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特·舒赫：德国人终于意识到“要做些什么”，但现实没有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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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点归纳：
德国正经历自两德统一以来最深刻的政治转型。传统两大党社民党和基民盟长期主导的"均势政治"模式逐渐失效，绿党、左翼党及极右翼的选择党等新兴势力快速崛起，折射出民众对主流政党改革乏力的不满。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能源危机接连冲击下，德国暴露出基础设施滞后、教育资源不足、住房短缺等结构性缺陷，终结了战后长期繁荣带来的社会自满心态。
2021年大选产生的"红绿灯"三党政府因政策分歧于2024年解体，直接触发2025年提前大选。民粹主义选择党以反移民、疑欧立场的激进主张获得约20%选票，成为最大反对党，但其极端主张遭到主流政党排斥。当前德国政治格局呈现碎片化特征，各党派在能源转型速度、财政政策优先级等问题上分歧严重。
新一届政府大概率由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大联盟"，预计延续务实外交路线，在维持欧美同盟的同时寻求战略自主。对华政策可能出现调整窗口期，双方在气候治理、绿色技术等领域存在合作空间。但德国作为欧洲地缘支点，其政策选择仍将受制于中美博弈的全球格局，如何在价值观认同与经济利益间取得平衡将成为关键挑战。
选择党的崛起揭示了德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停滞与全球化焦虑交织，民众对开放包容的移民政策产生强烈反弹。然而其反民主本质与德国历史教训形成鲜明对比，主流政党通过“防火墙”策略坚决排斥该党。尽管左翼党与“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出现立场分化，但极端化趋势并未形成系统性威胁。
德国新政府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突破"均值回归"惯性，推动结构性改革。宪法债务刹车条款限制了财政灵活性，而劳动力短缺、数字化滞后和能源转型僵局亟待破局。外交领域，德国需在跨大西洋关系与中欧协作间寻找平衡，而中德关系可能因美国战略压力出现阶段性改善契机，但长期仍取决于双方能否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构建务实合作框架。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冈特·舒赫，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德国正在经历一个分水岭，这是自“铁幕”倒塌、1989年至1991年期间导向了两德统一的事态发展以来，笔者从未经历过的时刻。
在笔者被允许投票的33个年头里，德国经历了长久的稳定，也经历了新近的动荡时期。对此笔者将进行分析并试图展望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以及这对中德关系可能意味着什么。
·德国民众终于意识到“需要做点什么”
笔者认为，比尔·克林顿的竞选经理在1992年的一句名言至关重要：“这是（关于）经济，笨蛋！”在海湾战争中获胜后，老布什对赢得连任充满信心。然而美国选民考虑的却是他们内心更在乎的东西：比如钱包。
在二战后的德国，曾经有两个大党轮流执政：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前者更倾向于强调社会正义、维护劳工权利等；后者则更倾向重视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维护法律与秩序、跨大西洋关系等。
这两个政党加在一起通常能获得四分之三的选票，但只有一次（1957年）是由更保守的基民盟获得了绝对多数（超过50%）选票。因此，德国通常会组建联合政府，通常会有自民党（FDP）这个第三方小党参与其中。
自民党主张经济自由主义，限制政府的作用，以确保自由市场产生接近其理论可能性的结果，并在其他方面强调公民自由和个人责任，而不是过多地强调福利国家。自民党在经济政策上与保守派更加趋同，而在公民自由问题上与社民党更加一致。
直到绿党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后，这种非常稳定的政治格局才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因为绿党提出了环境保护、维护和平的议程以及反对核武装与核能源利用等主张。德国统一后，另一个小党，东德共产党的继承者（左翼党）也加入了德国主流政治，并维持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立足于东部地区的“极左”政治力量。
左翼党在本次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以8.8%的得票率进入议会
即使组建政党联盟的范围有所扩大，但德国政坛仍维持了一个共识：想要赢得大选的政党必须将自己定位成最能代表中间力量的党。
在德国的代议制政体中，议会成员选举总理，因此总理一职通常由在大选中获得最多席位的政党的领导人担任，然后，该党通常能够与立场最接近的联盟伙伴组建政府，规划各党协商的执政纲领并开展谈判。所有这些机制通常会导致一种“均值回归”。
这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理论上立场更左的政府，比如前总理施罗德领导下的政府，会启动削减福利、增加经济竞争力的改革；而纸面上更右的政府，如默克尔领导下的政府，会大量采纳左倾或更偏向绿党的政治主张，因为这是扩大其基本盘的最佳方式。
以默克尔总理执政16年间的一些政治转向为例：除其他议题外，她叫停了德国过去推行的义务兵役制，引入同性婚姻和最低工资标准，退出了核电开发，以及最知名的，允许移民大量进入德国。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都不是一位政治家基于积极有为的核心理念，在上台后强加给德国民众的议程；而是被一时的“时代精神”（Zeuitgeist）激活了敏感的政治雷达后，身段非常灵活、非常机会主义的维持权力之举。各式各样的民主支持者宁愿关注4年后或更早举行的下一次选举，也不愿意考虑长远的政治目标，就算这样做在当下可能并不受欢迎。
保守党内部立场更保守的反对派，尤其是包括现在已被锁定为下一届总理人选的弗里德里希·默茨，遭到了精明的权力政治大师默克尔的排挤，默茨本人甚至被赶出政坛许多年。
各种事件与回应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即中间力量的相互削弱，除了个别名字与面孔外，德国政治里的中间力量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彼此。但是，只要社会的总体情绪（最强烈的驱动力是关于经济繁荣）让人民的诉求仅仅是朝其中一方或另一方倾斜一点点，而基本上并不担心真正的变革，那么主流政党就能够继续维持政权。
这种情况在2013年达到了顶峰，当年默克尔的核心选举口号就是，“因为你们了解我”。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德国的两大政党需要与彼此结盟才能获得稳定的多数席位，正如2013年到2021年发生的情况。这进一步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资料图
这使得德国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改革，更不用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是依然活在过去雄厚的工业与经济实力基础之上。不利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但对于已经习惯了成功的德国民众来说，其影响并不明显，或者被他们愉快地忽视。
正常情况下，经济中出现的裂痕应该更早地显现，但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意味着大多数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依然非常紧俏。这给每个人制造了一种假象，认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因为雇主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一个自满的社会也许是恰当的形容词，但当已故的德国前外长、自民党人吉多·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等人早在2010年就发出预警，谈论德国陷入“罗马帝国晚期的衰败”时，却引发了公共舆论的强烈声讨。
过去几年来，这种变化正在加速发生。裂痕已经如此巨大，以至于无法被忽视。数十年来悄然形成的失衡结构突然垮塌。有些是真正意义上的裂痕，比如桥梁的垮塌，或者因为维修与新建而不得不关闭数年之久。
被忽视的基础设施状况是整个国家现状的象征：这些基础设施兴建于二战结束后数十年的经济热潮时代，继续服务了几十年，但没有获得充分的投资，其影响仅在中长期体现出来，如今基建设施破败的频率却迅速增加。当积压的工程欠账完全超出了重建能力，也超过了在维持整个体系继续运转的同时开展维修的能力时，问题就来了。即使有无限的资金也很难弥补漏洞，何况本来也没有足够的资金。
在许多方面，德国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道路与桥梁的问题仅仅是一个更广泛问题的表象而已。德国教育系统的现状、停滞的能源转型、经济适用房的严重匮乏、功能失调的军队、相对来说表现非常差的数字化转型、人口的老龄化与诸如医保等许多重要领域的合格人才缺乏，加上德国企业在许多全球创新领域的缺席……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
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和终止进口俄罗斯廉价能源、不可靠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与日益表现得像个对手的美国，所有这些外部冲击都无情地暴露了本已脆弱不堪的德国经济模式的弱点。
因此，德国公众终于意识到，“一切照旧”实际上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他们不再选择“均值回归”和无所作为。自满的情绪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这是向好的第一步。
而公众之所以意识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许多公共部门的服务并不令人满意，经济正在蒙受严重损失。最明显和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莫过于德国的汽车产业，它曾经是我国工业的骄傲。相关企业破产的新闻屡见不鲜，失业率明显上升，再度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
因此，人们普遍感到“需要做点什么”。
·崛起的选择党仍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德国人在2021年投票选出了一个三党联合政府，社民党与绿党几乎平起平坐，再加上自民党。在经历了连续两次中间政党的“大联合”之后，这个“全新开始”被外界寄予了很高的期待。
但人们很快发现，这些执政伙伴没有能力顺利地开展合作。大麻合法化是上届联合政府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执政成绩，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而就连这个决策也很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里被推翻。
上届执政联盟最终在任期结束前分崩离析，主要原因是在预算问题上爆发了争议。德国已经将维持审慎的财政纪律写入宪法，限制了增加国债的能力，而此举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常见且较容易的短期“放水”手段。
对于一个以实现长期繁荣为目标的经济体来说合理的做法，对于德国这样一个欧元区国家来说却是极其复杂的决定。因为法国、意大利等其他欧元区主要经济体的债务占GDP比例要比德国的高2倍左右。无论如何，“债务刹车”是写进德国宪法的内容，只有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席支持才能进行修改。
围绕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一些法律与会计层面的灵活手段让我们得以继续逃避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但最终，联邦宪法法院进行了干预，在联合政府的财政计划中捅出了一个他们无法填补的窟窿，或者说，只有通过进一步地扭曲规则、直到财政问题态度保守的自民党无法接受的地步才能补上漏洞。
现在，他们（自民党）终于付出了代价，在本届选举中连进入议会的5%得票率门槛都没有达到。自民党党魁、已卸任的财政部长林德纳宣布退出政坛，该党在德国政治中长期扮演的支柱角色已经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全新开始”以执政联盟的破裂和2025年提前举行大选而告终。
至少，这一次德国的选民投票率达到了自1987年以来的最高点，从2021年的76%上升到82.5%，这当然是由几次选举的大赢家、扮演了推动政治极化角色的选择党（AfD）所带来的：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AfD（字面意思是“德国的另一个选择”）成立于2013年，由对默克尔政府感到失望且更不愿意屈服的保守派所创建。然而，它却从一个最初希望恢复使用德国马克、避免对欧元妥协的政党，迅速转变成一个被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归类为“疑似极端主义者组织”的政党，导致外界多次呼吁取缔选择党，可该党的人气却不断上升。
德国选择党在近日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以20.8%的得票率排名第二，获得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在大选中的“最佳战绩”。 视觉中国
选择党乐于吸纳一切对现状感到不满的人，采取了一种反主流的基本原则。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强调法律与秩序的选择党以符合逻辑的方式呼吁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宣扬反疫苗和关于疫情的阴谋论只会进一步增加该党的人气。
选择党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愿景，只要阻止移民（尤其是穆斯林裔）或者通过“回迁”逆转移民流入的趋势，以及退出欧盟，那么德国基本上就可以重回“旧日的美好时光”。作为其身份认同主义政治概念的一部分，选择党支持驱逐非欧洲血统的移民，基本上不考虑这些人是否获得了德国公民身份。
许多中国读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德国当初会接受那么多的穆斯林移民？要知道，在当初还有时间时，恰恰是保守派阻止了德国开展任何关于移民法的实质性讨论，而当美国的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东危机与可以预见的难民潮之后，欧洲与德国都没有制定过包含移民配额或分配办法的应对方案。
到目前为止，德国是接纳这波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欧盟与其成员国中，法律和政策的调整，说的客气一点，也是“不够及时”的；如果事情的结果并不符合预期或当初的设想，或者民意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就必须先改变法律，而不是从改变症状开始，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最开始，绝大部分德国人怀着希望帮忙的冲动（去支持接纳移民），这一点值得尊重。默克尔政府像他们在很多情况下的做法一样，选择了随波逐流，而且看到了接纳移民对于应对人口减少趋势的积极意义。
直到后来的事实证明，让数量如此之多的非基督教背景的移民融入德国社会，无论从能力还是意愿来说，都远远没有当初人们预期的那么简单。而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经济专家与笔者本人都认为，选择党的纲领一定会带来灾难。德国的成功依赖一个开放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制，以及商品、资金与人才的相对畅通无阻的流动。（默克尔政府接纳移民）5年后的英国脱欧理应构成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警示，当初正是最狂热的脱欧支持者如今承担了最严重的后果。
2024年12月20日晚，德国马格德堡市一圣诞集市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人身亡、200余人受伤。
但是，作为一个反对党以及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无需提出一致、连贯且可信的替代政策方案，就能相对比较容易地收获支持。
例如，选择党希望将每一座风力涡轮机夷为平地，因为这些涡轮机的外形“不符合审美”，他们也知道许多选民不希望在自家后院出现这样的涡轮机。但就连选择党也不可能一夜之间、不计成本地恢复使用核电。考虑到德国能源转型已经取得的进展，就连昔日的反对者也希望继续延续这条路线。
把移民当做任意指摘的替罪羊，显然可以免除其他人的一切责任，让他们不必忍受更辛苦的工作、加班且降薪、勒紧裤腰带或失去相应的特权等等，这样做对德国的选民来说当然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尽管选择党以20.8%（基督教民主党为28.6%）的得票率优势稳居第二位，但所有主流政党都始终明确表示，不可能与选择党合作，更不用说联合组阁。这种立场有时候会让外国人难以理解，甚至导致了特朗普、马斯克或万斯在德国选举前几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了严厉批评，越过了干涉德国内政的边界线。
坚定地孤立选择党的立场被形容为“防火墙”，笔者承认这导致了一些两难的处境。关键问题在于：如果一项新法案的通过取决于能否获得选择党议员的支持，这样的政治决定是可以做出的吗？或者换一种说法：德国的民主主义党派必须要在原则上全面反对选择党，而不论具体的议题以及他们的真实主张吗？
其他的政党越是试图向右转，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这个问题就越是被频繁地提出来。越来越多的德国选民看起来在质问：”如果我们可以给原版投票，为什么还要把票投给复制品呢？”
笔者不成熟的看法是，做出一项政治决定的唯一衡量标准，应该是基于此举对国家和自身选民基本盘最有利的信念，而不是某个想法的起源有什么问题，或者其他人是否认同这个想法。在事关良心的问题上，每一个议员应该能够自主地投票；而一般来说，政党立场应该先在党内统一，然后由议员基于这些共识立场去投票。
但需要明确一点：选择党主要提供的是仇恨，几乎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他们本质上是反民主的，他们的仇外主义、优等种族意识形态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出口导向、需要引进熟练劳动力的国家格格不入。就连法国的极右翼政党也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认为需要变得稍微更有公民意识、更能吸引选民，因此他们公开反对选择党在欧洲舞台上取得的进展。选择党很有可能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终结者。
这一切甚至还未触及我们的历史性角色。但笔者希望提醒读者，德国曾有过容忍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可怕经历。该党基本上是靠民主程序上台后才获得成功，但接下来又从内部摧毁了德国的民主体制。
当年，德国的做法是让暴发户希特勒上台，同时由其他政客组成防火墙以避免出现任何过激行为，通过让希特勒无法兑现其承诺来浇灭德国民众的幻想，这种战略却遭受了巨大的反噬。这一点深深地刻在了德国人的基因中。例如，选择党关于移民“回迁”的讨论被泄露后，引发了大规模的公民抗议，尽管大多数德国人早已对默克尔时期到来的难民失去了热情。事实上，除了“极左”的左翼党之外，其他所有主流政党都在竞相加强对移民问题的立场。
就连德国左翼也遭遇了痛苦的分裂，其标志性的领导人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成立了“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党，她将一些经典的左翼立场与另一批非常类似选择党的立场混合在一起，包括同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以及移民问题。
·一些预测
本文与这次德国竞选活动一样，沦为了被带偏的讨论的牺牲品：相比其他紧迫的国内问题，如住房短缺、经济现代化、重整教育和基础设施体系等；以及紧迫的国际问题，如欧洲应对近在眼前的贸易战的战略、结束在乌克兰与中东的热战、甚至在不依靠北约的前提下确保自身安全，更不用说全球变暖、核不扩散问题以及其他国际热点问题，移民问题所占据的讨论篇幅与其重要性完全不成比例。
因此，让我们展望未来，看看这场选举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德国政坛几乎肯定会产生一个新的“大联盟”，而这个联盟差一点都没能获得多数选票：“瓦盟”的民调在去年11月末还在8%以上，如今却以不到15万票之差（0.03%得票率），未能达到进入议会的门槛。
这一点尤为有趣，因为如果“瓦盟”多了这一小部分选票，那么他们在新议会中获得的席位将足以稀释“大联盟”政党的议席，让后者无法赢得简单多数，从而有必要与“瓦盟”或绿党组成新的三党联盟。
绿党几乎肯定不会加入下一届德国政府，因为他们的力量太弱，无法与基民盟一起获得多数席位，“大联盟”也不需要绿党来获得简单多数。
联盟党候选人默茨与德国总理、社民党人朔尔茨
在国家层面，如何为所有竞选承诺和必要措施提供资金这个令人头疼的细节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虽然连基民盟都对改变“债务刹车”规则的想法表示初步支持，但要做到这一点，新政府不仅需要绿党的支持，还需要选择党的支持，因为修改宪法需要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的选票。
在外交政策方面，“女权主义者外交”等“觉醒主义”元素将让位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立场。朔尔茨等社民党人在外交领域留下的可能是最大（且最持久）的影响就是没有呼应绿党、自民党以及法国盟友和美国拜登政府的要求，对乌克兰战争火上浇油。而朔尔茨本人将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央。
在一个似乎正被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迅速“瓜分”的世界中，德国新政府迫切地需要定义德国与欧洲扮演的角色。一个不那么爱对中国挑刺的德国政府，加上一个正在疏远几乎所有德国主流党派（除了选择党）的盟友美国，意味着一次改善中德关系的绝佳机会。德国和欧洲会像中国一样，试图维持全球化的活力，避免贸易战与关税壁垒，支持全球机构与国际条约。
一切都只是相对的，跨大西洋关系越是不稳定、不可靠，关于建立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的压力就越大，而这符合中国的利益。此外，中国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稳定锚，与此同时，绿党中顽固的意识形态至上势力被削弱，最重要的是他们沦为了反对党。
笔者希望，更加务实的头脑、更好地协调地缘政治利益的主张能在德国政坛占上风。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因为美国试图迫使欧洲人选边站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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