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谁在践踏乌克兰的“尊严”？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在支持乌克兰的口号声中，斯塔默和马克龙私下还是急着把小泽送回到特朗普跟前。

据说在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谈判破裂后，泽连斯基直飞英国，接受了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接连5天的悉心“辅导”。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二人说服泽连斯基用顺应特朗普的方式和他打交道，先获取其好感。

也因此，泽连斯基随后公开表示对白宫会晤“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式进行”感到非常遗憾，现在乌克兰随时准备以任何方便的形式签署矿产和安全协议，并准备就结束冲突进行谈判。

公开受辱后再“求饶”，欧洲的“斡旋”看来颇有成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乌克兰和欧洲的确还无法独立于美国，要求他们一夜之间硬起来不现实，这也是特朗普能这么强硬的根本原因。

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背叛 —— 先是泽连斯基，不久是我们？美国背弃盟友

特朗普的确是太过强势，但他起码不装：属于我的我要，不属于我的，只要我想要，也明确无误地直接说出来。

他是商人，标榜是谈判高手（Dealmaker），但他的谈判技巧无非是以下几个套路：

·面对只是筹码的弱者（如泽连斯基），他直接“三板斧”下去，把对手打晕打懵，逼其就范。

·面对可作筹码的强者（如普京总统），他会“无原则”让步，以牺牲其他筹码为代价，给对方一种“掌控大局”、占尽便宜的感觉，而他自己盘算的是更大的利益。

·面对真正强大的对手（如当下中国），他会“恩威并施”，一方面高举大棒（增加关税等），一方面“待价而沽”，先不出牌，在心理上让对手捉摸不透；公开场合高调示强，作出“势在必得”的样子，私底下却可能态度务实，尽力多拿，得不到也会放弃。

根据特朗普的个性，与其打交道最忌讳的是以下两点：第一，用前政府和欧洲来当筹码，他最恨的就是让其“尝尽羞辱”的拜登和在其眼里与拜登“沆瀣一气”的欧洲大部分政府。第二，谈判对手不知轻重，没牌硬打，觉得全世界都欠自己的。

无奈泽连斯基这次把这两点全都给占了，因此，他白宫受辱也就不奇怪了。

梅利尼克：乌克兰驻德国的“喷子”大使

人们在同情泽连斯基的同时，也有声音指出他在外交场合的口吻和处事方式值得商榷。抛开美方对其“不知感恩”“缺乏敬意”的抱怨，欧洲对基辅的表现也“有苦难言”。

泽连斯基一众坚信本国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同时，也是在捍卫西方的民主和价值，换而言之，“我们不仅在为自己而战，也是在为你们流血牺牲”。正是因为西方许多国家也有此共识，所以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在向欧美伸手要钱时会“理直气壮”“毫不含糊”。

以前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利尼克（Andrij Melnyk）为例：

2014年3月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后，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同年底正式任命在外交部负责“乌克兰入欧事宜”的梅利尼克出任驻德国大使。他于2015年初正式就职，在任7年多，时间不算短。

梅利尼克上世纪70年代生于靠近波兰边境的利沃夫。他的家乡在历史上曾是波兰领土（波兰-立陶宛联邦），二战后苏联版图大幅西移，利沃夫因而被纳入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成为苏联领土。

其实，乌克兰危机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影响较重的东部和传统上亲西方的西部之间的冲突。西部历史上属于天主教的地盘，而东部则是东正教的范围。加上斯大林时期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Holodomor）被乌克兰人视作莫斯科的“种族清洗”，类同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因此，苏联崩塌后，乌克兰这个曾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并称为“俄罗斯民族核心”的国家离心力很强。

梅利尼克在利沃夫大学专攻国际关系学以及德语翻译，后来还去哈佛大学进修过，因此能说流利的德语和英语。他的意识形态无疑是亲西方的，同时也是位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梅利尼克在德国当大使期间，以口无遮拦、出言不逊的“非外交方式的言行”而出名。

2022年4月，乌东沿海城市马里乌波尔围城战正酣，正在波兰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响应东道主杜达总统的建议，准备和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的国家元首一起前往基辅以示支持。

出人预料的是，泽连斯基并不欢迎施泰因迈尔，认为他当年作为施罗德总理的“大内总管”（总理府部长）和默克尔政府的外交部长，应当为德国“错误的对俄政策”负责。

乌方要求把施泰因迈尔换成总理朔尔茨，德国政界因此哗然。朔尔茨则拒绝在本国元首被拒之门外的情况下，接受前往基辅的邀请，梅利尼克大使随之便讽刺朔尔茨的行为像“受辱的肝肠”。

在中国有“肝火旺”的说法，在德国，肝脏也被认为与人的性情（特别是愤怒情绪）密切相关。在德语中，这个人体器官常被用来表达一个人情绪化时的表现。“受辱的肝肠”翻成中文就是“小肚鸡肠”“小题大做”或“玻璃心”。

梅利尼克的话连德国反对党都听不下去了，认为这种表述“难以接受”。联合政府的自民党副主席库比基说得更直截了当：“朔尔茨不是肝肠，而是联邦德国的总理！”

梅利尼克对传统上相对比较“亲俄”的社民党（SPD）成见颇深，他在接受德国《每日镜报》采访时曾表示，施泰因迈尔几十年来编织了一张（对俄）的“关系蜘蛛网”。

据《明镜》周刊报道，梅利尼克还曾大骂德国外交委员会主席罗特是“混蛋”（“Arschloch”）。这个骂人话在德语中相当粗俗，类似中文中的“国骂”。关键是，社民党籍的罗特根本不属于“知俄派”，而是坚定的“挺乌派”，德国最后决定向乌克兰输送重武器就有他的一份功劳。

“挺乌派”尚遭此运，不支持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左翼党自然就更成为梅利尼克攻击的对象了。他曾向左翼党议员（现加入了BSW）德马西开炮说：“最好闭上您这张左（派）嘴！”（“Halten Sie lieber ihre linke Klappe”）；或干脆称瓦根克内希特为“令人作呕的巫婆”（“widerliche Hexe”）。

朔尔茨因担心德国被拖入战争而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穆策尼希在议会辩论中支持朔尔茨的决定，并提出应该“冻结战争”。

这下可在梅利尼克那里捅了马蜂窝，他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这家伙曾经是、现在仍是德国最令人作呕的政治家。永远都是。”这似乎还不够，他继续写道：“穆策尼希先生可能看起来‘体面’。但我坚持我的观点：他曾经是、现在仍是德国最冷酷无情、最阴险的政治家。比德国选择党和BSW更糟糕。如果他成为大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我就一枪把自己打死。”

他不仅对德国政治家出言不逊，而且还时有干涉德国内政的言论。譬如：在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莫斯科之前，他在德国广播电台上指责朔尔茨“过于谨慎”，并呼吁朔尔茨在前往莫斯科时不仅要带上“合适的毛衣”“还要在行李箱里放入制裁的大棒”。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朔尔茨当时拒绝停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这是“对乌克兰的背刺”。

梅利尼克在任内并不认为自己的过激言论有何不妥，声称这是自己在当下情势下的一种施压方式，他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接受德国《明星》周刊（Stern）采访时说：“我的任务就是将手放在伤口上。”（往伤口上撒盐的意思）

除此之外，这位大使的“右翼”言论也引起媒体的关注和反弹：

他在采访中否认乌克兰极端右翼民族主义者、曾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班德拉是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凶手，称其是被苏联刻意妖魔化的牺牲品。以色列大使馆随后指责梅利尼克“歪曲历史事实，淡化Holocaust（大屠杀），并侮辱了被班德拉及其追随者杀害的人”。乌克兰外交部也与梅利尼克的言论保持距离。

在马里乌波尔保卫战中战功显赫的“亚速营”因与极右势力关系密切，也因成员中亦有不少新纳粹分子而受到西方媒体的质疑和批评，联合国人权组织指控其犯有人权罪行，而梅利尼克却认为这是俄罗斯的“假叙事”。

德国民间对这位“喷子”大使颇有微词，政界却表现得相当克制，即便不满也非常隐忍。譬如，社民党籍的“住房、城市发展和建筑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巴托尔在推文中发表了“我觉得这位‘大使’已经令人无法忍受了”后不久，便删除了这条推文并道歉。

2022年夏，梅利尼克因经常出言不逊而被召回。消息传来，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埃卡特还对他表示敬意。这位绿党政治家表示：“梅利尼克为他的国家全力以赴。他是一个不容忽视、不知疲倦的自由乌克兰的声音。”

其实，梅利尼克的“出格”言论反映出来的是乌克兰人的“受害者情结”和“为欧洲民主而战”的使命感。因此，虽然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很清楚，没有美欧的支持，乌克兰坚持不了多久，但他们在求助和要钱时，丝毫没做卑微状，而是理所当然。谁不给钱，或拖延给军火，就会招来基辅的指责，甚至“梅利尼克式”的攻击。

在这方面，泽连斯基“以身作则”：他与朔尔茨总理通话时几乎要挂电话，因为他认为这种对话就像“在与一堵墙对话”。朔尔茨的优柔寡断在他眼里无异于“在乌克兰背后捅刀”。

德国人好脾气，也很理性，你可以随便捏箍，但遇到特朗普这样的“混世魔王”，你若还这样，那就得“后果自负”了。

泽连斯基在白宫被当众霸凌后，当年曾被乌方拒之门外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还出来为其打抱不平，异常直率地批评了特朗普。他在飞往乌拉圭的途中对德新社表示：“当众羞辱谈判伙伴的那一刻，外交也就失败了。我从未想过，我们有朝一日不得不在美国面前保护乌克兰。”

“关于我们，却没有我们” （“über uns, aber ohne uns”）

如果我们把时间节点定格在冷战之后，那么乌克兰的确可以被称为纯粹的“受害者”，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受害者”：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分得苏联核武库的三分之一，拥有当时世界第三大核武库，以及重要的设计、生产方式以及相关设备。

1994年12月5日，乌克兰、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为乌克兰放弃核武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提供安全保障。

俄英美三国承诺，1）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及现有边界（没做到），2）有义务不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没做到），3）不进行旨在使乌克兰……屈从于经济胁迫，从而获得任何形式上的好处（没做到）。4）在乌克兰成为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或侵略威胁的对象时，立即寻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部分做到）。另外还有两条在此省略。

乌克兰正是在大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才同意销毁核武器的。事实证明，这份《备忘录》形同虚设，没有提供任何“担保”。

没了核武，乌克兰便失去了战略威慑力。

如果基辅能如基辛格建议的那样，在之后采取“左右逢源”的策略，它的日子或许会相当不错。可惜，随着北约和欧盟的不断“东扩”，乌克兰在西方的“诱惑”、“挑唆”和“怂恿”下选择了战略幼稚的“一边倒”道路，也因此引发俄罗斯的强力反弹和武力干预。

欧美的支持从开始的“悲观犹豫”，到中间让基辅“不死不活”，再到最后特朗普的“改弦易辙”和“强抢明夺”，乌克兰官民可谓尝遍了作为“代理人”和“被阉者”的辛酸苦辣。

这次在英法两国的斡旋（或压力）之下，泽连斯基在“受辱”后表示愿意重回华盛顿签约，但有一个“条件”：闭门谈判。

显然，他绝对不想再重蹈覆辙，但同时也说明，他还试图维护某种与美国“比肩齐眉”的地位。换而言之，关起门来你怎么着都可以，但在外还是要保全我作为堂堂一国元首的尊严。

可是，正如中国人常说的那样：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从古至今，弱国哪有外交可言，乞讨何谈尊严之有？

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用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外交官”顾维钧的话来加以佐证弱国也有外交。其实，顾对“弱国无外交”是有切肤感受的，只不过，他同时也强调，国弱才更需要外交，才更要懂得如何外交。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无疑是一个“弱国”的外交使节据理力争和巧妙斡旋的典范：他在《山东问题说贴》中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城耶路撒冷；他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唇枪舌剑数十回合，让对方难以招架，并因此赢得美英法三国首脑的盛赞。

但这位外交奇才最终并未能改变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结果，因为欧美代表担心日本若退出可能导致巴黎和会流产，于是对东京作出了牺牲“战胜国”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让步。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妨从中外现代史中各选一例：

《慕尼黑协定》

当特朗普和普京为解决俄乌战争单独谈判时，不少人将这种不让“受害者”乌克兰参与的做法，比作1938年英法德意抛开当事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割让苏台德地区的《慕尼黑协定》。

捷克总统帕维尔表示，美国不应在乌克兰未参与的情况下私自达成协议，“否则将是慕尼黑绥靖历史的某种重演，而捷克斯洛伐克对此深有体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提出：“我不禁要问：我们是否又回到了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关于1938年那段历史，舆论的普遍认知是：第一，绥靖政策无法阻止侵略和扩张野心；第二，大国和强国以出卖小国和弱国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内需和外需”。

当年希特勒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指令。文献来源：NS-Archiv（纳粹档案）

人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对希特勒掠夺“生存空间”的谴责上，但更可悲和可恶的是，英法这两个并非“弱国”的国家，当年居然主动将布拉格这个“盟友”送上了纳粹的祭坛；波兰和匈牙利更是趁火打劫，参与了对邻国的瓜分。难怪丘吉尔在战后回忆录中，将波匈两国形容为“捷克斯洛伐克尸体上的秃鹫。”

英国首相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英国后，在机场挥舞着协定文本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二次英国首相从德国带回保持尊严的和平，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

他在这里略去的“第一次”是指1878年时任英国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率团前往柏林参加由德国首相俾斯麦主持的国际会议，重新谈判俄罗斯和奥斯曼签订的《圣斯特凡诺条约》。在这次会议上，迪斯雷利通过强硬的外交手段，成功削弱了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确保了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

张伯伦返英后自吹自擂所谓的“和平成果”（Peace for our time），迪斯雷利归国后亦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声称带回了“光荣的和平”（Peace with Honour），但一如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1878的《柏林条约》也是以缩小保加利亚领土范围、承认奥匈帝国对波黑地区的占领为代价的。

张伯伦在机场手持《慕尼黑协定》

这些“和平”论调，我们从特朗普这里也能反复听到：他一再强调，自己的斡旋是为了避免每天新的死亡，是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为了和平。实际上，他单独与俄罗斯媾和，是为了在乌克兰和欧盟介入前，先为美国抢到最实惠的利益（矿藏），并以此（加上他其他的“帝国主义诉求”）作为自己的政绩来为将来突破宪法的约束，延长执政时间铺路。

同理，张伯伦之所以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一方面是他对纳粹政府的扩张决心和欧洲局势的误判，同时也是出于内政的需要：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后，英国的经济已不堪新战端的重负，民众的厌战情绪相当普遍；另外，英国在军事上尚未做好与德国硬杠的准备，还需要时间备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后与乌克兰签订的两份《明斯克协议》，也是欧盟“双套车”德法两国主持下的“绥靖”结果。默克尔和奥朗德事后都承认当时是为重新武装乌克兰争取时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的中华民国虽然不是一流强国，但毕竟还是远东战场的主力，并不算字面意义上的“弱国”。

然而，面对遭受侵略并为抵抗日寇付出极大生命财产代价的“盟国”，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商时却出卖了中华民国的利益。

会前未邀请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参加，据说是因为罗斯福极度鄙视蒋介石的指挥能力，而蒋又拒绝交出作战指挥权，所以，罗斯福为防止中国战线溃败，最后以牺牲中国权利来换取斯大林的对日宣战。

雅尔塔会议中的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根据三方签订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但条件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应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及临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三方商定，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并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当时三国约定，《雅尔塔协议》在一定时间内对蒋介石秘而不宣，但蒋介石已经隐隐约约知道了这个协定的一鳞半爪。鉴于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指令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解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相关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外蒙古“维持现状”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外蒙古的现状”毫无疑问就是归属中国，但苏联理解的“现状”是外蒙古脱离中国，这是它出兵对付日本的条件。

随同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一同前往莫斯科的蒋经国兼有双重身份：佩挂上校军衔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曾在苏联生活过12年，也多次与斯大林会晤过。蒋介石清楚此次任务十分艰巨，在正式渠道谈不拢时，希望蒋经国能够与斯大林单独接触，争取有利于中国的会谈成果。

根据蒋经国后来的回忆，斯大林在正式谈判时，“傲慢地、粗暴地”把《雅尔塔协议》文本摔向宋子文，挥着手中的烟斗说：“您可以讨论问题，但在谈判时必须以这个文件为基本依据。”

蒋经国据理力争，用俄语说：“苏联肯出兵对付日本，这对中国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由于苏联的出兵而使中国放弃对外蒙古行使主权，坦白地说是丢了外蒙古，这个要求中国实在难以迁就。因为这是个主权的问题，如果我们答应贵方要求，那么中国四万万民众都会骂我们是卖国贼。”“您应该知道，中国为了收复被日本侵略的失地，迄今已进行了七年抗战。现在日本人还没有被赶走，东北和台湾还没有收回，再丢失外蒙这么多领土，抗战意义又何在呢？人民将不能饶恕我们。”

斯大林态度强硬地回应道：“您应该明白，今天不是我请求您提供帮助，而是您在请求我的帮助。日本占领了中国，既然要让苏联来帮忙，那就应该接受我们的要求。假如您的国家有实力，你们能够自己粉碎日本人，能够自己保全领土，那么我当然无权提出要求。你们没有这样的力量，因此您现在说的都是废话。”

此情此景，与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红着脖子争吵的内容几乎如出一辙。

到最后，已没耐心的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说：“交还蒙古是不可能的。”他还对蒋经国说：“条约是个不可靠的东西。”言外之意，即便签约，他也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任何国家，最终还是要靠本国的实力来锁定利益。

在这场博弈中，蒋介石坚持的是“对付中共为优先”的思路，他认定抗战之后必有一场内战，两害取其轻，因此力争苏联在即将发生的国共战争中保持中立。为此，他放弃了对外蒙的主权立场。

“关于我们，但没有我们”——泽连斯基如今的遭际，蒋经国当年经历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也体会过。

欧洲不久前一直流行一种说法叫“基于价值观的外交”，如今，特朗普的一通操作，在世人面前将这个“政治神话”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结语

2014年爆发在乌克兰的抗议活动和武力冲突被称为“尊严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

之所以被取名“尊严”，是因为抗议者要求基本人权、自由和尊严，也因为冲突中的死伤者成为尊严和正义斗争的象征。这个冠名其实是在强调抗议活动已超越一般政治诉求，被上升到了“道德和伦理”的层面。

十多年后的今天，乌克兰似乎还在为这份“尊严”而挣扎。只是，这次面对的不是国内的当政者，而是国际上的强权。

当然，大国未必强，小国未必弱。

历史上，区区欧洲外海的英伦三岛，曾建立起万邦来朝的“日不落”帝国；沧海之东的“弹丸小国”日本一度曾野心膨胀到恨不得要与整个世界争雄。反之，当年中华民国可谓幅员辽阔；今天的乌克兰也算是俄罗斯之外最大的欧洲国家，但在强权面前，都先后尊严扫地。

悲观主义者亚瑟·叔本华说，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强权的套路从古至今几乎没变，强国出卖弱国的理由也大同小异。不同的是，今天的强权比以往拥有了更多的手段。

人们渴望的“和平与正义”，是否只能成为强国利益碾压下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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