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特朗普给默茨出了一道大难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历史仿佛想要跟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开个玩笑，这位信奉大西洋主义的德国基民盟主席、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在蛰伏半生之后却遇到了一个要打破大西洋联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而上周末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灾难性的会面，也给默茨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

布里隆出了个“大人物”

在德国，默茨是一个为人熟知的基民盟（CDU）政治家。

但对绝大多数中国公众而言，他的名字若与施密特、科尔、施罗德、默克尔，哪怕是与那两位一段时间以来被称为“人间清醒”的魏德尔（Alice Weidel）和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相比，应该还是相当陌生的。

随着这次德国联邦议会大选尘埃落定和联盟党（Union）的胜出，默茨开始走入中国人的视野，华文媒体也开始密集报道和介绍这位大概率将出任下届德国政府首脑的人物。

默茨于1955年11月11日出生在布里隆（Brilon）。这是德国北威州东部绍尔兰地区（Sauerland）的一座中型城市。

默茨外祖父在布里隆的祖宅，也是默茨十岁之前生活的地方。有报道说该楼房正在或已被出售

默茨来自一个胡格诺派（基督教新教的一支）的保守家庭。母系支脉属于本地望族之一的索威戈尼家族（Saovigny）。他的外祖父保罗曾担任过20年（1917-1937）的布里隆市长，1933年前为天主教政党“中心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的党员，1938年后加入纳粹。

父亲阿希姆来自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弗罗茨瓦夫）的一个新教军人家庭。二战中服役并被俘。战后在美占区担任法官，参与主持审理多起与纳粹相关的案件。后来他在安恩斯贝格（Arnsberg）地方法院担任法官，并一直是基民盟成员，直到2007年。

罕见照片：儿时的默茨（中）和父母以及弟弟妹妹。 德国《图片报》（Bild-Zeitung）

默茨是家中四个孩子中的长子。婶子去世后，他父母又收留了一个表妹在家里，等于是五个孩子与父母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三世同堂。默茨与弟弟妹妹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后来的两大噩耗对他家庭的打击很大，影响至今：小妹21岁时死于一次车祸，弟弟不到50岁死于免疫性疾病“多发性硬化症”。

据报道，他父亲已101岁高龄，母亲也快97岁了，双双住在养老院。用默茨自己的话说，两位老人身体都“很健硕”（äußerst rüstig）。他和父母关系融洽，前一阵竞选忙得不可开交时，依然不忘回家给老父亲祝寿。

默茨与妻子Charlotte和女儿Constanze（2017） imago images/Eventpress

默茨与夏洛蒂（Charlotte）相濡以沫40年，育有两女一子。在谈及婚姻的秘笈时，默茨认为“彼此坦诚，相互尊重，共同的兴趣爱好，再忙也要给家庭留有时间”很重要。

少时的默茨有些“另类”，留着长发，据说还蹲了一年级，因与学校关系紧张，最后不得不转学。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称其为“勇敢的叛逆者”（braven Rebell）。

他在校时刚开始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后来发生了转变，16岁就加入了基民盟。

高中毕业后，他先在联邦国防军炮兵部队服役一年零两个月，并完成了候补军官培训课程（Fahnenjunker-Lehrgang）。若不是膝盖受伤的原因，默茨或许会在军队发展仕途。

1976年，默茨开始在波恩和马尔堡学习法律。1981年，他与同专业的夏洛蒂结婚。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后，默茨于1985年在萨尔布吕肯地方法院担任了一年的法官，之后成为律师，并在德国化学工业协会工作。

默茨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认为基督教的价值是政治的基础。他年轻时加入天主教学生团体和“科尔平之家”（Kolpingfamilie），后者是天主教教会的社会事业组织，2023年拥有20.5万会员，分支机构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基本可以给默茨画出一幅“素描”来：

他的宗教信仰显然源自其母系一脉（外祖父是天主教“中心党”成员），最后选择基民盟作为自己的政治家园也就不奇怪了。他的家庭观念很重，价值观非常保守。而他的事业却继承了父系的“基因”，部队生涯因腿伤夭折后，进入法律领域（法官和律师）。

这个来自家庭环境的双重影响，以及他个性中与生具有的“反叛”精神，还有他作为法律人士特有的自信与缜密，使他既有特立独行，傲慢自信，善于言辞的特点，同时又具备集体和团队意识，以及天主教的世界观。他积极参加天主教学生团体和科尔平之家，又让他很早就意识到“关系网”的重要性。

默茨于1972年加入基民盟，并在1989年的欧洲选举中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成为经济、货币和工业政策委员会的成员。1994年，他在自己的选区上绍尔兰（Hochsauerland）以绝对多数赢得直接进入联邦议会的资格，这个成绩一直保持到2005年。

他是联邦议院中权力颇大的财政委员会（Finanzausschuss）成员，并于1996年成为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在该委员会中的首席代表（Obmann）。

1998年联邦议会大选中，基民盟败选，执政16年的科尔（Helmut Kohl）被社民党的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取代。第二年，一桩“政治献金”丑闻又一次重创本已低迷的基民盟。此案受牵连者众，包括前总理科尔，党主席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以及黑森州基民盟的两位重量级政客。

那年可以说是基民盟的“至暗时刻”，同时也为新一代政治家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2000年2月，默茨接替他的政治“伯乐”朔伊布勒，升任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院党团主席（CDU-CSU-Fraktionsvorsitzender），当时他还不到45岁。

默茨和默克尔2000年在联邦议会里，图中俩人在分口香糖，说明当时俩人关系还不错。 dpa/Wolfgang Kumm

可惜好景不长，仅仅两年后，他在党内竞争中败给党主席默克尔（Angela Merkel），由此他弃政从商，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自我流放”。

在他失意的时候，党内一个叫“安第斯帮”（Andenpakt）的党内反默克尔团队正式接纳他为会员。这个“组织”很神秘，长期对外秘而不宣，直到《明镜》杂志（Der Spiegel）2003年刊出题为《男人帮》（ Der Männerbund）的文章后才为世人所知。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暂且不去细说这个“安第斯帮”的来龙去脉。但是，了解德国政情的人若看到以下名字及职务，便可知这个神秘团队的实力曾有多强：前黑森州州长科赫（Roland Koch）/ 前联邦科研部和交通部部长威斯曼（Mathias Wissmann）/ 前巴符州州长，前欧盟财政和人力事务委员奥廷格（Günther Oettinger）/ 前联邦国防部长荣格（Franz Josef Jung）/ 现任黑森州州长布菲耶（Volker Bouffier）/ 前联邦总统伍尔夫（Christian Wulff）/ 前萨尔州州长，前联邦宪法法院大法官米勒（Peter Müller）。

他们当年均属基民盟中的“少壮派”，虽然没有义结金兰，但彼此承诺在党内互不为敌，相互帮衬提携。有意思的是，这些踌躇满志的政坛高手最后不是被“灭绝师太”默克尔“招安”，就是被击败。

直到默克尔时代末期，默茨的政治机遇才再次到来。2018年底和2021年初，他两次试图竞选党主席未果，最终在2022年1月底基民盟历史上首次普选中，才被确定为党主席。

末了，默茨虽然没有在政治竞技场中直接击倒对手默克尔，但毕竟有望入主总理府，坐上“默麻麻”（“Mutti Merkel”—— 德国民间对默克尔的称谓）当年的那把交椅，也不失为一次迟来的胜利吧。

有人说，默茨虽然在政界打拼多年，但他基本都在议会走动，缺乏内阁工作经验。这个不假，但也不全对。

德国议会中的各党议会党团（Bundestagsfraktion）的作用之一，就是在议会这个立法机构中维护本党利益，并为本党参与的政府“保驾护航”。

默茨接任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时，虽然本党已下野，但他此前担任过两年议会财政委员会联盟党方面的首席代表，对政府流程应该并不陌生。

还有，不管是他的“伯乐”朔伊布勒，还是他的那些“安第斯帮”哥们儿，不少都有在联邦和州政府工作的经验，他们之间这方面的交流肯定不会少。耳濡目染多了，凭他的悟性，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新官上任三把火。默茨在大选后的第二天即开始与社民党（SPD）这个唯一可能的联手对象进行接触，以期尽早组成新的一届政府。用他本人的话说：“世界不会等我们，问题不会等我们，但欧洲却亟需一个具有行动力和感召力的德国政府问世”。

外交方向：一路向西？

今年1月23日，作为基民盟主席、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默茨在柯尔柏基金（Körber Stiftung）举办的全球领导人对话会（Global Leaders Dialogue）上发表关于《德国外交和欧洲政策优先事项》的演讲，为自己未来的外交方向奠定了基调。

笔者将他的基本论调归纳如下：

1）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是时代的“转折点”，更是时代的“断裂”。默茨认为世界已进入“自由民主与反自由的威权之间的制度冲突时代”，并直接点名俄罗斯和中国是这场冲突的主要对手。他说：“它们（指俄中）公然反对多边秩序，而这种秩序自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一直是各国共处的基础。”

2）关于中国，默茨认为北京 “正在改变印太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的权力格局”，并试图“证明威权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优于西方的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而且还在“致力于建立地区主导地位，以终结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他称中国的统一大业是“当今世界和国际稳定面临的最危险冲突之一”。

3）默茨认为，“ 在过去十年中，一个由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组成的威权主义轴心（Achse der Autokratien）已经形成，并在全球各地区施加破坏性影响，挤压西方政治空间，利用危机局势为自己牟利。”

默茨宣布，他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将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来实现势在必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转变”：

a)“恢复德国在外交、安全和欧洲政策上的全面行动能力”。在总理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er Sicherheitsrat im Bundeskanzleramt），以作为外交、安全、发展和欧洲政策等重大问题上的集体决策中心，将非洲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大陆。

b)“重新赢得全球合作伙伴和盟友的信任”。当务之急是恢复与波兰和法国这两个邻国的关系（扩大了原先的德法“双驾车”），巩固与以色列的传统关系（结束红绿灯政府事实上对其的武器出口禁运），希望积极为印太地区的稳定和自由作出贡献，建议在该地区建立永久性的欧洲海军基地。

c)“确定战略优先事项并坚决执行”。默茨眼里的三大战略优先事项分别是“恢复威慑和防御能力”（特别是对欧洲内部的军事采购进行根本性改革，避免订购重复和资金浪费）、“增强国家行动能力和欧洲主权”以及“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强调不能屈服强权，乌克兰必须赢得战争，俄罗斯必须输掉战争）。

最后，默茨专辟一章，谈及与美国的关系。

他首先强调，“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对欧洲的安全、自由和繁荣至关重要”，同时也呼吁面对再次当选的特朗普总统“不能像兔子见到蛇一样坐以待毙”（wie ein Kaninchen vor der Schlange sitzen）。他说：“如果我们希望被平等对待，就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安全责任”，“我们不能依赖别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视特朗普总统的任期为欧洲自强的机会”。

在对美贸易方面，他反对双方掉入两败俱伤的关税战漩涡，认为应该重启跨大西洋自贸协定（TTIP）的谈判，抛开浪漫主义幻想，“以清晰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他还把眼光投向南大西洋，呼吁最终达成“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自贸协定”。他强调指出，“战略性对外经济政策远不止关税和贸易政策，其核心必须是德国的全球化政策”。

听完他的外交政策演讲，感觉这位德国总理候选人的国际视野和认知还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桎梏，其观点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都是这些年，特别是特朗普第一任以来德国政客的“老生常谈”。

他把世界教条地划分为“民主政体”和“威权主义”两大阵营，完全忽略当今世界早已不再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互不依赖各成一体的格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他对处理国际关系的看法依然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痕迹。譬如，他一方面认为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是欧洲自强的一次机会，同时却把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仅仅视为威胁和挑战，而非也是德国和欧洲的战略机遇。再譬如，他声称“俄中公然反对多边秩序”，罔顾中方一再强调“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实。还有，他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各国共处基础”，却避谈西方经常漠视和破坏联合国的威信（不经联合国授权即对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政府反复退出联合国机构等）；至于那个让美国和西方成为最大收益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寿终正寝，因为它从金融贸易“稳定器”变成了“动荡源”。

关于俄乌战争，默茨重申以往的强硬立场：不能屈服“帝国主义强权”行径，不能接受“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和平”，乌克兰必须赢得战争（恢复领土完整、拥有选择政治和军事同盟的自由）、俄罗斯必须输掉战争。他认为，“通往乌克兰自由和安全和平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们持续的支持”。

他的这一立场，彰显了以下两点：第一，他的“两个必须”论点远离俄乌战局实情，口号色彩大于可操作性；第二，欧洲与美国在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问题上事先毫无协商沟通，因为他演讲后不久，特朗普就与普京单独谈判，基本抛弃了他的“两个必须”论。

默茨在选前被问及对处理德美关系是否有信心时说，他有把握能与白宫建立互信关系，因为他在美国工作过，熟悉美国社会，也有一定人脉，关键是，他了解美国只尊重强者。言外之意，他不会像过早站队民主党的朔尔茨（Olaf Scholz）那样“对人不对事”，而会自信满满，以“比肩齐眉”的姿态与美国打交道。

德国《明镜周刊》：此人能拯救德国民主吗？ SAMSON/ DER SPIEGEL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默茨在大选结束后德国电视一二台联合举办的由各党首脑参加的所谓“大象座谈”（“Elefantenrunde”）上，相当感性、几近失态地抱怨特朗普的做法等于将欧洲置于“双面夹击”的尴尬境地。他这里的“双面”是指“侵略者”普京和在这个问题上冷血抛弃了乌克兰和欧洲的特朗普。

给人感觉，他到此时才幡然醒悟，才意识到“特朗普，不靠谱”。

这不是一个即将执掌德国政府大权的领导人应该具有的眼光，因为特朗普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态度早已不是秘密。而且，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最近两次请求会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均被对方临时取消和拒绝。

“方寸已乱”的默茨日前赶往巴黎，会晤刚从华盛顿回来的马克龙，一方面是为了摸底探路，从法国总统那里获取有关美方真实意图和未来打算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要协商欧洲如何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保卫自己。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盟友们在华盛顿的忽悠下，纷纷加紧摆脱对俄罗斯能源和中国市场的依赖，最后却发现，自己若要被人（特别是盟主）看得起，最需要摆脱的恰恰是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可专家们认为，欧洲若真的想实现对美“战略自主”，最起码需要二十年。

默茨在大选前提出的所谓与英法两国“核武共享”（Nukleare Teilhabe）其实只是“临时抱佛脚”的应激反应。即便英法答应，它们的核力量是否能真正威慑到俄罗斯，并给自己带来安全保障，还是个很大的问号。

人们或许会问，美国的战略重点移向亚太地区早已成定局，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让盟友们吃过苦头，为何欧洲不未雨绸缪，为何迟迟不作必要的准备，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尴尬地步？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1) 欧洲高估“共同价值观”对美国的约束力，严重低估现实利益对美国战略决策的作用。其实，欧美被自己的所谓“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蒙骗了，似乎真的以为“维京基因”（海盗）在西方文化逻辑中已不存在。随着特朗普对小泽总统露出狰狞的獠牙，欧洲国家虽然还有点扭扭捏捏，但也在考虑如何从满目疮痍的乌克兰身上捞回好处。

2) 欧洲认为特朗普当政只是美国政治的一次“事故”，相信美国的政治体制会自动纠正偏差。民主党籍的拜登上台后恢复了欧美之间的蜜月关系，这让欧洲政治家们坚信特朗普只是一只“黑天鹅”而已。虽然特朗普在“二进宫”后所表现的出尔反尔和自私自利更加变本加厉，但欧洲对美国政体的这种盲目乐观似乎依然存在。

本来，默茨的竞选重点放在了自己的强项“经济和税收”上。但为了拉选票，他又不得不先和右营中的极端派“选项党”（AfD）撕扯，大打“移民牌”，结果搞得德国政坛一地鸡毛。

出乎他预料之外的是，在投票前10天，特朗普和普京通电话，拉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单独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序幕，基辅和欧盟均被排除在外。

面对美国对欧洲“弃如敝履“的冷漠态度，默茨认为加速欧洲的“战略自主”已刻不容缓，于是，他把“重整欧盟”和“处理欧美关系”放到了议事日程的首位。

的确，无论是国内经济税收，还是移民政策，还是安全政策，都与国际局势密不可分。

结语

在德国，总理虽然对外交事务有最终的拍板权，但分管首长（外长）也很重要。在“红绿灯”政府中，外长贝尔波克（Annalena Baerbock）与总理朔尔茨的口径就经常不统一。

至于哪个政党以及具体哪位政客来执掌未来默茨内阁中的外交部，目前还不好说。但基于默茨的这次外交政策演讲以及他在大选前后作出的种种表示，已基本能勾勒出下届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轮廓：要么为了讨好特朗普，把中国当作“投名状”，要么就是在美俄中的夹缝中继续寻找平衡。但这两个选择都只能是“权宜之计”。

与美国右翼关系密切的德国阿克塞尔·斯普林格集团（Axel Springer SE）董事长德普福纳（Mathias Döpfner），近日在旗下主打媒体（《世界报》（die Welt）上提出一个所谓的“双赢”建议：“默茨最不需要的是与美国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是可以通过以下办法避免的：减少关税和一个针对中国的欧美共同贸易战略。”

除了这些鼓噪声外，也存在其他不同的声音。不少专家认为，欧洲和德国若要真正做到“战略自主”，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把自己从美国的“襁褓”中解脱出来，明确自己的战略需求和切实利益。但这需要欧洲政治精英团结一致，持之以恒的努力，而这恰恰是目前欧盟所不具备的。

在德国，默茨无疑是他这一代政治家中最能体现基民盟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人。他的口碑一向是聪明过人，口才出众，但他的另一面则是“好为人师”，不太会“笼络人心”，这或许是他一个较为明显的“软肋”。

所以，他选前手中一副好牌，“天时地利人和”基本俱全，民调也一直在30%之上，可最终还是没能实现“30+”的目标。

疲于竞选活动的默茨和索德尔

今年11月，默茨将满70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身体或许还健硕，思维尚且敏捷，但面对当今如此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他是否具备顺应大势的应变力和洞察力？必要时又是否具有年轻时那股“叛逆”勇气？

俄乌问题如何解决将会是一块“试金石”，如何睿智处理中德关系则是另一张“考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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