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韶山：当美国转身离去，欧洲拿什么重塑独立未来？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翻译/陈佳芮】

3月10日至12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将访问沙特阿拉伯，并与乌克兰官员举行会谈。

这是继2月28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不欢而散后，美乌两国官员的首次正式接触。

在吵翻的这些日子里，特朗普也没闲着，继续塑造舆论，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泽连斯基和欧洲，并以泽连斯基所谓的忘恩负义和拒绝和平为理由，为撤回美国支持寻找借口，明确表示，如果泽连斯基会利用美国支持继续战争，他将不再提供无条件支持。这在大西洋两岸和评论界引发了强烈反应，有人指责这是一场“伏击”，也有人批评泽连斯基缺乏外交手腕。

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纽约时报

美国人想撤了

华盛顿的信号再明确不过：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人去意已决。他们认为俄乌冲突已无胜算，况且还有其他要务在身。美国以大国竞争的视角审视世界，其主要对手是中国。作为代理人，乌克兰正在被放弃，其他附庸国也将被舍弃。深陷欧洲事务只会分散注意力，消耗资源。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只是特朗普及其团队所关注议题的序曲。

美国口口声声说希望乌克兰和平，但在残酷的现实政治中，和平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成功摆脱困境，并确保将责任推给除特朗普政府以外的其他人。拜登因无能受到指责，泽连斯基则被塑造成忘恩负义的替罪羊，浪费了军事援助和资金支持。当试图从乌克兰脱身时，美国对乌克兰最终能否实现和平并不关心，反而敦促欧洲人增强自身实力。

美国的这种运作方式在历史上有迹可循。只需回顾越南和阿富汗的经历，就能清晰勾勒出这种外交政策的轮廓。

反复出现的美国模式

美国在越南、阿富汗的军事介入以及当前乌克兰冲突中，战略失误、误判频发，最终导致其在各地区的雄心破灭。特朗普试图让美国从俄乌冲突中解脱，同时避免承担责任，这与美国在越南和阿富汗的经历如出一辙。这三个案例揭示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美国模式：傲慢自大、军事过度扩张，以及试图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摆脱失败。

· 相似性初现：越南战场的战略失误与责任推诿

越南战争经常被视为美国军事失败的典型案例，是理解之后阿富汗与乌克兰困局的基础。

美国深度介入越南，始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在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任内逐步升级，最终在尼克松总统试图抽身的努力中，美国在越战泥潭越陷越深。尼克松的“荣誉和平”战略旨在将美军撤出越南，同时避免失败的污名。他希望营造一种美国自主离开该地区的叙事，以减轻国内的政治压力。

特朗普处理乌克兰冲突的方式，与尼克松试图在维持美国实力假象的同时希望结束越南战争的愿望，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就像尼克松将越南战争的失败归咎于之前政府的决策，特朗普试图将乌克兰危机的责任推给拜登。特朗普的言论暗示，从最初支持乌克兰主权到目前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的军事介入都是由他人的错误决策造成的。他多次将俄乌冲突描绘成拜登政策导致的失败，并将自己定位为避免局势升级、防止美国卷入与俄罗斯更大冲突的替代方案。

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不愿承认美国在挑起或加剧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1971年公布的《五角大楼文件》揭示了历届政府如何操纵公众对战争的认知，以及他们如何隐瞒美国在越南参与的真实程度。美国对越南军事政策的幻想破灭以及最终的撤军，都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军事和政治损失，而非直面导致溃败的道德和战略失误。特朗普的做法与此如出一辙，他自诩为务实的领导者，能终结冲突，却回避了美国在该地区长期干预的历史及撤军带来的更广泛地缘政治后果。

图为埃尔斯伯格，他于1971年向媒体泄露了《五角大楼文件》路透社

· 相似性再现：阿富汗战场的历史循环

乌克兰局势与美国在阿富汗的经历之间的相似之处，或许更加引人注目。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入侵阿富汗，行动本应该迅速而果断地摧毁基地组织并推翻塔利班政权。然而，就像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且没有明确结局的冲突。美军在阿富汗驻扎近二十年，一边试图建立新政府，一边对抗卷土重来的塔利班。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任务在国内外支持度日渐下滑。

特朗普上任时，接手的是一场已经历多次失败的战争，但他承诺让美军回国。可以说，特朗普处理阿富汗问题的方式保持了其一贯的政治风格。虽然他一开始增兵使冲突升级，但后来通过与塔利班谈判试图脱身，这表明他不愿为战争结果负责。

2021年，拜登总统任内，美国仓促撤军，塔利班迅速接管、重掌政权，阿富汗政府随之土崩瓦解、颜面尽失。这次撤军令拜登政府蒙羞，也暴露了美国在该地区战略的彻底失败。

塔利班士兵抵达喀布尔机场路透社

与此前的总统一样，特朗普试图撇清自己与阿富汗失败的关系，尽管其政府参与了和平谈判，且他本人公开主张迅速撤军。

拜登希望避免因阿富汗和乌克兰的失利而蒙羞，因此提供了足够的军事支持，使冲突延续到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但特朗普将阿富汗最终的崩溃归咎于拜登对撤军的处理不当，把自己塑造成本可以谈判出更好结果的领导者。特朗普的政治策略旨在营造一种叙事，让自己不必为战争的长期影响负责。他只顾撤军，却没有充分正视导致失败的结构性问题，这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战略缺陷如出一辙。

· 特朗普的疏离政策：与乌克兰切割的企图

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言论，尤其是他在战争早期阶段的作用，与他一贯的风格相符：成功揽功，失败甩锅。他曾夸耀自己在任期间向乌克兰提供了“标枪”反坦克导弹，这象征着他与乌克兰的军事准备紧密相连。然而，随着战争对美国利益和西方造成灾难性影响，特朗普的态度变得疏离。他将乌克兰局势描绘为拜登的误判，暗示若他留任，这一问题本可避免。

通过这种方式，特朗普呼应了历届政府的行为，他们都试图推卸对长期的军事纠纷负责。就像尼克松政府寻求从越南脱身却不愿承担全部后果一样，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表态反映出他渴望挽回政治形象，却回避了导致当前危机的道德和战略失误。特朗普希望美国从海外冲突中抽身，同时避免个人或政治责任，这与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战略撤退的诉求是一致的。

在越南、阿富汗和乌克兰这一场场冲突中，美国一直面临着军事过度扩张、目标模糊不清以及无法从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斗争中脱身的问题。特朗普努力与乌克兰的失败划清界限，这反映了美国在以往军事灾难中的一种模式。正如尼克松试图撇清与越南战败的关系，特朗普对阿富汗的态度一样，乌克兰当前的局势同样暴露了美国在煽动冲突后撤退的艰难处境。

想要“荣耀地”接受失败就是如此艰难。

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三场冲突中的经历凸显了干预主义外交政策的复杂性，以及在干预失败后应对政治后果的挑战。这是美国特有的模式，学者莫妮卡·达菲·托夫特和西迪塔·库什在2023年出版的《死于剑下》（Dying by the Sword）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们将美国称为“沉迷于军事干预的国家”。特朗普试图将美国从乌克兰冲突中解脱出来，同时将责任归咎于他人，这只是美国长期军事误判和战略失误历史中的最新一章，这些失误导致了其他国家的生灵涂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美国模式。

欧洲的回应

泽连斯基、斯塔默与马克龙在伦敦举行会晤纽约时报

泽连斯基在白宫受挫的几天后，至少18个欧洲领导人齐聚伦敦，并一致通过了一项“和平协议”提案，其中包含了四个关键点：

·欧洲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

·任何未来的和谈都必须有乌克兰参与，确保其主权和安全；

·欧洲将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以遏制未来俄罗斯的侵略和入侵；

·英国等国将部署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以维护和平，前提是美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baking）”。

这些举措似曾相识，仿佛华盛顿的信号未曾产生任何影响。但没有美国“强有力的支持”，从中期来看，这些措施毫无意义。这正是欧洲反应的核心所在，其实质是延长战争，希望以某种方式改善乌克兰的谈判地位。

败局已定

特朗普深谙如今已是败北之态，这也是他匆忙退出的原因之一。欧洲人似乎决心采取一种爱因斯坦定义为疯狂的战略：重复做同一件事，却期待下一次结果会有所不同。俄乌冲突已成军事灾难，乌克兰败局已定，俄罗斯在现代消耗战中已立于不败之地。包括提供大量硬件、情报支持、训练和战术知识的美国在内，整个西方都已被击败。

针对俄罗斯的经济战反而巩固了俄罗斯的经济，却给欧洲乃至美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破坏。在对俄实施史上最广泛制裁之后，继续如法炮制恐怕难以对俄罗斯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欧洲提议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显然这并未实现扭转或至少遏制局势的目标。欧洲自身难保，其国防工业基础分散，生产能力长期不足。美国的有限产能也将转向其他地方，欧洲无法依赖美国。英国国防部长承认，面对重大冲突，英国军队将在半年内消耗殆尽。

欧洲提出的四点建议实际上是为了延长地面战争的持续时间。这似乎与特朗普公开的目标相悖。至少在言辞上，这使得特朗普在其他欧洲提议面前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特别是关于美国支持欧洲国家直接参战的提议。

但特朗普不会特别在意欧洲的这一提议。战争是否旷日持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不被指责为当前混乱局面的罪魁祸首。特朗普似乎心意已决：美国已将乌克兰视为一次失败的尝试，并将注意力与资源转向他处。特朗普需要尽快脱身，因为美国越深陷其中，就越有可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追究这场混乱的责任。无论如何，特朗普受到国内选举日程的制约，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将再次威胁到他在国会的多数席位。

如果欧洲人执意与俄罗斯对抗，那就随他们去吧。

增强威慑

欧洲人提议提升乌克兰未来的威慑能力，显然，他们的记性不太好。自2014年以来，西方国家花了大量时间将乌克兰武装部队打造成欧洲最大的陆军，但这一切并没有能阻止俄罗斯。事实上，可以说这反而激怒了俄罗斯。谈论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主要威慑机制，只会火上浇油；毕竟，在俄罗斯看来，这是冲突的根源之一。

即使完全认可这样做的威慑潜力，欧洲人也无法兑现这样的“威慑”承诺。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之一是使乌克兰去军事化；最初签署的伊斯坦布尔协议提到，乌克兰国防部队将减少到大约8.5万人，并且导弹系统的射程不超过40公里。当欧洲人谈论在和平协议中增强乌克兰的威慑力时，显然是与现实脱节的。鉴于战场上的局势，俄罗斯没有必要在主要目标上做出让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伊斯坦布尔协议》草案可成为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基础俄罗斯外交部

如果欧洲和乌克兰尚未准备好进行和平谈判，俄罗斯将继续战斗。

外国军队？

欧洲人还提到英国等欧洲国家将部署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并提到了某种维和部队的概念。但这行不通，撇开欧洲人缺乏实际能力不谈，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同意任何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任何符合国际法的维和部队都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而俄罗斯在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其次，欧洲的提议假设了美国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诸如“兜底保护”（bakstop）之类的词已被使用过，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分别试图说服美国人提供所谓“兜底保护”。到目前为止，特朗普都巧妙地回避了。没有美国的保证，欧洲人不太可能将自己的任何部队派往前线。

除非特朗普改变主意，否则无论地面部队由谁指挥、空中战机由谁掌控，都不会有美国支持的安全保障。海格塞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前的聚会上明确表示，欧洲向乌克兰派遣的任何部队都将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打着北约的旗号。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欧洲人想走这条路，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美国都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兜底保护”。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的保护也将不再有效。

欧洲的许多计划根本行不通。

影响与展望

短期影响

短期内，局势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美国急于撤离，二是欧洲希望延长战争，让美国继续深陷乌克兰泥潭，哪怕只是作为“兜底保护”。

美国不太可能改变策略，其首要关注点是中国。至于欧洲最终如何行动，那是欧洲自己的事。若战争继续，美国未必会在意。美国可以宣称自己努力促成和平，但泽连斯基和欧洲尚未准备好。实际上，只要俄罗斯继续深陷战争、消耗资源，那就随它去吧。这种“分工”是否刻意并不重要，效果就是：欧洲牵制俄罗斯，美国则可专注应对中国。

这一切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短期内尤其如此。即便美国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协议，若无欧洲和乌克兰的接受，在实际战场上意义不大。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需与美国、北约及乌克兰达成一致。仅与美国达成协议，而未获北约支持及乌克兰认可，对俄罗斯而言，不足以解决冲突根源。

如果说美国的路径明确、目标清晰，那么欧洲面临的问题则是其提议的行动路线难以奏效。不久的将来，俄罗斯将逐步占领更多乌克兰领土。只有经过更长时期的战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冲突。目前，欧洲的策略只会导致更多流血。这会持续半年、一年、两年，还是说这将变成一场“永久战争”，最后由欧洲买单？

中期展望

特朗普显然希望美国从乌克兰撤出。至于他是否认为美国能在中期完全脱离欧洲，这一点尚不明确。目前，无论特朗普对欧洲和北约多么不屑，只要他们为自己买单，他很可能仍将其视为有用的附庸。无论特朗普在公共场合怎么说，他并不真正关心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他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放弃乌克兰，并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表演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当地时间3月6日，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问题时表示，如果北约国家“不付钱”，美国就“不会防御”。视频截图

欧洲面临的挑战在于，开始构建自身独立的能力的同时，要做足够的事情让特朗普在欧洲无法脱身。他们现在正在尝试这样做，但特朗普对这一目标心知肚明，所以不会轻易被逼入绝境。我们已经看到，他对马克龙和斯塔默的提议态度冷淡。然而，如果不与美国人彻底决裂，欧洲就有可能永远成为附庸，但美国的无条件承诺已经动摇。

欧洲需要为后特朗普时代做好准备。

在某个时刻，欧洲将需要解决俄乌冲突，这意味着尽管心有不甘，也必须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乌克兰也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同时，如果可以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它需要重新规划自身的地缘经济未来，不能再作为跨大西洋权力的边缘地带，而是要成为欧亚经济体系中持久的支柱。

为实现这一目标，欧洲强国需突破三大核心障碍：

1. 俄罗斯是邻国，而美国不是，所以根深蒂固且长期存在的反俄情绪必须得到解决。否则，理智应对这一地理现实将成为难题；

2. 军事现实往往胜过道德上的自我膨胀。战败的苦果必须咽下。这或许不易，但只要看看特朗普，就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

3. 长期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感需要调整，以便欧洲能够应对经济复兴所需的条件。这意味着要正视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并抓住由此带来的机遇。毕竟美国无意强化欧元区；对特朗普而言，欧盟的成立就是为了“坑害”美国。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将继续掠夺欧洲工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成功企业和优秀人才。万斯在慕尼黑会议上的讲话，无疑是对欧洲的一记警告。美国对欧洲商品征收25%的关税，显然意在加速欧洲工业的空心化。

这些重大负担制约着当前的“行动范围”，限制了整个欧洲和欧洲各国的可能性。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国家，至少可以扩大自己的政策选择。而未能克服这些障碍的国家，不仅会深陷消耗巨大的战争泥潭，最终还将耗尽西欧的经济命脉。

后特朗普时代，一个独立的欧洲是可能实现的。但欧洲领导人在伦敦的提案不太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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