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龙：叙利亚教派武装仇杀，或成新一轮暴力冲突的起点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玉龙】

当地时间2025年3月10日，叙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哈桑·阿卜杜勒·加尼发布公开声明，宣布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沿海省份拉塔基亚省、塔尔图斯省镇压阿萨德前政权残余势力的军事行动结束。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此前表示，3月7日以来，叙利亚沿海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导致973名平民死亡。在此次军事行动期间，231名政府军或安全部队成员死亡，250名前政权支持者武装成员被杀。3月6日以来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总死亡人数超过1450人。

此次动乱事件平息后，叙利亚过渡时期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即朱拉尼）宣布将对动乱平息过程中发生的教派仇杀事件进行调查，组建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评估相关事态，追究相关责任，维护西部海岸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

叙利亚过渡政府武装前往西部沿海地区

叙利亚沿海省份动乱主要由前政权武装支持者与以“沙姆解放组织”（HTS）武装为核心的叙过渡政府军队、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引起，后扩大为针对阿拉维派平民的大规模教派仇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在前政权垮台后，叙过渡政府安全部队一直在沿海省份搜捕前政权武装分子，导致双方矛盾急剧上升。近期，叙前政权准将吉亚斯·达拉宣布成立“解放叙利亚军事委员会”，前政权共和国卫队指挥官米克达德·法蒂哈利用其组织的武装力量“海岸盾牌”，抵抗新政权安全部队的抓捕行动，这些武装组织作为反抗新政权的抵抗力量，主要由前政权的强硬派支持者、军队、警察等人员组成。

在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与阿萨德前政权残余武装人员军事冲突期间，叙沿海地区阿拉维派聚居区发生大规模有组织性的教派仇杀事件，这是叙利亚数十年来不断累积的教派主义问题总爆发，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矛盾。

首先，叙利亚教派主义问题在政治、社会、宗教等因素影响下不断累积，导致逊尼派与阿拉维派之间存在显著的教派鸿沟、隔阂。

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是叙利亚国内仅次于逊尼派的第二大伊斯兰教教派。历史上的阿拉维派又被称为“努赛里派”，起源可追溯至一千年前拜占庭帝国统治叙利亚时期。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早期，阿拉维派处于叙利亚社会的边缘。

近代以来，阿拉维派逐渐打破了自我封闭的状态，在现代叙利亚历史发展进程中，阿拉维派精英阶层和军人集团发挥着关键性政治作用。在阿萨德前政权统治时期（1970—2024年），阿拉维派政治家、军人集团在叙利亚国家政治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导致该政权被外界贴上“阿拉维派政府”的教派主义标签。

长期以来，阿拉维派被部分叙利亚逊尼派伊斯兰主义派别污名化攻击，甚至被许多伊斯兰激进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视为“异端”，加剧了叙利亚社会教派仇恨情绪。

其次，阿拉维派是叙利亚内战重要受害者，战争对阿拉维派社区造成严重伤害，但教派主义话语、宣传将其塑造为阿萨德前政权的身份形象与“支持者”，助长了针对阿拉维派的教派仇恨与极端情绪。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教派冲突随之产生，阿拉维派、基督徒等宗教少数派遭到极端反对派的残酷袭击。霍姆斯、伊德利卜、大马士革等城市爆发逊尼派对阿拉维派和基督徒的暴力行为，许多阿拉维派平民被迫逃离故土，教派冲突在叙利亚各地频频发生。

叙利亚平民悼念死难者

在那一轮内战期间，阿拉维派平民由于战火波及和教派仇杀深受其害，死亡人口和难民比例居高不下。“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等极端组织将阿拉维派视为前政权天然同盟，把其教派信仰特征认定为“异端”，阿拉维派平民极易受到极端分子的攻击和伤害。

事实上，阿拉维派既不是阿萨德前政权的天然同盟者、支持者，也不是针对其他教派实施仇杀活动的施动者，而是长期战乱的重要受害者。在阿拉维派社区内部，既有前政权的支持者，也有大量中立派以及反对派。

在前政权垮台过程中，阿拉维派聚居区并没有出现有组织抵抗力量，而是和平接受了叙利亚发生的政权更迭事件。

此次发生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省份的大规模动乱以及教派仇杀事件，充分表明了当前叙利亚政局不稳、安全失序的现实。在数天有组织的教派仇杀事件集中爆发期，数以千计的阿拉维派平民越境逃入黎巴嫩北部，还有数量众多平民逃亡至俄罗斯驻叙利亚军事基地寻求安全庇护。这反映了当前叙利亚沿海地区阿拉维派社区内部的恐慌情绪，有组织教派仇杀引发宗教少数派的心理恐惧。

当前叙利亚出现的社会动乱，证明了军事安全派系重组不力可能会进一步阻碍叙过渡政府的重建。

第一，叙过渡政府缺乏足够的政权掌控能力，难以约束其名义统辖的若干武装派系，特别是来自中亚—高加索等地区的外籍民兵武装。

此次叙沿海省份的教派仇杀，集中发生在阿拉维派聚居区，但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过渡政府没有在事件爆发初期制止教派仇杀的蔓延和扩散，说明叙过渡政府国防部以及军事安全总局不能有效约束其名义统辖的下属武装力量以及安全部队。

由于“沙姆解放武装”以及合作的同盟武装派系众多，这些武装派系在短期内难以完成有效整合。叙国防部及军事安全总局作为最高军事与安全机构，不能有效通过权力程序约束这些武装人员，可见该政权的军事安全派系内部整合流于表面。

大量人员死于仇杀 微博@沙姆雄狮

第二，叙过渡政府内部激进派、极端派与温和派之间分歧可能会扩大，引起军事安全派系内讧。

从此次教派仇杀事件过程来看，有许多外籍武装人员参与其中，包括乌孜别克族、车臣族等武装人员。这说明叙过渡政府对外籍武装人员缺乏有效管束，这些人员可能会成为加剧叙利亚国内教派冲突、武装混战的重要安全风险。

同时，这些外籍武装人员大多有危险的宗教极端思想背景，有可能会对叙利亚构成宗教极端化的消极影响。如果叙过渡政府不能有效约束其下辖的外籍武装派系激进人员，叙军事安全部门内部也可能会发生内讧，激进派、极端派与温和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将逐渐扩大。

第三，教派主义问题安全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叙利亚社会撕裂，助长教派暴力冲突，形成暴力仇杀循环。

数十年以来在叙利亚社会存在的教派隔阂、教派矛盾不断累积，阿拉维派被标签化为前政权的具象化代理人，使叙利亚社会一部分激进派、极端派形成固化的二元思维，将阿拉维派作为抽象、对立的敌对群体。教派主义话语、标签、身份以及仇恨宣传，导致叙利亚社会的高度对立。

此外，上述提及的“沙姆解放武装”下辖的部分外籍“圣战”武装分子，在叙西北部地区有侵犯人权、处决平民的不良历史记录，他们大多具有宗教极端思想背景，对什叶派等少数教派持有敌对心理。如果叙过渡政府不能有效约束其教派仇杀行为，叙国内很可能会出现流血冲突的暴力循环。

第四，阿萨德前政权的武装残余势力仍试图顽抗，截至目前，叙境内已出现多个武装抵抗现政府的派系，如前文述及的“海岸盾牌”“解放叙利亚军事委员会”等前政权军队残余力量。此外，部分前政权武装力量还试图在代尔祖尔等地区重组，发动针对过渡政府的军事袭击。

第五，“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很可能利用叙利亚国内出现的安全真空或混乱局面“卷土重来”，其威胁性不容忽视。对叙过渡政府的安全秩序而言，“伊斯兰国”叙利亚分支以及“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具有一定危险性，很可能在叙中东部卷土重来，实施独狼袭击或发布大规模恐袭。

当前，叙利亚正处于政治过渡与国家重建的关键阶段，这次仇杀事件为其政治、安全重建与治理前景蒙上了一层深深的阴影。

首先，叙利亚全国对话会议及其政治过渡进程没有体现出外界预期的代表性、包容性的团结合作精神。

2月25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召开的全国对话会议，被外界期待为一次具有包容性、代表性的团结合作与民族和解的政治过渡进程大会。但这次会议的成果仅具有建议性质，既不会直接作用于叙利亚过渡进程，也不能影响到艾哈迈德·沙拉政府的政治决策。

从代表性来看，会议仅接受个人为代表参会，叙利亚各个政党、社会组织、少数族群或教派不能以特定群体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从包容性来看，此次会议缺乏对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等少数群体的集体权利保障，库尔德族没有获得参会邀请，被排除在全国对话会议进程之外。

其次，叙利亚政治、军事格局日益显现出破碎化的分裂现状，叙过渡政府缺乏国家整合、实施安全重建的能力。在“沙姆解放武装”上台执政三个月以来，叙利亚政治、军事格局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

其一，叙过渡政府实际上只能控制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哈马以及拉塔基亚等中西部地区。这种领土有限控制处于脆弱的安全环境下，叙过渡政府内部武装派系众多，国防部难以有效整合，特别是一些具有宗教极端思想背景的武装派系，属于“沙姆解放武装”的外围同盟派系，过渡政府难以制约其破坏性行为，这些派系大多与“叙利亚国民军”等军阀武装有关。

其二，叙利亚北部的部分地区仍处于“叙利亚国民军”控制下，该武装派别是土耳其的武装代理人组织。“叙利亚国民军”虽表面上与叙过渡政府合并，军事上统一于叙国防部，但事实上仍自行其是，听命于土耳其或军阀头目，是具有相当大独立性的地方军阀派系。叙过渡政府难以有效驾驭该伞状武装派别。

目前，“叙利亚国民军”仍与“叙利亚民主力量”对峙在叙北部蒂什林大坝等区域，由于该武装派别作战能力有限，所谓的“自由黎明行动”已陷入军事僵局。

库尔德人与朱拉尼签署协议一事似乎超出土耳其预料

其三，叙利亚东部、东北部掌控在“叙利亚民主力量”手中，库尔德武装力量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维持着事实上的自治地位。3月10日，艾哈迈德·沙拉宣布与“叙利亚民主力量”总司令马兹卢姆·阿卜迪达成协议，库尔德武装下辖的相关机构将与叙利亚政府逐步实现合并，合并工作将在年底前完成。

目前来看，双方已达成关于行政和军事等领域的共识，同意将该国东北部民事和军事机构整合到叙利亚国家机构框架，包括边境口岸、机场和油气田。但是，对这份整合协议应予以辩证看待。

一方面，叙过渡政府与库尔德武装对于边境管控、安全、机场、能源等领域的整合并无根本分歧，这些领域完成国家化将较为顺利。另一方面，叙过渡政府与库尔德武装之间谈判的关键分歧是库尔德武装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问题，虽然该协议规定库尔德武装将被纳入国家机构，但其整合方式、整合前景依然面临复杂的不确定性。

如果叙过渡政府要求库尔德武装解散其指挥系统与编制结构，化整为零并入叙国防部，这一要求不会得到阿卜迪等库尔德武装领导层同意。因此，预计叙库尔德武装将保持相对独立地位，以叙国防部名义统辖作为整体方式，并入叙国家军队序列。

此外，对于叙库尔德武装控制下的“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政府”的前景地位问题，预计叙过渡政府与库尔德武装会达成共识，将其纳入叙利亚国家行政系统，但给予叙库尔德民族相对自主的半自治行政地位，维持现有的行政、司法等治理能力。

其四，叙利亚南部地区形势更为复杂，包括德鲁兹民兵武装在内的若干独立军事派别，其中部分派别拒绝听从叙过渡政府指挥。在以色列军事干预政策影响下，叙南部地区可能会成为受以色列间接控制的非军事区。

联合国派遣调查人员前往叙利亚

目前，叙南部地区苏韦达省部分德鲁兹派别以及民兵武装，如“苏韦达军事委员会”等派别，可能意在倚重以色列实现地方自治，维持其现有地位，同时可能会支持以色列的非军事区政策，加强与以色列的秘密合作。

再次，自叙利亚变局以来，域内外大国在叙的地缘博弈进入新阶段，形成土耳其、以色列、美国和俄罗斯四方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叙利亚过渡政府缺乏内政外交的自主性。

新一轮调整变动主要体现在：伊朗丧失影响叙利亚问题的主要政策工具，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被削弱，土耳其、以色列的干预力度以及实际影响力显著上升，美国采取模糊化政策立场。

一，土耳其和以色列对叙利亚问题的干预力度大幅上升，成为叙地缘博弈的两大主要力量。土耳其主要采取与叙过渡政府的全面合作政策，强化对新政权的外交、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影响。

以色列则主要依靠军事威慑手段，在叙南部试图构建非军事区，通过军事高压政策向叙过渡政府释放强硬信号，力图使叙利亚保持四分五裂的政治现状，削弱新政权的国家能力。

内塔尼亚胡政府认为叙过渡政府对其构成重大安全威胁，延续了去年底以来的军事防范政策，持续强化在叙南部地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提出明确战略，要求对叙利亚南部实施非军事化，严禁叙过渡政府军事力量部署在叙南部若干省份。这一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以色列对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政策已基本明晰。

其二，俄罗斯力图采取务实接触政策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建立合作关系。俄方意在保留其在叙利亚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塔尔图斯军港，以维系自己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抗衡土耳其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势力范围。

大量叙利亚人躲入俄罗斯空军基地避难

俄叙双方具有相互利用的务实合作基础与需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地位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但短期内叙过渡政府不会贸然采取驱俄、反俄政策，这将为俄罗斯推行对叙务实合作政策提供不小的空间。随着俄方在叙的地缘影响力逐步恢复稳定，大国博弈态势将趋于平衡，土耳其将受俄、以、美的多方制衡。

其三，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叙利亚采取模糊化政策立场，静观事态发展走向。一方面，美国对叙利亚采取部分制裁豁免权限，但没有取消全面制裁的意图，观察叙过渡政府的内政外交走向。另一方面，美国继续维持在叙东北部地区的军事基地，维护库尔德武装的事实自治地位，美国从叙撤军问题悬而未定。

总体来看，特朗普政府没有将叙利亚问题作为其中东外交的优先事项，加沙问题和伊朗核问题是其当前的主要关注点。美国务卿鲁比奥对此次叙利亚教派仇杀事件发表公开批评，但美方并未采取实质性举动。

总之，叙利亚国家重建面临着多重困局，经济重建举步维艰，安全重建挑战众多，社会重建面临教派主义、族际关系等多方面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看，多方力量地缘博弈将约束叙过渡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选择，艾哈迈德·沙拉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下，将被迫采取谨慎、平衡的国家治理手段维持内外平衡。此次沿海地区教派仇杀事件，可能是叙利亚社会暴力循环的开始，但远非冲突流血事件的终点，叙利亚政治格局破碎化以及安全环境高风险化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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