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反对“卷竞赛”
guancha
近日，一则消息震动国际数学界。34岁的中国数学家王虹与一位国外学者合作，在开放学术平台arXiv上提交论文，宣告攻克“三维挂谷猜想”。这一难题已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2011年，王虹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如果这篇论文最终通过同行评议，王虹将极有可能成为首位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籍数学家。
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旨在奖励全球40岁以下的杰出青年数学家。作为该奖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数学中心主任丘成桐对此也难掩激动。“第一个拿菲尔兹奖的华人是我。若王虹能够成功问鼎2026年的菲尔兹奖，将是第一个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的中国人获奖。”近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丘成桐这样说道。
丘成桐今年75岁，除了斩获多项国际顶级数学大奖，他还创办了清华大学求真书院，致力于培养大批优秀数学人才。近日，他率领中国数学界，向国际数学联盟提出中国主办203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ICM2030）的倡议。ICM就像“数学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会上将宣布当届菲尔兹奖的归属，是国际数学界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大会。他预计，2030年前后，菲尔兹奖、陈省身奖等多项国际顶级数学大奖很有可能花落中国。
今年2月，丘成桐所著新书《我的教育观》发布，书中涵盖了他的成长经历、治学与育人经验。谈及孕育未来数学新星的“土壤”时，丘成桐仍不乏忧虑。“学生是为了考试而学，不是为了兴趣而学，这是很大的问题。”
丘成桐图受访者提供
“缺乏创造力会让学生手忙脚乱”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想要申办ICM2030？进展如何？
丘成桐：1900年，巴黎举办的第二届ICM上，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提出了23个数学问题，对世界数学界的影响绵延至今。ICM上将展露全球数学研究的最前沿，这些研究方向往往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方向。申办ICM的初衷，就是让国内数学家能“走出去”，让他们的成果和才华被看见。中国目前已拥有了一批一流的年轻学者，希望他们能够以ICM2030为目标而努力。
ICM也是重要的国际交流场合。大环境下，西方世界对中国科技崛起一直怀有戒心。通过办会，能一定程度上改变国外学者对中国的观感，也就会有更多资源向国内伸出橄榄枝。
ICM对基础数学教育也有着深远影响。目前国内基础教育的拔尖机制仍集中于学科竞赛，但拿了竞赛金奖的学生并不一定能一辈子做数学研究。竞赛在数学研究者的眼里只是“刚懂得爬”，爬得很快不代表能跑。真正的大数学家需要大视野、大学问。ICM能让更多人了解什么是大学问。
目前，ICM2030申办委员会成员涵盖了国内2/3以上的数学界领军人物。除中国外，日本东京、英国格拉斯哥等也在筹办中。压力肯定是有的，不过我对申办成功非常乐观。前几日，我和申办委员会面向国内外数学家发起了“支持中国申办ICM 2030联合签名活动”，目前累计签名数已超5000。
《中国新闻周刊》：王虹的论文能够获得最终认可吗？
丘成桐：我注意她很久了。去年的世界华人数学家联盟2023年会上，王虹就获得了最佳论文奖。这次她宣布攻克“三维挂谷猜想”，证明了挂谷集的维度一定是3（这一猜想源于“挂谷之针”问题：长度为1的线段在平面上转动和平移，转过180度并回到原位置，扫过的最小面积是多少？挂谷集即针扫过的集合），可以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包括陶哲轩在内的许多菲尔兹奖获得者都曾挑战这一难题，却铩羽而归。
王虹120多页的论文，逻辑清晰、语言干净，业内人能很快看懂她在说什么。她将自己的想法通过学术论文有效地表达出来，能力很强。如果王虹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国内数学界将会受到很大鼓舞。
从国际权威奖项看，虽然我们在崛起，但还未触及最高处。菲尔兹奖每届获奖人不超过4个，希望在2034年至少有一两个能被中国学者，尤其是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收入囊中。中国本土培养起来的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将是最重要的历史时刻。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重大成果不容易被中国学者做出？差距在哪儿？
丘成桐：我在美国生活超过50年，指导的博士生70多个，其中2/3是中国人。坦白地说，我带过的最好的学生是外国学生。
我24岁开始带博士生。拿我的第一个学生孙理察举例，他是美国人，只比我小两岁，如今已拿了沃尔夫数学奖（和菲尔兹奖同被誉为数学界的最高荣誉，陈省身和丘成桐曾获该奖），成为一代大师。刚开始时，我们只是师生间的指导关系，熟悉后，很快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很多研究一起做，文章一起写，晚上常出去吃饭聊天，因此非常清楚对方的想法。
优秀的学者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思想是否足够开放，是否会问问题，是否有能力将一些重要的想法通过数学语言构造出来。这些都是创造力的要素，而我在中国学生身上很少看到。
缺乏创造力会让他们在遇到问题时显得手忙脚乱。我遇到很多中国学生，面对难题时，第一反应不是钻研问题的根本。他们的普遍解题模式是，问题来了先查资料，看看国内外有没有学者已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然后跟随前人的想法和方向走，“萧规曹随”。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后者的创造力明显要弱。
丘成桐新书《我的教育观》。中信出版社
“考试选不出我们想要的人才”
《中国新闻周刊》：是什么影响了学生的创造力？
丘成桐：国内的应试教育曾令我十分震惊。学生是为了考试来学习，而不是为了兴趣来学习，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在哈佛大学曾指导过几个中国博士后学生，他们自己发掘科研方向，做出了一些成果。回国之后，他们告诉我，他们做的研究国内同行都不懂，导致申请科研经费都有困难。他们成了同行眼中的“奇葩”。后来他们改变了研究方向，就为了和各种基金、奖项的评委“熟一点”，让对方明白自己的研究。有的时候，仅因为评委不懂，学者想做有创造性的东西就举步维艰。
在国内，学者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受人“赏识”，这本身就是一种应试思维。中国学生拿了博士学位以后，仍不停地期待他人赏识，竞争各类“帽子”，把“帽子”看得很重。最有趣的是，一般来讲，国内学者要自己准备材料去申请这些“帽子”。我拿过很多国际奖项，是许多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但我从没主动申请过这些头衔。在国内，申请后的答辩就像是一场“高档的考试”。我认为，做学问不是为了满足几个评委眼中的标准，而是看我们真的解决了什么重要的问题，对数学有何贡献。
这是应试思维造成的最深远的负面影响。考试选拔不出我们想要的人才。
《中国新闻周刊》：哪些学生需要比考试更科学的选拔体系？
丘成桐：考试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无论多天才的学生都需要从做习题开始习惯一个学科。我并不反对考试，我反对的是准备考试的方法。
目前，为了应付中高考，学生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刷题，直到形成类似条件反射的解题模式。对于一类问题，学生只限于某种解决方法，其他可能的解法思路学生很难接触到。虽然考试是一种有效且普适的水平检测，但不能满足专业水平检测的需求，而且反复刷题磨灭兴趣，也磨灭了学科之间的关联。
中学阶段，真正对创造力训练有益的部分，可能只占据教学的一小部分。在《我的教育观》中我提到，中小学平面几何是非常有效的逻辑思维训练模块。平面几何有五条公理，任何一个几何上需要被证明的事情，都可以从这五条公理推演发展而来。但平面几何在中学数学内容中的占比并不高。
每年，国内参加高考的学生超过1000万人，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做研究的雄心壮志。他们在社会上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这是社会需要。这些工作也需要不同程度的训练，高考能够筛选出符合这些要求的人，但无法筛选出最有创造力的学者。我的建议是，中学教育系统中上游5％—10％的学生，他们有学习数学和其他基础学科的兴趣和才华，他们应拥有高考之外的升学渠道。这些学生的培养目标应以激发创造力和学科研究为主。
《中国新闻周刊》：学科竞赛仍是基础教育“火拼”的赛道之一，它对于创造力的培养是否有益？
丘成桐：“卷竞赛”本身就不合理。孩子对某个学科有兴趣，自己想学，不能称为“卷”。在中学，我们应培养学生自发地学习，也就是学会问问题，学会有序地挑战不同难度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持久的兴趣。兴趣和思考是相伴的，有兴趣才会思考，思考有了结果就更有兴趣。
竞赛也一样。假如竞赛能引发学生兴趣，当然是好事。国外参加竞赛的人都是业余的，有兴趣就去考。国内因为有竞赛金牌保送之类的升学机制，很多家长出于升学压力让孩子拼命“卷竞赛”，反而不利于发展数学思维和兴趣。从这一角度而言，我反对学科竞赛。
“AI会一定程度改变教学样态”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应如何发现那5％—10％的数学人才？
丘成桐：我从2021年起开始在各地中学设立丘成桐少年班，选拔有数学才华的中学生进行培养，目前一年的学生规模全国约3000人。几年观察发现，小学阶段对于数学长期兴趣的探索还是太早了一点，初一也就是12岁左右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点。
我常去中学调研，和学生老师见面交流。我发现少年班尤其初一的学生，活泼得很。下课时有的孩子会疯跑、满地打滚，但只要一上课，他们愿意问问题，也知道怎么想办法去解答问题，有些初中生甚至比高中生的数学思维还要活跃。我想这就是拔尖人才培养希望看到的结果。我们需要尽早发现这些孩子身上的才华。
选拔与培养同样重要。少年班期望培养数理拔尖人才，但也要培养他们的通识知识，不能忽视语文历史等科目的积淀。同时，大学资源也在尝试向中学倾斜。求真书院的许多线上课程都向中学开放。为了让学生对数学有宏观的视角，我们正开展每周一次的数学史课程，讲述200年来最伟大的数学家的成长、经历和研究，学生们都很受启发。
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是从本科到博士的贯通培养渠道，每年从中学招收100个学生，无须高考，直通求真书院。有孩子13岁就被求真书院录取，这样的例子还会越来越多，今年就有12个初三毕业生进入求真书院学习。未来，我希望看到这类贯通培养的更多模式。
目前来看，招收的学生中90％以上都有很好的发展，但每年总有一两个学生仍然沉迷游戏。有的可能是进来之前不了解我们的培养机制，有的可能单纯是没有学习的兴趣，对于这部分学生我们只能“劝退”。随着视野的拓宽，兴趣往往会改变，这也是人之常情。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才能让学生维持对数学的长期兴趣？
丘成桐：目前的困难很多都存在于不够灵活的规定中。有学生在初中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天赋，但因为学制限制没有办法越级培养，兴趣也就无法完全开发。
师资是另一个显著的问题。我们当然希望所有拔尖人才都有符合自身特点的培养路径，但在教师资源不够、教育投入仍有欠缺的情况下，“一生一策”较难达成。况且，中小学减负后，孩子玩的时间变多了，但考试题目不变，就可能出现减负导致考试考不过的情况。于是家长不得不让孩子上培训班，弥补在学校没学够的差距，于是又陷入了刷题循环。
此外，家庭因素也不可忽视。我认为家长还是应付出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让孩子有更多培养兴趣的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家长也需要减负。许多有数学才华的学生，没有沿着自己的兴趣走，受家庭影响选择了更容易就业的计算机、金融等专业，与数学研究失之交臂。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DeepSeek爆火，对于教育领域会带来哪些变革？
丘成桐：DeepSeek等模型的涌现有其必然性。它们的运算能力超越人类，但无法代替人类思考和品味。AI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数学息息相关，原理和观念的突破还需要人来完成。AI会帮助数学的发展，会一定程度上改变教学样态，但目前还不会改变数学本身。
《中国新闻周刊》：数学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人一辈子感兴趣？
丘成桐：数学家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解决不同方向的问题。什么是“好数学”？一是在不计其数的数学问题中，找到重要的问题；二是产生一系列创造性的方法；三是开创新思路、颠覆原有观念。这些都需要融合不同的学问，学习各个分支以及交叉学科的工具，长时间的潜心钻研与付出。
至于数学的魅力，我先举一个物理的例子。牛顿以前，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各自为政，互相没有关联。牛顿三大定律问世之后，小到身体和沙砾，大到宇宙天体，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有了一个简洁、优美的解释。数学也一样。平面几何五大公理就可以衍生出几百个定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美的事。
学科间的融合发展是另一种魅力。我在“卡拉比猜想”中的突破，意外地可以用在量子力学的超弦理论中，为高维空间提供了一种优美的解释。这种超出预见的学科联动，正昭示了我们也许正在触及宇宙最深刻的真理，这很难不令人着迷。
（记者：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