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争夺机器人第一城

不久前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两位来自杭州的年轻人成为关注焦点。

一位是深度求索的创始人梁文锋，他和团队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横空出世，颠覆了全世界对AI研发“高投入、长周期”的固有认知，成为2025年现象级的AI产品。另一位是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兴兴。宇树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刚刚在2025年春晚舞台亮相，作为“90后”企业家代表，王兴兴还是受邀发言的六位企业家之一。

如今，DeepSeek带领的全球大模型开源趋势，加速了人形机器人的智能涌现。业内人士预计两三年后，人形机器人将出现“ChatGPT时刻”。走出会场的路上，王兴兴面对媒体镜头坦言：AI驱动机器人进化的速度非常快，超出预期。并预言今年年底前，人形机器人将达到“新量级”。

年轻、前沿、瞄准未来，是杭州这一拨集中涌现的“硬科技”企业的代名词，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这些科创企业正通过强劲的市场表现在细分领域建立全球话语权。

杭州正在攻关人形机器人的“最优本体”和“最强大脑”。目前，杭州拥有机器人相关企业200余家，2023年机器人工业产值达150亿元，集聚了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覆盖机器人零部件生产、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产业链环节。

“对于这类新兴产业，相关政策多一点、起步早一点的城市，便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发展优势。”浙江省工信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宋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国内各大城市纷纷将人形机器人推到战略产业高位、强调创新驱动时，杭州得以先一步“驱动创新”的关键，则是其深入城市肌理的“市场化”基因。

来自云深处的四足机器人“绝影X30”正在-20℃—55℃的工作环境作业。 受访者提供

自下而上的边缘式创新

今年元宵节，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卸下春晚舞台的东北棉袄和花手绢，改扮川剧变脸。趁着持续引发的热度，宇树科技快速在线上平台推出两款人形机器人产品。登上央视舞台的H1机器人售价65万元/台，预计60天交货，元宵节表演的G1机器人更小巧，售价9.9万元/台，预计45天交付。上线即售罄。

这一次，宇树科技抓住了市场风口。

回想四年前第一次上春晚后，宇树科技接到的询价电话数量暴增。大家都在问，“台上卖力表演牛犇犇，台下打工送盒饭”的机器狗多少钱。宇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陈立曾对媒体透露，当时以普通消费者为主，一听要几万元，就没下文了。团队因此惋惜不已，于是像“打了鸡血”一样，用时4个月，研发出了面向消费市场的四足机器人，俗称机器狗，每台售价降到了1.6万元。

“用到行业场景中的四足机器人，考虑到负重和性能，一般越大越好，但结合成本和技术路线问题，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在一定尺寸、重量、成本下，将现有硬件性能‘榨干’。”陈立认为，每一代产品硬件性能的极致呈现，得益于宇树科技一开始就确立的产品全自研线路，而这也极大地节省了供应链成本。

陈立曾举例，当产品全自研时，上游供应商就会从零部件供应商变成材料供应商。以电机为例，产品自研需要的是铜线、磁铁等材料，而不是联系电机厂商，这样自然提高了产品性价比。不断迭代的机器狗持续击穿行业底价，2023年发布的Go2直接将价格杀到了万元以下，成为宇树科技最卖座的机器狗。

根据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GGII）发布的《2024年中国四足机器人行业发展报告》，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人占据了2023年全球69.75％的销量份额和40.65％的市场规模，稳居首位，远超波士顿动力。同样来自杭州的云深处科技排在全球前三，市占率11.11％。

相比之下，云深处带有更为浓厚的“浙大系”创业色彩。创新发端于课堂，采取跨学科合作模式，并强调成果转化。云深处创始人朱秋国和首席技术官李超来自浙江大学同一个实验室，2017年两人联手创业，其中一个契机便是为了突破“高校实验团队的局限”。

对机器人这样一个高度综合的复杂平台，“新手”需要漫长的摸索过程才能熟练掌握。而想要减少研发人员的重复性工作、快速推进二次开发，仅靠实验室研究是不够的，还需建立标准化的机器人平台。

“让机器人走出实验室”是朱秋国的老师对他的要求，也是他创业的开始。在校读书期间，朱秋国曾参与到“863计划”重点课题，经历了双足机器人“悟空”的研发。但一次偶然的契机，朱秋国发现，四足机器人拥有更强的稳定性和通行性能。相比于当时技术远不成熟的双足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可以更快落地。

科研是要回答一个问题，而创业是要解决实际需求。“基于比较宏观的动态平衡的设想与实验，初创团队琢磨出了自己的一套技术路线。”李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最初的技术路线就是云深处握在手中的锤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品和场景解决方案，则是要找的钉子，云深处创业初期就是在“拿着锤子找钉子”。

“浙江的民营经济传统和商业氛围塑造了创业者非常务实的共性特征。”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兰建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来自市场端、自下而上驱动的边缘式创新帮助企业打破了科研与市场的壁垒，让科研成果落地，加速商业闭环，从而形成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这也是“杭州六小龙”涌现背后的底层逻辑，即赋予技术思维以市场定价。

“杭州六小龙”之一的群核科技最早推出的软件产品“酷家乐”，就是公司基于“GPU算力集群”和“物理世界模拟器”这两个底层技术路线找到的第一个落地场景，目前在大家居设计软件领域的渗透率已经做到了近80％。群核科技董事长黄晓煌曾对媒体分享，最初尝试了很多行业，只不过家装领域反响最好，更愿意为此买单。他甚至直言，对于创业者来说，“拿着锤子找钉子”的做法“是唯一成功的路径”。

“智能机器人量产场景的出现，需要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不断交互迭代。”聚焦前沿科技早期投资的银杏谷资本董事长陈向明分析，量变产生质变的前提是跨学科人才密度够高、市场场景足够丰富、制造业供应链足够完备，杭州刚好满足这三要素。

以跨学科人才的聚集为例，杭州不仅有四校合并而来的浙江大学，还有阿里巴巴带来的人才、技术和资本“溢出”。陈向明回忆，阿里云最早一批组建者是从微软亚洲研究院成建制而来，同时吸引了全球高科技人才，带来了国际视野和“改变世界”的创业自信，“为杭州这轮科技创业爆发埋下了火种”。

而在城市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围绕机器人智造，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三小时供应链圈”正在加速形成。2017年，《浙江省“机器人+”行动计划》印发，浙江抢先布局机器人赛道，到去年《浙江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年）》提出时，已经拥有核心企业79家，集中分布在杭州、宁波两市，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在绍兴、温州、嘉兴、台州等地均有分布。

在浙江，“不出省就能组装一个人形机器人”。

对科创企业“长期陪跑”

“当你走进一家博物馆，发现有人正在使用AR眼镜，大概率来自Rokid。”杭州灵伴科技有限公司（Rokid）高级副总裁宓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举着手中一副看似寻常的黑框眼镜介绍，仅重49克，却能装入整个世界。最近杭州人形机器人和AI大火，灵伴科技也被推到聚光灯下，被戏称为“具身智能之眼”。

到目前为止，灵伴科技已经与超过200家省一、二级博物馆签约使用该产品，并从博物馆拓宽到了几十个多功能场景。而与文旅的首次跨界融合，还是通过余杭区政府的引荐。

当时灵伴科技曾和所在地余杭区相关部门反映过，AR眼镜产品成熟前，空间计算成本高，光扫描就要花费数十万元，担心没有落地场景。不久后，良渚古城遗址刚宣布申遗成功，灵伴科技便被叫去参加了一场关于良渚博物馆的座谈会，讨论如何让科技与传统文化结合。当时企业还有顾虑，区政府领导给了颗定心丸。“只要东西真的好，配合你们一起做推广。”宓群回忆。

良渚博物馆内由Rokid和良渚古城遗址共同打造的“AR智慧导览”，参观者戴上可折叠AR眼镜即可观看到多样化的内容，包括文字、图片、视频以及3D的全息场景。 受访者提供

灵伴科技马上组织了一个专业团队，开发了一个月，顺利在2020年国庆节前上线。只要戴上这款眼镜对馆内文物展品进行扫描，直观的图片、视频影像便附着在真实的文物上，仿佛为文物注入生命，让观众有了沉浸式体验，还解决了博物馆旺季讲解人员不足的问题，一时引发轰动，也让灵伴科技的AR眼镜顺利打开了博物馆这一新场景的大门。

“杭州很多基层官员都是工程师或专家出身，有时比企业还懂行业发展所需，甚至更懂企业家。”宓群介绍，类似“对企业进行靶向帮扶”的案例都发生在“午餐会”上，因为政府管理者了解这些科研人员习惯熬夜搞研发，早上起不来，从不叫他们参加“早餐会”。午餐也很简单，一份盒饭，交流二三十分钟，不必喝酒，更不必应酬。杭州为企业提供“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没有三天两头的调研考察，也没有开不完的座谈会，企业只需埋头做好自己的工作。

为了让企业安心搞发展，2016年，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公开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三年后，浙江又提出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从线上申请到办理完结，往往以小时计算，甚至“秒报秒批”。“在杭州办事，装个‘浙里办’App，相当于认识一位副省长。”宓群打趣地说，比“浙里办”效率更高的是杭州市政府打款的速度。

两年前，灵伴科技获评“独角兽”，余杭区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快便与公司联系，告知可申领一笔300万元的奖金。

当时对接这项事务的是企业公共事务负责人许诩。接完电话，他顺手在余杭区的企业服务网站上填写了表格，提交申领。随后嘱咐公司财务，未来几天关注一下公司账户，可能有一笔奖金到账。他也没想到，财务很快找到他说，奖金已经到账了。许诩特意看了看表，距离填完申领表格，只过去了8分钟。

“政府从来不开空头支票，许诺的政策都能兑现，政策与企业所需高度契合，而且效率也高。”宋婷总结，本质上还是与浙江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发育程度高度相关。浙江缺油少田，能源资源紧缺，但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充分发展空间，市场化运作方式对政策设计、产业资源分配、政企关系等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相比于国有企业占主导的地区，民营企业更善于走消费主导、科技创新主导的路线，而这种环境下的政府角色也更倾向于做好“服务者”，而非“指挥者”。

“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强脑科技从事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研发与应用转化，目前已经推出了智能仿生手、智能仿生腿等一系列产品。来到杭州之前，这家民营科技企业还是一个从美国公寓地下室起家的小团队。

强脑科技创始人兼CEO韩璧丞在一次公开活动上分享，2018年，来自杭州余杭区未来科技城的政府工作人员飞了一万多公里到美国波士顿，跟他聊了三四个小时。谈到脑机接口技术在杭州的未来发展，工作人员显然做了大量功课。惊讶于杭州政府的专业和诚意，以及对这一技术的前瞻性认可，他才选择带着整个团队从哈佛大学回到了国内。

“科创企业早期规模普遍不大，甚至因为研发投入巨大而处于常年亏损状态，更需要专业而宽容的孵化环境，这与一些城市招商引资的逻辑不同。”宋婷分析，后者以布局成本低、减税等措施吸引规模较大的企业，投入产出是可计算的，而营造科创生态的逻辑是城市赋能企业，以天使投资人的眼光寻找优质项目，长期陪跑，还要解决企业遇到的各种问题，相对应地，一旦科创企业成功孵化，对地方的回报亦超乎想象，“杭州六小龙”便是如此。

“每1元政府出资能撬动5元社会资本”

2018年，宇树科技资金链濒临断裂。王兴兴没想到的是，政府担保基金3天完成尽调，7天放款2000万元，“这在其他城市难以想象”。

兰建平分析，以宇树科技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有一些共同的标签：都由年轻科技人才创办，都处于机器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科技产业领域，都属于民营小微企业，投入大、周期长、未来收益不确定性高。

面对这类“硬核”科技，杭州早已做好化解企业后顾之忧的准备。杭州市政府主导推出了“3+N”产业基金，包括科创基金、创新基金、并购基金和N只行业专项基金，如今已扩大到3000亿元的规模，覆盖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与成熟期。

政府投资基金原本最适合成为耐心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但在现实操作中，很多地方政府对国资创投平台的考核，首要标准是保值增值。考核的偏离导致一些国资创投机构甚至不再考虑产业培育，逐渐异化为地方招商引资的工具。

早期投资公司必须正面回应的问题是：如何把钱投到效率最高的环节？资金要投在企业最困难时，而不是最后一轮。

杭州的天使投资本身比较活跃，但市场化机构投资占绝对主导，鲜少能见到国资直投的身影，西湖科创投是个例外。该公司成立于2020年，系杭州西湖区政府直属国有企业，管理运作规模10亿元的西湖区科创直投基金。到2024年底，西湖科创投直投基金累计审批投资企业111家，其中高校成果转化项目54家。

“能够直接参与到天使直投领域，在创投行业是一种大胆的探索和创新，这种创新模式的落地，离不开区委、区政府对容错免责等一系列顶层机制的设计。”西湖科创投总经理张康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以企业估值为例，国资对此有严格规定，必须有评估数值。而科创企业由于技术不成熟、市场认可度低等原因，早期估值难，却又急需资本助力。西湖科创投的做法是引入市场定价机制，与社会资本共同完成投资。

“配套出台的容错免责制度，有效解决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偏保守、对新兴产业风险难以承受等问题。”张康平介绍，此外，西湖科创投还通过市场化招聘，打造了一支专业投融资队伍，配置高新科技、生命健康等专业细分团队，研究生占比超70％，推出投成奖、绩效奖等激励机制，鼓励发挥主观能动性。

截至2024年底，西湖科创投已经发掘并培育了10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3家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杭州六小龙”之一的云深处曾在2022年获得西湖科创投跟投的B轮融资。在杭州，这只是国有资本与企业故事的一个缩影。

据媒体报道，在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资本”）的企业大数据平台上，“杭州六小龙”中的三家都曾在早期得到过杭州资本的投资。最早的一笔，可以追溯到2018年。如果将杭州资本数据库中2500多条投资项目与杭州市独角兽和准独角兽企业名单进行匹配，杭州科创基金的覆盖比例超过了50％。政府引导基金正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杭州基金集群布局图显示，每1元政府出资能撬动5元社会资本。

因在天使轮就投资了云深处，栖身西湖风景区翁家山山顶的银杏谷资本也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其创始人陈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云深处已经是银杏谷投资的第三代浙大系机器人创业公司。

2018年，银杏谷资本投资了原浙大副校长禇健的中控技术，现在已经在科创板上市。在此之前，银杏谷已经投资了禇健教授的学生、浙大教授熊蓉的迦智科技，目前已发展为国内自动导引车（AGV）领域的龙头企业。第三代投给了云深处，创始人朱秋国是熊蓉的学生。

“我们很早就开始关注朱秋国，他在本科期间就参加了机器人世界杯竞赛，还参与开发了国际上首台具有快速连续反应能力的双足仿人乒乓球机器人‘悟空’。”陈向明本硕博都就读于浙江大学，对浙大非常了解，该校控制学院和计算机学院是成果转化的重要策源地，陈向明对这两个学院一直有系统性跟踪。

银杏谷资本起源于士兰微电子的投资部，由士兰控股、华立集团等浙江五大制造业集团跨界设立，成立初衷就是投资前沿科技，可以说是国内最早从产业出发践行“投早、投小、投科技”的平台之一。

“看论文现在成了投资经理的基本功。”陈向明介绍，公司每周都要进行“论文分享会”，从顶级学术期刊中掌握最新科研动态。他认为，投资公司如果要搭上下一代经济快车，自身扮演的角色必须变，“以前看财务报表做投资，现在要去看论文，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种市场化、职业化的投资范式也迁移到了国有资本中。张康平介绍，除了日常翻论文、找项目，西湖科创投还要做好政企之间的纽带，企业提出困扰，他们会替企业寻找相关部门来解决，甚至直接上手帮企业寻找落地场景。

更“躬身入局”主动服务的是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这里的技术经纪人每天辗转于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为市场需求和科研成果牵线。不久前，认养一头牛集团提出“牛初乳免疫健康功能因子研究”的技术需求，经纪人很快通过智者大模型找到湘湖实验室刚好有一项与之匹配的研发成果，三方一拍即合，企业很快投了数百万元进行成果转化。

“通过中心搭建的科技成果转化智者大模型，企业找技术、企业找专家、技术找企业等困难迎刃而解。”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副主任陈鹏飞介绍，今年大模型的科技成果池扩容至超80万项，覆盖全球范围，对企业需求的征集也从被动转向主动分析，预测超9.6万家企业的125万项潜在需求，准确率从最初的40％跃升至70％。

对于支撑产学研融合的资金，杭州进一步提出了“三个15％”的科技投入政策，即市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要达到15％以上，市本级每年新增财力的15％以上要用于科技投入，同时统筹现有产业政策资金当中的15％集中投向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宋婷分析，这三个“15％”，既是杭州持续进行科创投入的制度保障，也反映了杭州坚定不移向前沿领域、未来产业要增量的路径选择。

自由成长的空间

杭州西湖区紫金梦想广场南侧，接踵而至的商务车将巷子堵得水泄不通。

“年后连轴转，最多一天接待了近四十个考察团。”藏身街巷尽头的云深处公司成了广场最醒目的存在。云深处媒体经理孟媛介绍，由于访客太多，自动门超负荷关停，已经坏了两次。

春节前接受采访时，李超还兴奋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行业领域表现出对机器狗的兴趣，年后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更多民用场景。他也没想到，过了个春节，一拨又一拨客户带着场景主动找上了门。

面对熙熙攘攘的来访团，李超反而一直“躲着走”。他很理性地表示，“关注度很快会过去”。智能机器人不像某些行业，一个爆点就能带来迅速回报。外界看着越是热闹，云深处越要聚焦，找到一些潜在的市场和机会，然后慢慢花很多时间去消化，针对某些场景，真正做好更大规模的应用服务。

对企业来说，内在发展逻辑没变，但很多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2月下旬，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的调研团队走访“杭州六小龙”之一的游戏科学，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落户杭州？”。企业坦言，游戏研发是长周期、高投入的过程，杭州的文创氛围好、节奏没深圳那么快、房价也不太高，生活成本相对更低；其次，互联网大公司面对面竞争带来的人才外溢，方便企业招人；最后，人员稳定，不会刚组建好团队就被高薪挖走，能耐得住性子做研发。

就在游戏科学部分团队搬到杭州的第二年，杭州全市常住人口破千万。到2021年，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杭州人才净流入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事实上，自杭州于2014年将“发展信息经济、推动智慧应用”定义为“一号工程”后，城市虹吸效应愈发显现。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人才、科创企业涌入杭州，那些原本稳定的因素都在快速发生变化。

应企业要求，西湖区组建了“抗干扰办”，帮助企业筛选来访者，一方面让企业免于被打扰，另一方面也在防范外界“撬墙角”。

“相比于为什么杭州涌现出这么多科技企业，政府更关心的是，如何让企业关注度转变为产业发展优势。”宋婷分析，超预期的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长节奏，初创企业走向规模化时，很多内在发展逻辑会出现变化。例如：企业是否要走向大规模，管理层面是否要引入职业经理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订单，是否要扩大生产、如何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性、去哪里找供应链？

事实上，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在组织专人专班帮扶企业发展。宋婷介绍，目前主要是在信息和资源对接方面，未来随着产业快速发展和新产品面市，新的审批流程、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的制定，都需要政府做好前置服务。“科创企业大多还不够成熟，时间更应该留给研发等核心工作。”

去年12月，杭州市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杭州市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24—2029年）》，计划打造全球人形机器人发展标杆城市。国内的竞争对手也不少，例如深圳也喊出了竞逐“人形机器人第一城”的口号。

在迦智和云深处之后，银杏谷资本又投了银河通用、智元和动易等三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分别来自北京和上海。如果跳出企业看城市，据陈向明观察，依托于长三角的杭州和依托于珠三角的深圳，都有机会成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杭州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长板，就是城市包容性强，容错性高。”陈向明举例，深度求索（DeepSeek）做金融量化起家，杭州对有争议的量化交易很宽容，给了它自由成长的空间，如今做出轰动世界的大模型，就是这座城市无为胜过有为的最好例证。

就大模型而言，杭州除了DeepSeek，还有阿里大生态里的通义大模型，以及之江实验室的地球科学大模型GeoGPT。“这是完全不同背景和机制里出现的三种大模型，而且都有一定的竞争力。”陈向明说。

在机器人本体研发方面，杭州也孵化出了不同的研发机制。陈向明介绍，由宁波市政府与中控技术等团队联合共建的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更偏向市场化运作；由浙大与余杭区人民政府共建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以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推动高水平科技创新。

他感慨：“杭州的宽容和多样性，孕育了多种机制下的大模型和机器人，加固了杭州在具身智能领域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