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赫德森：特朗普试图撕毁现有的国际经贸联系，是基于自己的一个假设

【文/ 迈克尔·赫德森，翻译/ 唐晓甫】

1940年代，平·克劳斯贝和鲍勃·霍普主演了始于1940年的《新加坡之路》的系列电影。剧情通常很相似，平和鲍勃这两个能言善辩的骗子或歌舞搭档，总是会陷入某个国家的困境，平通过将鲍勃卖为奴隶（例如1942年在摩洛哥，平承诺将鲍勃买回来），或将他送去参与某种异教仪式的牺牲等方式摆脱困境。鲍勃总是同意这个计划，而结局总是典型的好莱坞式大团圆，他们一起逃脱——而平总是赢得女孩的青睐。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类似的外交闹剧，美国和德国（代表整个欧洲）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节。我们可以称之为“通往混乱之路”。美国通过摧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出卖了德国，而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像鲍勃·霍普一样的倒霉角色）也跟着一起行动。

北溪管道被炸

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则扮演着好莱坞电影《新加坡之路》中多萝西·拉莫尔的角色（在好莱坞电影中扮演平赢得的女生角色），要求整个欧洲将其北约的军事开支从拜登要求的2%提高到特朗普的5%。更糟糕的是，欧洲还在对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实施制裁，迫使欧洲将自己的领先产业搬迁到美国。

因此，与电影不同的是，这个故事不会以美国赶来拯救轻信的德国而告终。相反，德国和整个欧洲将成为我们为拯救美帝国而进行的绝望且徒劳的努力中的祭品。德国可能不会立刻像乌克兰一样出现移民和人口萎缩，但其工业的衰退已经开始。

特朗普在1月23日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我给全世界每一个企业的信息非常简单：来美国制造你的产品，我们会给你世界上最低的税率之一。”但如果它们继续在国内或其他国家生产，特朗普威胁要对这些国家的产品征收20%的关税。

对德国来说，这意味着（在我看来）：“抱歉你们的能源价格已经翻了四倍。来美国吧，这里的能源价格几乎和北溪管道被你们选出的领导人切断之前，你们从俄罗斯买的价格一样低。”

但核心问题是，有多少国家会像德国一样默默承受特朗普改变基于美国规则的秩序这一游戏规则。什么时候，全球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秩序？

即将到来的混乱是否会有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局？答案是否定的，关键在于特朗普威胁征收关税和贸易制裁的收支平衡效应。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经济顾问，都不明白他们的政策通过大幅破坏全球的收支平衡和汇率，正在造成何种损害，这将使得金融体系破裂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收支平衡和汇率对特朗普关税侵略政策的约束

特朗普最初威胁的两个国家是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伙伴：墨西哥和加拿大。特朗普威胁称：如果墨、加不遵守他的政策要求，美国将对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加征20%的关税。

他在两方面对墨西哥进行了威胁，首先是移民政策，旨在遣返非法移民，并允许墨西哥季节性劳工在农业及家庭服务领域获得短期工作许可。

他曾提议将拉丁美洲的移民潮驱逐到墨西哥，理由是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墨西哥边境沿里奥格兰德河进入美国。但考虑到墨西哥南部没有边境墙阻止从南方来的非法移民，这样的驱逐行动将对墨西哥施加巨大的社会福利负担。

此外，这会对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在美国寻求工作机会的公民，设置巨大的国际收支成本。传统上，这些国家的公民前往美国打工然后汇款回国，是这些国家的一个主要外汇收入来源。驱逐移民将使这些国家失去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而正是该收入来源一直支撑着这些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

对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征收20%的关税或设置其他贸易壁垒，将对这些国家的汇率造成致命打击，因为这将减少他们的对美出口。自卡特总统以来，美国就提倡各国加强对美出口，以实现利用墨西哥劳工来降低美国工资成本，推动了美国就业外包的政策。

比尔·克林顿推动实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美墨边境的南侧出现了一长串装配工厂。这些工厂利用廉价的墨西哥劳动力，在美国公司设立的装配线上工作，从而节省劳动力成本。如果征收关税，墨西哥将突然失去用来支撑比索所需要的美元，而这些比索本应被用于支付这些劳动力工资，同时贸易壁垒也会提高这些美国母公司的成本。

特朗普的这两项政策将导致墨西哥的美元收入骤减。这也将迫使墨西哥做出选择：如果它被动接受这些条款，比索的汇率贬值，进口（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在墨西哥比索方面变得更加昂贵，并推动国内通货膨胀的大幅上升。

或者墨西哥可以把自身经济放在首位，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造成的贸易和支付中断，迫使它无法按时支付对债券持有人的美元债务。

墨西哥比索

1982年，墨西哥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Tesobono”债券违约，引发了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特朗普的行为看起来像是正在强行让这一局面重演。如果是这样，墨西哥可能选择暂停支付其美元债券。

这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许多其他拉丁美洲和全球南方国家也面临类似的国际贸易和支付平衡方面的压力。由于美联储提高利率以吸引来自欧洲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资金，美元兑这些国家货币的汇率已经飙升。美元升值意味着用美元计价的石油和原材料的进口价格上涨。

加拿大面临类似的收支平衡压力。与北墨西哥边境线上的装配厂类似，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工厂位于温莎，隔着底特律河与美国相望。在1970年代，两国达成了《汽车协定》，这份协议对两国联合生产美国汽车和卡车的装配厂的业务进行了分配。

当然，“达成协议”一词可能不是最合适的描述。我当时在渥太华，了解到加拿大政府官员对在汽车协议中处于劣势感到非常不满。但这一协议在50年后的今天仍然作为加拿大贸易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同时也是已经对美元走弱的加元汇率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拿大不同于墨西哥。让加拿大暂停支付其美元债务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由其银行和金融利益主导。但其政治后果将贯穿于整个加拿大政治，因此发酵的反美情绪（加拿大一直潜藏着这种情绪）应该会结束特朗普让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的幻想。

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隐性道德基础

特朗普的关税和贸易威胁背后存在一个基本的虚幻道德原则，这一原则为合理化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单极主导地位提供广泛叙事基础。这个原则是：互惠将有利于分配利益和经济增长。在美国的语境中，这一原则与民主价值观，以及它精心准备的推销自由市场许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下会有自稳定机制的言辞紧密相连。

在1920年代末凯恩斯那场重要辩论中，互惠和稳定原则是其论点的核心。当时，美国坚持要求其欧洲战时盟友支付沉重债务，以偿还它们在美国正式参与一战前购买美国武器的款项。

盟国同意通过向德国征收战争赔款来支付，试图将费用转嫁给战败国德国。但美国对欧洲盟友的要求，以及他们对德国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的承担能力。

1929年6月7日各国代表在巴黎乔治五世酒店签署杨格计划

凯恩斯解释称，根本问题在于，美国因为德国货币贬值而提高了对德国的关税，然后又对世界其他国家实施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这使得德国无法赚取硬通货来支付盟国的款项，导致盟国无法支付给美国。

凯恩斯指出，要使国际偿债金融体系发运行，债权国有责任为债务国提供通过出口赚取外汇以筹集资金的机会。否则，债务国将面临货币崩溃和严重货币紧缩。这一基本原则应该是任何旨在通过制衡机制防止类似的国际经济组织崩溃的核心。

凯恩斯的反对者——如法国的反德货币主义者雅克·吕夫和新古典主义贸易倡导者贝尔蒂尔·奥林——重复了大卫·李嘉图1809-1810年在英国黄金委员会（Britain’s Bullion Committee）前作证时提出的论点。他声称，支付外国债务会自动在国际支付中创造平衡。这种垃圾经济学理论为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模式提供了逻辑基础。

根据这种理论的幻想，偿还债务会使债务国的价格和工资下降，这将降低其对外国出口的成本并推动出口增加。并且他们相信，被偿还的债务将在债权国被货币化，并使其产品的国内价格上升（根据货币数量理论），从而减少其出口。

这一价格变化会一直持续到负债国货币外流和紧缩足以使得出口支撑其对外国债务拥有者支付债务，达成新的平衡。

然而，美国并没有允许外国进口商与本国生产商竞争。对于债务国而言，货币紧缩并不会带来更具竞争力的出口生产，而是会导致经济破坏和混乱。

李嘉图的模型和美国的新古典理论无非是实施强硬债权政策的借口。结构性调整或紧缩政策已经对采取这些政策的经济体和政府造成了灾难性影响。紧缩政策无疑降低了生产力和产出。

1944年，当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试图抵制美国提出的外国贸易和货币从属（美元本位制度）的要求时，他提出了一种超主权货币“班科尔”（Bancor），及其配套的多边清算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要求长期作为债权国的国家（即美国）失去对债务国（如英国当时即将成为这一角色）所积累的金融债权。

这是为了防止国际金融秩序在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过于极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债权人必须保证债务国能够偿还债务，否则就会失去其金融债权。

凯恩斯还强调，如果债权人希望得到偿还，他们必须从债务国进口商品，让他们赚取利润以偿还债务。

这是一项深刻的、有道德的政策，且具备更多的经济合理性。它将使双方共同繁荣，而不是只让债权国繁荣。如果债务国则陷入紧缩，它将无法通过提高社会支出和生活水平来投资、实现现代化并发展其经济。

凯恩斯

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正在违反这一原则。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像凯恩斯提出的班科尔（Bancor）那样的国际收支安排，却有单极外交政策下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严酷现实。

如果墨西哥想要拯救自己的经济，避免陷入紧缩、价格通胀、失业和社会混乱，它将不得不暂停支付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它们就拥有道德立场，创造出一个现实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叙事，阐明任何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运作都是体系运行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因此，当前的形势迫使世界摆脱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秩序。由于特朗普通过关税和贸易制裁阻止进口，美元的汇率将在短期内飙升。

这一汇率转变将压迫那些欠美元债务的外国，它们能采用的方法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将面临的压力相同——为了保护自己，必须暂停美元债务服务。

应对当今债务积压时候产生这种反应，并非因为它们是“恶性债务”，而是因为这些债务超越了对许多债务及其偿还条件的批评，即这些债务及其偿还条款最初并不符合那些被迫承担这些债务的国家的利益。这超越了对贷款人应当对评估债务人偿还能力负责的批评——如果贷款人未能对借款行为进行评估，便应承担相应的财务损失。

世界上美元债务过剩的政治问题在于，美国正在以一种阻碍债务国赚取足够资金以偿还以美元计价的外债的方式行事。因此，美国的政策对所有以美元计价的债权人构成了威胁，因为这些债务在不破坏本国经济的情况下几乎无法偿还。

美国假设其他国家不会对其经济侵略政策做出反应

特朗普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还是说他那些动荡的政策仅仅是在给其他国家带来附带损害？

我认为，实际上，美国政策中存在着一个深刻且基本的内在矛盾，这类似于美国在1920年代的外交政策。当特朗普向选民承诺，美国必须在任何国际贸易或金融协议中成为“赢家”时，他实际上是在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特朗普在告诉世界其他国家，它们必须成为“失败者”——并且要愉快地接受这一事实。作为美国胜利的回报，各国需要接受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以防俄罗斯入侵欧洲，或中国大陆派兵进入台湾地区、日本或其他地方。

而它所对应的幻想是，俄罗斯会从支持欧洲经济垮塌中收获一些东西，或者中国决定在军事而非经济上与美国展开竞争。

这种乌托邦幻想背后有着傲慢的心态。作为世界霸主，美国的外交政策很少考虑到其他国家会如何回应，其傲慢的本质就是简单地假设其他国家会被动服从美国的行为，且不会有任何反对。这一假设对于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或其他那些拥有类似美国代理政治家的国家来说，是现实可行的。

然而，今天发生的情况当年发生的情况具有相似的系统性特征。1931年，德国赔款以及盟国之间的债务偿还终于结束。但那是在1929年股市崩盘和更早的德国、法国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两年之后。

类似地，1980年代末拉丁美洲的债务通过布雷迪债券得以减免。在这两种情况中，国际金融成了导致体系整体性政治和军事崩溃的关键因素，因为世界经济已变得自我毁灭性地金融化。类似的情况今天似乎不可避免。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都涉及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

美国国内政治同样不稳定。特朗普使用“美国优先”政治剧本使他当选，但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其运行哲学的矛盾与政策后果，他的团队被替换。

他的关税政策将加剧美国的价格通胀，并且更致命的是，会在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中引发混乱。供应链将遭到破坏，导致美国的飞机、信息技术等出口中断。而其他国家将发现自己有必要使其经济不再依赖美国的出口或美元信用。

也许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短期内，美国的政策正迫使其他国家发展一套基于新地缘政治秩序的供应链、贸易模式和依赖关系以取代之前的关系。

特朗普试图撕毁现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联系及互惠关系。而他所做的一切都基于一个假设：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美国将最终胜出。

这种自信是他愿意撕毁今天地缘政治互联互通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美国经济就像一个黑洞，是一个能够将世界所有资金和经济盈余吸引到美国的引力中心。这正是“美国优先”的明确目标。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计划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宣战”的原因。

特朗普&马斯克

美国外交倡导的经济秩序不再承诺会让其他国家繁荣。特朗普希望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收益将流向并集中在美国。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特朗普方面。他仅仅是在遵循自1945年以来美国政策中就已形成的但是被隐藏的部分道路。

美国自认为是全球唯一能够彻底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它可以自己生产能源，也可以自己满足自身食物需求，并向其他国家供应这些基本需求，或者有能力关闭供给阀门。

最重要的是，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金融约束的经济体。美国的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价，并且它没有限制，可以通过向世界大量投放过剩美元来超支，这些美元被其他国家接受作为外汇储备，仿佛美元依然像黄金一样可靠。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假设：几乎按下开关一样，美国可以恢复1945年那时的工业自给自足的状态。美国就像是田纳西·威廉斯《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杜波依斯，活在过去，却无法很好地衰老。

美帝国自利的自由主义叙事

要让其他国家默许并接受帝国在其中和平生活，需要一个安抚性的叙事，描绘出帝国推动着所有人向前发展的景象。其目的是分散其他国家对一个事实上的剥削性制度的反抗。最初是英国，随后是美国，推广了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的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使他们在成本上占据优势，进而将其他国家变成了他们商业和金融的卫星国。  

特朗普揭开了这一意识形态的面纱。部分原因是美国与北约的外交政策，其对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战争，以及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制裁，已经让这一叙事无法维持下去。  

它那用于控制局势的叙事已经被所有人看破，现在如果其他国家不拒绝这一体系，那简直是疯狂的。 问题是，这些国家将如何把自己置于能够创造替代性世界秩序的位置？它可能沿着什么轨道发展？  

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别无选择，只能独立行动。加拿大可能会屈服，让其汇率下跌，国内物价上涨，因为其进口商品以“硬通货”美元计价。  

但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与墨西哥类似的国际收支压力。除非它们像阿根廷那样拥有精英客户——阿根廷的精英本身就是阿根廷美元债券的主要持有者——否则，它们的政治领导人将不得不停止偿还债务，否则将面临国内紧缩（本国经济的通货紧缩），同时，由于汇率在美国美元不断升值的压力下崩溃，进口物价将出现通货膨胀。它们将不得不暂停债务支付，否则将被选民赶下台。

阿根廷此前经历了一轮长周期物价上涨

并非许多领导人能够像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那样，有权表示她所属的绿党不必听取德国选民的意见。全球南方的寡头政权可能依赖美国的支持，但在愿意为了忠诚于美国外交政策而毫无底线地自我经济毁灭方面，德国无疑是一个异类。

相比继续屈从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秩序，暂停债务支付的破坏性要小一些。但是阻碍这一政策的因素是政治问题，尤其是中间派对于进行重大政策变革的恐惧，这种变革是避免经济两极化和紧缩政策所必需的。

尽管特朗普的威胁实际上是空洞的，且会受到美国自己捐赠者阶层中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止，但欧洲似乎害怕直接揭穿特朗普的虚张声势。特朗普表示，如果其他北约成员国不同意将其GDP的5%用于军事开支（主要购买美国武器）并购买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LNG），他将对这些国家征收20%关税。

然而，如果欧洲领导人不进行反抗，欧元可能会贬值10%到20%。国内物价将上涨，国家预算不得不削减社会支出计划，比如支持家庭购买更昂贵的天然气或电力以供家庭取暖和用电。

美国新自由主义领导人会欢迎美国对外国政府提出这种阶级战争阶段才会出现的要求，美国的外交活动一直在彻底削弱欧洲及其他国家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政治领导层，选民的需求似乎不再重要。而这一切正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其主流媒体的作用所在。

然而，正在动摇的不仅仅是美国对西方及其势力范围的单极主导地位，全球国际贸易和金融关系的结构，以及全球的军事关系和联盟体系不可避免的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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