨德政权对少数族群的高压统治，也掏空了叙事的团结能量。例如哈菲兹·阿萨德在1973年启动了“阿拉伯带”（الحزام العربي）计划：沿着叙土边界设立宽10至15公里、长度超过375公里的狭长地带，强制迁出当地14万名库尔德人，改由阿拉伯人前往定居，而该地的库尔德地名，也被与传统和历史无关的阿拉伯名称强硬取代。虽说“阿拉伯带”计划在1976年结束，遭驱逐的库尔德人却不被允许返回故土，这当然也为日后冲突埋下火种。

因此可以这么说，内战爆发前的叙利亚无疑是中东强国，经济繁荣、军容壮盛，男女识字率都超过70%，在中东名列前茅，但也正因如此，国家建构的失败一直被现代化的表象遮掩。在国家发展的一片荣景下，不满阿萨德与阿拉维派的各方长期噤声，他们并非无心反扑，而是在等一个时机，最后也等到了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1年的内战爆发。

从结果来看，内战不只震碎阿萨德政权垄断的上层结构，放出压抑许久的族群冲突能量，也因为大国竞相参与叙利亚的族群冲突，而让分裂状态变得更加复杂：代表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政权以伊朗、俄罗斯为靠山；东北的库尔德武装成了美国代理人；西南的德鲁兹人则与以色列眉来眼去。

基本上，这个结构既贯穿内战本身，又持续到了今日，导致叙利亚看上去已经走过内战，实际上却没有真正走出内战。

首先是从云端跌落谷底的阿拉维派。在伊朗与俄罗斯的共同支持下，代表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政权苟延残喘多年，却还是毁于两国的各自分身乏术：伊朗“抵抗轴心”被这轮以巴冲突重创、俄罗斯则深陷乌克兰战场。而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也意味阿拉维派苦难岁月的到来，逊尼派摩拳擦掌要为哈马大屠杀复仇，过去受到阿萨德政权压迫的各方，也都把气出在阿拉维派身上，两股脉络共同交织，导致了针对阿拉维派的宗派仇杀，以及3月以来的“沿海安全行动”。各种场景情节似曾相识，宛如阿拉维派版的“哈马大屠杀”，只是死伤规模小于当年。

而一连串冲突也暴露了两个政治现实。第一，叙利亚临时政府目前所能进行的国家建构也相当有限，沙拉本人或许没有授意部下屠杀阿拉维派，却也明显控制不了基层士兵的各行其是；第二，大国介入的底色并未完全淡去，亲阿萨德武装在过程中还是与黎巴嫩真主党有所联系，伊朗也公开批评叙利亚临时政府的屠杀，德黑兰显然想要恢复在叙利亚的补给线与地理通道，维系“抵抗轴心”的地缘能量，而阿拉维派就是最好代理人。

时至今日，临时政府虽然宣布骚乱结束，亲阿萨德武装却仍在叙利亚西部活动，没有解除武装、更没有谈判整合的迹象。当然，这些武装看起来没有颠覆政权的能量，但临时政府军似乎也没有彻底清剿的能力。

3月7日，一支军事车队前往拉塔基亚，参加在阿勒颇与前总统阿萨德有关的武装分子战斗。 Reuters

再来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库尔德武装SDF。基本上内战爆发以来，东北的库尔德人武装割据，就是美国介入的直接结果，土耳其也因此有了“切断库尔德人联系”这个入侵叙北的现实借口。而美国的考量其实与伊朗类似：要培养自己的代理势力，尤其是在准备撤出中东、转向印太的战略背景下；而库尔德人苦阿萨德政权已久，如今能争取形同独立的自治地位，当然也乐于接受美国的橄榄枝。

这种离心倾向一直延续到了叙利亚变天。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垮台后，SDF虽在美国调解下与亲土耳其武装达成停火协议，也未公开反抗临时政府军，其基层士兵却还是不断与双方爆发小规模冲突，SDF更明显不愿成为“叙利亚人”，所以并未参加最初整合反对派武装的协议谈判。现在之所以愿与临时政府签署协议，当然还是出于美国的强烈要求，只是协议本身只有方向没有细节，最终到底能让库尔德武装与中央整合到什么程度，恐怕就像临时政府对阿拉维派的安全保障，都是结果说话的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库尔德武装经历多年内战淬炼，提升的不只有战斗能力、还有自治倾向，如果临时政府没有祭出更强力施压，光凭一纸协议、美国协调，就要库尔德人解除武装、重返阿萨德时代状态，恐怕不太容易。

接着是立场暧昧的叙利亚南部德鲁兹人。从地理分布来看，德鲁兹人与库尔德人处境类似，都是散居中东四国的跨界民族，最多聚居在叙利亚，接着依序是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因此早在内战爆发时，叙利亚德鲁兹人就选择接受“以色列德鲁兹兄弟”的军援，提高自己与逊尼派武装的对峙底气，部分德鲁兹高层甚至一度受以色列庇护。而以方的考量也是相当明显：只要帮助相对亲以的德鲁兹人建国或实质自治，就能在叙以之间形成缓冲带，有助以色列维护国家安全。

当然，从后续发展来看，内战并没有让以色列实现目标，但阿萨德的垮台显然又让以色列看到希望，所以趁乱直接发动了入侵，既要对叙利亚南部三省“去军事化”，也尝试再与德鲁兹人创建关系。而德鲁兹人的公开立场当然是谴责以色列占领，实际互动却又不是如此：德鲁兹人收下了以军送来的人道援助，且还同意100位德鲁兹高层在以色列安排下参访戈兰高地。接下来，以色列还将开放叙利亚德鲁兹人的工作许可，后者同样没有拒绝。

显然，德鲁兹人正在成为以色列的名目与扶持对象：如果成功让叙以边境的德鲁兹人自治，以色列就多了一道安全屏障；而如果德鲁兹人与叙利亚临时政府军爆发冲突，以色列就更有借口驻军叙利亚南部，因为要“保护我们的德鲁兹兄弟”，事实上这已逐渐成为以色列现在的宣传风向。

整体来说，不论是阿拉维派、库尔德人或德鲁兹人，面对临时政府的统合支配，都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抗拒：出身阿拉维派的亲阿萨德武装拒不妥协，并且寻求伊朗支援；库尔德人虽然同意签署协议，却还想维持自治空间；德鲁兹人虽然没有严厉拒绝临时政府，却也同样没有抗拒以色列。

2024年12月1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赴叙利亚缓冲区内的内战略要地黑门山视察及听取军事简报。 FB@Government Press Office

而这种支配与抗拒的拉扯，显然不是政体的改换可以解决。因为政治实体与国家社会要能建立秩序，关键还是被治理者要对所属群体产生认同，进而服从治理者的支配。当然凝聚认同的方式软硬皆有，但核心原则还是完善治理；正如外界要拆解一个国家的内部团结，方法同样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利诱拉拢，历史上的帝国解体、改朝换代，案例已经多不胜数。

无论如何，一旦脱离“有归属才能支配”的前提，不论国家是专制或民主，都可能因为小小的内部裂痕，而逐渐走向内部秩序的部落化，叙利亚内战是典型案例，欧美近来的极右崛起、文化战争当然也是一个剖面：执政的进步派精英既无法挽救经济的失落危机，也没能弥合围绕身分政治的内部分歧，导致越来越多选民流向了“极右派强人”。

其实即便是阿萨德已经跨台的当前叙利亚，也依旧深陷治理失能、统合未成的泥淖，总统沙拉签署宪法宣言当天，以色列甚至还空袭了大马士革。这种内有割据、外有强敌的状态，不论政体最终走向专制或民主，凝聚认同都是相当艰巨的挑战。

当然，把“阿拉伯之春”视作“民主化”，原本就是种粗暴的失真简化，因为即便忽略欧美的域外介入，光是推动“阿拉伯之春”的本土势力，就不只有渴望自由民主的一般民众，更有希望攫取权力的其他参与者，例如叙利亚的非阿拉维派武装与库尔德人、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与反穆巴拉克派系、利比亚的卡扎菲敌对部落。换句话说，“阿拉伯之春”的本质还是改朝换代，而无关傲慢传教视野下的启蒙与进化。

回顾叙利亚的分裂本身，其病根早在独立前就已种下，再加上内战后的大国介入，短期内似乎也难寻解方。此前不少声音认为，推倒阿萨德这个独裁政权，叙利亚未来就能走向民主、迎来自由的喜悦与繁荣，其实从当前局势来看，这恐怕还是过度乐观的想象。

毕竟从独立以来，叙利亚的深刻命题就不是民主或独裁，而是各方对于这块彼此共生的家园，始终缺乏了共同的国家愿景，也没有统一的身分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