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发表邹韬奋遗嘱原始版首次展出！出版家徐伯昕后人捐赠珍档
guancha
“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这是1944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的《邹韬奋先生遗嘱》中的一句话。这份影响深远、广为流传的遗嘱四百余字，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心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迹，并激励一代代青年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4年10 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邹韬奋先生遗嘱》
3月4日，由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州市委员会、常州市档案馆联合主办的“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展览开幕，共同纪念新文化出版家、生活书店创始人之一、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徐伯昕120周年诞辰。展览开幕式上，徐伯昕长孙徐冈、孙女徐茹、外孙女徐虹向馆方捐赠了一批珍贵档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邹韬奋1944年6月2日口述、徐伯昕手书的邹韬奋遗嘱原始版《遗言记要》。这份档案不仅是邹韬奋生命最后时刻的思想见证，更是1944年10月7日《解放日报》所刊遗嘱的原始底稿。
韬奋遗嘱原始版题为“遗言记要”，下注“卅三年六月二日口述”，2 页直行书写，内容包含“关于临终处理”、“关于著作整理”、“关于家属布置”、“关于政治及事业意见”及“关于其他方面”五个部分。与《解放日报》刊载《邹韬奋先生遗嘱》相比，《遗言记要》长达一千余字。当时，邹韬奋忍受着癌症带来的巨大折磨和痛苦，对所嘱咐之事依然思虑周到。他以“太阳穴如刀割，脑壳似爆裂”直陈病痛煎熬；详细嘱托子女教育安排——“如二宝愿习医学”“小妹爱好文学”；甚至细致到“伦敦购回之英文本古典政治经济史与马恩全集”的藏书处置。他既交代善后，又期盼着生的希望，很想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
《遗言记要》（1944年6月2日）
在《遗言记要》中，邹韬奋真挚直白地提到他结交的许多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周恩来、潘汉年、徐雪寒、胡愈之、张仲实、金仲华、胡仲持，还有记录者徐伯昕。邹韬奋明白，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这份《遗言记要》绝不可能公开发表，所以他明确嘱咐“消息勿外泄，以免被敌人造谣中伤，或肆意利用”，又嘱咐死后“即派人通知雪（徐雪寒）、汉（潘汉年），转告周公（周恩来）”，更重要的是“如须对外发表遗言，可由周、汉全权决定内容，电告各地”。
1944年7月24日清晨，邹韬奋与世长辞。经决定，徐伯昕和张锡荣分赴淮南和重庆向党报告。徐伯昕带着“韬奋遗嘱”于8月中旬到达苏中根据地华中局。8月18日，在苏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隆重举行了邹韬奋追悼大会。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唁电，电称：“惊闻韬奋病逝，使我们十分悲悼；接读先生遗嘱，更增加我们的感奋。”“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2 004年3月，徐伯昕次子徐敏将从徐伯昕遗物中发现的《遗言记要》，请邹韬奋之女邹嘉骊鉴定后，这份由邹韬奋口述、徐伯昕手书的珍贵遗言方为世人所知。
《遗言记要》展出
“赵朴初给爷爷题的挽诗有这样一句话：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徐伯昕长孙女徐瑞表示，“徐伯昕一直陪伴韬奋走到人生的尽头，手书韬奋遗嘱，更加印证了他‘执事敬、与人忠’的高风亮节。”
关于《遗言记要》的来龙去脉，徐瑞回忆：“1984年爷爷去世以后，胡耐秋奶奶把他生前的遗物装在一个皮箱里带到了上海，箱子里有一本泛黄的簿子和一封信，奶奶注明此两件为要件，请交徐星钊同志。泛黄簿子里装订了三份资料，一份是1944年6月2日韬奋先生临终前，爷爷记录的他的口述遗嘱，另一份是遗言记要的整理件，第三份是韬奋‘对国事的呼吁’一文的遗墨手迹。一个信封里装的是1979年爷爷为韬奋党籍问题写给邓颖超同志的一封信，以及邓颖超同志的批复。2004年韬奋先生的女儿嘉骊阿姨在光明网上发表文章，确认‘徐伯昕记《遗言记要》是韬奋遗嘱的原始版’。近年来爷爷的其他遗物分别由家属捐献给了韬奋纪念馆和常州市档案馆，而这几件重要的文物一直没有捐献出去。去年我们全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上海是爷爷走向革命出版道路的起点，在他诞辰120年的时候，把这几件重要文物捐献给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让他的遗物和战友们的遗物放在一起，让它发挥最好的作用。这是我们全家的心愿。”
当天与《遗言记要》一同入藏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的还有徐伯昕印章、徐伯昕悼念韬奋文章《韬奋先生的一生》（未完稿）、徐伯昕病重最后的手迹、徐伯昕历年相关照片影集、徐伯昕眼镜等珍贵手稿、照片及实物18 件。
徐伯昕最后的手迹
“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展览分“‘徐老板’的生意经”“战斗与革命的出版”“统一战线的忠诚战士”“其与人也忠，其执事也敬”四个部分，用近120件展品揭开一家书店的经营之道，再现徐伯昕作为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人生轨迹，回顾中国书业与中国革命的一段风云岁月。
展览由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州市委员会、常州市档案馆联合举办
三联书店前身之一生活书店在1932年成立，生活书店的前身则是仅由职员“两个半人”支撑起的生活周刊社。1925年《生活》周刊创刊，徐伯昕负责发行等事务，次年邹韬奋开始担任主编。从小小过街楼里的周刊社，到抗战烽火中在全国铺开分支机构的坚强的文化堡垒，“生活”事业的发展在于邹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在于书店“舵手”徐伯昕“既有生意人的精明，又有革命家的胆略和远见”的经营管理实践。
展览现场
1944年邹韬奋病逝后，徐伯昕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书店老板身份开展社会活动；1945年徐伯昕参与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争和平，反内战；194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三联书店，徐伯昕被推任第一任总经理。
青年徐伯昕（1922年）
1950年代上海韬奋纪念馆初建时，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的邵公文代表三联书店，将包括书店内部制度章程、会议记录、合同契约、通讯、证照、公文等在内的生活周刊社、生活书店有关档案资料移交纪念馆，这批资料经历战争烽火和书店总管理处数次迁移，是店史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见证。以这批资料为基础，上海韬奋纪念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两馆数十年来征集收藏生活书店相关史料，在“老三联人”及其家属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形成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生活书店史料收藏。
徐伯昕是生活书店的“大管家”，此次展览带领参观者从经营管理视角认识这批珍贵馆藏，用大量内部档案复现书店经营的脉络肌理。生活周刊社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关于更改生活周刊社经营方式的合同、生活书店与沈从文签订的《如蕤集》出版权授予契约、《世界文库》主编郑振铎致徐伯昕关于出版进展的便条、生活书店联合广告样张、生活书店邮购部函购户存款证、生活书店经售全国图书杂志章程等展品，充分显示徐伯昕作为书店老板的经营才干。
生活书店与沈从文签订的《如蕤集》出版权授予契约
生活书店1935年5月起出版郑振铎主编的选收中外文学名著的《世界文库》，编译委员会由蔡元培、鲁迅、茅盾等百余人组成，图文并茂，装帧由徐伯昕亲自操刀。徐伯昕对出书“抓得特紧”，出版前广为宣传使新书得以快销，生产中用少印勤印的办法加速资金周转。《世界文库》每月出版1册，约40万字。从郑振铎给徐伯昕的便条中，可见当时紧张的出版节奏。
《世界文库》主编郑振铎致徐伯昕关于出版进展的便条（1936年12月2日）
徐伯昕还在1933年创制“全国出版物联合广告”，邀集在生活书店经售出版物的中小新出版业者，在《申报》《新闻报》包下大版广告，按面积分摊费用，设计、制版、排校由生活书店代为办理，每月举办一次，极为吸引眼球，有时扩大为两整版。
生活书店联合广告样张
生活书店邮购科由书报代办部改组而来，同时成立进货科配合，服务、联系外埠读者，至1937年上半年，邮购科工作人员增至20多人，拥有邮购户6万数千户，邮购户存款余额近10万元。
生活书店邮购部函购户存款证
生活书店力求“备书皆好，好书皆备”，专设进货科，服务邮购科、门市部和批发部，购进外版图书和代订期刊，同时承担图书联合广告的组织、新书目录的编印，并为上海中小出版社和个人出书解决发行问题，代办总经销或寄售代销。关于进货原则，徐伯昕曾写道：“除了诲淫诲盗和含有毒素的以外，全国各种书刊都为读者代办。”
生活书店经售全国图书杂志章程
在艰难岁月中，生活书店经营横遭摧残。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全国分支店只有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曲江（今广东韶关）6处尚存，先后28人被捕。1941年2月，除重庆以外全部被查封。生活书店多次向各方呈文请求撤销查封，未获照准。1941年3月，徐伯昕主持起草《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揭露生活书店20家分店被查封和勒令停业的经过，及书刊被非法查禁、扣留的情形，印发国民参政员、各报馆、订户和邮购户，并在延安《新中华报》连续刊载。展览中呈现的手稿与铅印件记录了这段历史。
《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手稿（1941年）
除了大量展品，展览还运用口述史料、演示动画、互动装置等辅助展项，为观众提供从知识到情感，从历史文本到数字探索的多元参观体验，邀请读者“走进”这位新文化出版家的生命旅程。
（解放日报 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