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韦内齐亚尔：特朗普阵营的白人基督教保守派，将如何影响美国外交？

Deepseek总结本文核心观点：

特朗普及其白人基督教保守派议程（WCCA）对美国内外政策影响深远，特别是其对全球政治格局的冲击。特朗普阵营通过精心策划的行动，试图重塑美国的国家机器，削弱联邦官僚体系，并推动极右翼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反移民和反“觉醒主义”倾向。

特朗普政府内部派系复杂，包括科技领域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全球极右翼联盟构建者等，这些派系在意识形态上虽有分歧，但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形成了纪律严明的攻势。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政府通过“美国铁穹”计划、削减军费预算、再工业化等手段，试图维持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同时通过与俄罗斯的潜在合作来遏制中国。

欧洲已经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衰落，认为欧洲精英阶层已被美国驯化，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此外，特朗普的极右翼议程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了复杂影响，部分国家可能会迎合这一议程，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加强自身的独立性和反帝国主义立场。

文章最后呼吁全球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应对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极端危险，特别是其对多样性、平等和人权叙事的破坏，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腐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

当地时间2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其第二任期的首次内阁会议，舆论将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了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埃隆·马斯克身上，却忽视了特朗普新内阁的另一个显著特点——白人基督教保守派（WCCA）。

在美国之外，特朗普精心策划并闪电式推行的白人基督教保守派议程早已震惊欧洲，自然也出现这样的疑问：“这对美国外交政策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会产生哪些长期后果？全球南方国家应如何应对？”

本文试图帮助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分析美国总统周遭的各种力量，然后探讨其对外交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截至2025年2月中旬的特朗普阵营

特朗普阵营正在对美国国家机器的重要部分（包括现已颜面尽失并被曝光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攻击，且毫不掩饰他们对欧洲精英的蔑视。传统基金会在这场为期两年、于总统就职前就开始谋划的攻势中，扮演了类似总参谋部的重大角色。

特朗普阵营（包括官方政府及其有影响力的小圈子和非正式顾问）包含多个派系，这些派系有时相互重叠，且各有其政策和矛盾。正如万斯在慕尼黑的演讲所示，这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群体，而特朗普在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最淡。

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是一位高效且长期活跃的右翼人士，是深受信赖的共和党操盘手，协助确保特朗普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更加组织有序。在我们分析的特朗普阵营40名核心成员中，有9人公开表示支持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另有6人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有关联或立场基本一致。目前，所有人都服从特朗普的意志。

虽然特朗普现在掌握着方向盘，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是一场更广泛的“运动”。其中充斥着各种声音，包括反“觉醒主义”（woke）、反文化精英、亲军人、反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和反移民。其部分言论有时是反美国干预主义和反“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

特朗普阵营中的基督教福音派领导层成员，包括皮特·赫格塞思、斯蒂芬·米勒和查理·柯克，他们既独具特色，又融入其他派系之中，并非完全独立的群体。包括彭斯在内的一些福音派运动领袖，已被排除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阵营之外。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意识形态重点已转向摧毁联邦官僚体系，即“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他继续攻击情报和国防机构，这些机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被贴上了“深层政府”的标签。不过，这一次，他以“经济浪费”（economic waste）为由，从意识形态上为其行动正名。

美国的核心常设国家安全机构尚无法控制特朗普政府的日常走向。特朗普阵营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让人想起马克思的名言，说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群“交战兄弟”（warring brothers）。

然而，在特朗普的掌舵下，特朗普阵营成功发动了一场纪律严明的攻势，并包抄了其在美国统治阶级中的对手，至少目前是这样。

在给政府各成员分门别类时，始终存在一种风险，即可能会忽略其世界观。极右翼运动背后的主要力量来自资本的三个核心领域。硅谷正加速成为军工复合体的头领。亚马逊、帕兰提尔（Palantir）、微软、谷歌、安杜里尔（Anduril）、SpaceX和OpenAI都是美国军方的供应商。其中大多数将中国视为其主要障碍和威胁。

私募股权资本如今集中投资于科技独角兽企业，更准确地说，是科技垄断和双头垄断公司。它们处于军事、科技和金融的交汇点。石油和天然气资本需要摧毁可再生能源的威胁，并维持自身的垄断地位。而其他资本领域则大多保持沉默。

这届美国政府中有13位十亿级富翁和一些资产过亿的富豪，其中许多人来自上述三大资本领域。

与所有法西斯运动一样，美国新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内部矛盾，存在于资本家与以中下阶层为主的基层群众（即MAGA运动）之间。以下是特朗普阵营的各派系及其部分关键人物的概述。

截至2025年2月中旬，特朗普阵营有8个派系。具体如下：

1. 科技领域白人种族主义自由意志主义者

2. 美国民族主义者与旧保守派

3.“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及特朗普的忠实追随者

4. 全球极右翼联盟构建者

5. 右翼现实主义者

6. 里根式亲商业反监管信徒

7. 极力反华反共阵营

8. 政治特立独行者

1.科技领域白人种族主义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个群体正试图控制政府核心部门，以加紧掌控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等关键技术（关键人物如下）。前三位是“贝宝黑帮”（Pay-Palmafia）成员，他们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纳米比亚度过了童年，并与该地区有联系。

·彼得·蒂尔（技术与国家安全顾问、帕兰提尔公司董事长）：最具地缘政治战略意义的科技界亿万富翁。他如今是科技领域军工复合体的领导者，支持以监控为驱动的治理模式以及“后民主”统治。他曾表示：“我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可以兼容。”[ “The Education of a Libertarian” , Cato Unbound, April 13, 2009.]他的种族主义观点形成于童年时期，当时其父是种族隔离时期纳米比亚的一名商人。

·埃隆·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实际负责人）：他的倾向是寡头政治、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以及超人类主义。对他而言，超人类主义意味着人类与人工智能融合的人工智能型未来。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他成长于一个极右翼家庭，这使他形成了白人种族主义观，并对纳粹抱有同情。其外祖父是货真价实的纳粹分子。他行纳粹礼的行为被轻描淡写地辩解为一时激动而草草了事。[ Editor, “Nazi Billionaires: Fascism in the Elon Musk Family Tree | MR Online”, January 28, 2025.]

·大卫·萨克斯（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总管）

·马克·安德森（自称是政府效率部的“无薪实习生”）：支持技术独裁/专制主义或企业技术官僚统治。2016年，他曾言：“过去数十年，反殖民主义一直在给印度人民带来经济上的灾难。何必现在收手呢？”

**2.美国民族主义者与旧保守派：**主张国家主权、经济保护主义以及“克制”（restrained）的外交政策。知名人物有：

·詹姆斯·戴维·万斯（副总统）：彼得·蒂尔的门徒。

·斯蒂芬·米勒（高级顾问）

·塔克·卡尔森（媒体影响力人物）：反帝国主义右翼的领袖，最坚定地反对美国对外干涉，同情普京。

·迈克尔·安东（负责政策分析的副国务卿）：他或许是极右翼知识分子中最聪明的一位，主张在美国推行凯撒主义，与万斯关系密切。

·迈克·沃尔茨（国家安全顾问）

·兰德·保罗（外交政策顾问）：边缘人物。

**3.“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及特朗普的忠实追随者：**以坚定不移地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议程为特点，该派系强调忠诚以及向特朗普愿景看齐，主要成员包括：

·皮特·赫格塞思（国防部长）：极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执意要从军队中清除“多元、平等、包容”（DEI）理念。

·帕姆·邦迪（司法部长）

·查理·柯克（美国转折点组织〔TPUSA〕创始人兼主席）：TPUSA是著名的保守派组织，致力于吸引年轻人参与推动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

·洛丽·查韦斯-德雷默（劳工部长）

·肖恩·达菲（交通部长）

·道格·柯林斯（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

·克里斯蒂·诺姆（国土安全部长）

·埃莉斯·斯特凡尼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4.全球极右翼联盟构建者：**该派系旨在发展、支持并整合全球极右翼运动，培育一个永久性的跨国极端民族主义网络。

·史蒂夫·班农（首席战略师、特朗普阵营的非官方操盘手）：特朗普主义与博索纳罗（巴西）、米莱（阿根廷）、勒庞（法国）和欧尔班（匈牙利）等全球极右翼领导人之间的主要意识形态纽带；自称工人阶级的“文化右翼”（cultural right）倡导者，但在经济民粹主义方面却前后不一，有时呼吁对富人加税；反华，但这并非他的主要目标，其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久的全球极右翼运动。

·奈杰尔·法拉奇（欧洲事务顾问，英国改革党党魁）：他是跨大西洋右翼协调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英国和欧盟；但他在特朗普阵营中的影响力尚不确定。

5.右翼现实主义者：这部分人反对博尔顿等人的观点，特朗普认为博尔顿是个鹰派疯子；他们被称为“克制派”，反对过度扩张主义。

他们信奉乐观现实主义，表现在认为应该遏制而不是入侵伊朗，即使伊朗拥核也不会对以色列或美国构成真正威胁，因为伊朗只具备防御能力。成员包括：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负责防务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主张减少美国在中东和欧洲的军事存在，从而优先关注印太地区并遏制中国；他是威廉·科尔比的儿子，后者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时期担任中情局局长。

·约翰·拉特克利夫（中情局局长）：对情报机构持怀疑态度。

·迈克尔·迪米诺（国防部中东事务副助理部长）：他认为中东对美国并非至关重要，曾表示从加沙铲除哈马斯的任何努力都是痴人说梦。

·史蒂夫·维特科夫（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房地产亿万富翁）：加沙和乌克兰谈判特使。

6.里根式亲商业反监管信徒，主要人物包括：

·斯科特·贝森特（财政部长）

·罗素·沃特（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他听起来像一个传统的约翰·伯奇协会成员（20世纪60年代的极右翼分子），认为民主党人是共产主义者。

·道格·伯古姆（内政部长）

·布鲁克·罗林斯（农业部长）

·霍华德·卢特尼克（商务部长）

·李·泽尔丁（环保署署长）

·克里斯·赖特（能源部长）：自由能源（LibertyEnergy）油田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

**7.极力反华反共阵营：**这个群体表现出阴谋论和邪教般的行为，以极端的意识形态狂热著称，从反共的角度看待所有国际问题。

他们认为中国不仅是地缘政治对手，而且是意识形态上的生存威胁，认为中国策划了几乎所有对美国权力的重大威胁；还对委内瑞拉、古巴和其他左翼政权保持冷战式的敌意，但优先视中国为核心战场。

·马尔科·鲁比奥（国务卿）：无法坚持自己坚决反对委内瑞拉、古巴和中国的路线；如今在政府中扮演谄媚角色，曾试图柔性保护美国国际开发署但遭失败。

·兰登·海德（商务部出口管理助理部长）：负责监督旨在限制中国获取美国技术的出口管制。

·彼得·纳瓦罗（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他的《致命中国》（Deathby China）一书推动塑造了特朗普第一任内的反华立场。

·彼得·蒂尔（见第1组）：他极度反共，认为美国科技公司与中国合作是叛国行为，并推动极端的脱钩策略。

·贾米森·格里尔（美国贸易代表）

8.政治特立独行者，用于扩大特朗普的基本盘，削弱民主党：

·图尔西·加巴德（国家情报总监）

·小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的危险动向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是美国总统制定美国宏观战略（地缘政治、军事及核战略）的委员会。美国国家职能与社会主义事业之间不存在直接对等的类比关系，可以大概把它称作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政治局。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其法定成员包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

·詹姆斯·戴维·万斯（副总统）

·马尔科·鲁比奥（国务卿）

·皮特·赫格塞思（国防部长）

·克里斯·赖特（能源部长）

·斯科特·贝森特（财政部长）

·杰拉尔德·帕克（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政策办公室主任）

特朗普任命的其他成员包括：

·迈克·沃尔兹（国家安全顾问）

·克里斯蒂·诺姆（国土安全部部长）

·帕姆·邦迪（司法部长）

·埃莉斯·斯特凡尼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苏茜·怀尔斯（白宫办公厅主任）

·道格·伯古姆（内政部长）

NSC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危险机构，带头发动针对其他国家和进步人士的战争、政变、“颜色革命”、暗杀、制裁和情报行动。自1947年以来，该机构一直是反人类罪行的策源地。

在所有资本家当中，彼得·蒂尔对NSC的控制力最强，可能也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是坚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他可能是美国最聪明的反共分子。

彼得·蒂尔（右一）与特朗普

蒂尔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他与以下6名NSC成员有直接的财务或政治关联：

·詹姆斯·戴维·万斯：蒂尔向支持万斯2022年竞选活动的某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数百万美元；大约十年前，蒂尔将万斯收为门徒。

·皮特·赫格塞思：他的核心圈子里有帕兰提尔（Palantir）和安杜里尔（Anduril）公司的高管，表明他已融入蒂尔的军事科技网络。蒂尔旗下对冲基金的一位前顾问也是赫格塞思的已知同伙。

·克里斯·赖特：他通过能源初创公司奥克洛（Oklo）与蒂尔建立了联系；赖特是奥克洛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彼得·蒂尔的风险投资公司是该公司的主要投资方。

·迈克·沃尔兹：蒂尔直接为他2022年在佛罗里达州的竞选活动捐款。

·帕姆·邦迪：蒂尔在特朗普2016年总统过渡团队的执行委员会中与她共事。

·苏茜·怀尔斯：怀尔斯曾供职于“拯救亚利桑那州政治行动委员会”（Saving Arizona PAC），这是由蒂尔资助、支持布莱克·马斯特斯在亚利桑那州活动的团体。她与蒂尔密切合作，并曾在由蒂尔支持的右翼政治团体联盟罗克布里奇网络（Rockbridge Network）所举办的活动上发言。

在特朗普第一任内，蒂尔的追随者被战略性地安插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关键职位上。凯文·哈灵顿已被任命为负责战略规划的总统副助理。由彼得·蒂尔资助的“全国保守主义大会”（NatCon）经常邀请马尔科·鲁比奥和蒂尔担任主旨演讲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没有右翼现实主义者。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也不在其中。

另一个危险信号是，特朗普本周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措，开除了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任命右翼的丹·凯恩中将接任。特朗普在伊拉克结识了凯恩，之后又在2019年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PAC，右翼政治会议）上再次碰面。

此举显然是为了消除对白宫的任何军事约束，因为现在白宫有了自己的心腹。而凯恩的任命尤其不同寻常，因为他此前并未担任过任何较低级别的职务。在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特朗普曾回忆凯恩对他说：“我爱您，先生。我认为您很伟大，先生。为了您我愿意不择手段，先生。”

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表示，他将解雇军法署署长。这些人是为陆军、海军和空军执行军事司法准则的军职律师。此举本身就是不祥之兆。

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若干方面

“美国铁穹”行政命令

特朗普于2025年1月27日签署“美国铁穹”（Iron Domefor America）行政命令，旨在打造全面防御屏障，能够保护美国抵御包括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以及先进巡航导弹等一系列导弹威胁。其内容包括：

1. 在陆地和太空部署先进的传感器和拦截器；

2. 开发非动能防御能力（如激光、电磁脉冲武器等）；

3.加强所有组件的供应链安全。

尽管打着“防御”（defense）的幌子，这一举措实则是美国军事反制力（counter force）学说的险恶扩张，2024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国核武器使用战略报告》重申了这一学说。

反制力的核心在于具备对对手的军事和核能力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能力。美国的军事规划包括首先使用核武器，旨在通过摧毁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先发制人打击进行反击的能力来“赢得”核战争。美国的军事战略是一种不道德的理念和战略，对人类构成了极大威胁。

特朗普提出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购买格陵兰岛以及对巴拿马提出主权要求等扩张计划，背后有两个因素。其一，是为了扩大“铁穹”系统的防护区域。其二，是为了控制关键矿产资源。后一种欲望还将美国的利益延伸至乌克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对“不动产”的痴迷似乎误入歧途。美国持续干涉圭亚那，以推进自身的石油利益，同时还能借机削弱委内瑞拉。

削减军费预算和再工业化计划

特朗普除了对其他部门采取行动外，已经开始着手削减美国的军费预算。他声称这些资金可以更好地用于再投资，推动再工业化。

最近建设大型芯片制造厂的举措表明，不仅需要固定资产投资，还需要重建教育体系以培养现代化、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同时还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都要耗费数十年的时间。

这需要“耐心的”资本投入，而这与当前投机性的金融化市场恰恰相反。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美国能够借鉴中国，学会如何管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发展进程。

欧洲日渐衰败

万斯对德国及欧洲“自由主义”（包括移民问题）的抨击，在伦敦、柏林和巴黎引起轩然大波。当然，更重要的是，欧洲对美国在试图解决乌克兰争端时把欧洲和乌克兰排除在外感到愤怒。

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马凯硕提出，欧洲可以走上三条“不可想象”（unthinkable）的道路：

1.退出北约。如果必须将GDP的5%用于军费，他们就不需要美国。留在北约表明他们很软弱：“舔着踢自己脸的靴子”（licking the boots that are kicking them in the face）。

2.与俄罗斯制定一项宏大的新战略，双方承认彼此的利益。

3.与中国达成协议。欧洲与中国关系下滑的唯一原因是欧洲盲目追随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理论上，欧洲应放弃当前的道路，保护自身利益。

当地时间2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华盛顿举行会晤。 视频截图

2月20日，德国《图片报》报道，有传言称特朗普将同意从所有前苏联国家撤出美军。目前尚不清楚这是西欧情报部门的心理战误导信息，还是确有其事。俄罗斯和美国确实曾讨论过在北极开展可能的能源合作项目。

因此，问题在于，当前这群新自由主义的懦弱谄媚之徒是否会继续统治欧洲，从而使欧洲在本世纪变得无足轻重，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极右翼势力在法国（国民联盟）、英国（英国改革党）、德国（德国选择党）不断壮大，在意大利（意大利兄弟党和联盟党）和荷兰（自由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果极右翼上台执政，可以想象他们可能会瓦解一些二战后建立的北大西洋地区机构，并寻求与俄罗斯和解。然而，与中国缔造和平会立即使他们与MAGA阵营产生冲突。

另一种可能（但目前不太可能）的结果是，北大西洋联盟的解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导致极右翼领导的法国和德国的利益产生分歧。

欧洲散布着100个美国军事基地。意大利和德国可以被视为美国的军事殖民地。

意大利右翼领导人梅洛尼迎合美国，在G20峰会上向拜登卑躬屈膝。然而，她所在的右翼联盟成员对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态度要友好得多。

欧洲现在感受到被美国羞辱，但目前，欧洲主张政治独立的可能性很低。欧洲的核心精英阶层已被美国驯化，几代领导人都是在美国的精英大学校园里培养出来的，且他们的财富都投资于美国股市。很难想象他们会有意愿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阻止特朗普反动右翼的“美国优先”（US first）战略的抬头。

他们仍然坚定地坚持反俄立场。法国在西非的军事干预以及对曾为“法属西非”的西非国家货币的控制表明，他们仍然是不知悔改的帝国主义者。

美国与俄罗斯

在特朗普执政下，美国希望将俄罗斯重新拉回其轨道，从而使中国失去俄罗斯这个盟友。这是基于一种观点，即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生存威胁，而战略上要求美国不能同时与中俄两国开战。

2月24日，美国与欧洲分道扬镳，在联合国投票反对了乌克兰与欧洲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总共有18个国家投票反对这项提案，包括中国在内的6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1972年2月14日，亨利・基辛格在与尼克松的一次讨论中，就已经预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战略调整。“我认为，20年后，您的继任者，如果像你一样明智，最终会倾向于联合俄罗斯来对抗中国。而在接下来的15年里，我们必须倾向于联合中国来对抗俄罗斯。”他唯一的错误在于预测的时间年限。

从美国的历史角度来看，1971年美国感到不得不与中国建交，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输掉了越南战争，并且担心俄罗斯、中国和越南之间可能达成和解。

正是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在共和党政府领导下，甘愿不顾美国国内的反共势力，前往北京访问。接受“暂时的失败”（temporary defeat）是为了集中精力削弱苏联，这样做更为有利。

1991年苏联解体，在他们看来，这证明了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策是正确的。美国一些右翼现实主义理论家正在展望未来15年，思考如何击败中国。然而，右翼现实主义者面临的历史时期与1970年至1990年截然不同。如今，中国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经济大国，而美国正在衰落。

俄罗斯确实存在白人基督教保守势力，他们可能会欢迎与美国秉持类似理念的白人基督教保守派议程（WCCA）势力结盟；然而，短期内，他们不太可能拥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抵消俄罗斯高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影响，后者深知特朗普的欺骗性和反复无常的策略。

就目前而言，普京似乎不太可能冒险押注西方。诚然，20年前，他曾迫切希望成为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核心的一部分，但他已太多次遭到背叛。如今，俄罗斯民众的情绪既爱国又反美。普京明白，特朗普四年后就会卸任，因此不太可能犯下战略错误，孤注一掷地成为八国集团（G8）的可靠成员。

过去两年，亲欧的俄罗斯“第五纵队”（约占俄罗斯人口的10%）不得不躲避风头。他们仍然是俄罗斯主权未来的一个隐患，但目前已没有什么实际威胁了。

我们不应忽视，普京依赖极右翼基督教势力，其中一些势力在意识形态上近乎法西斯主义，这使局势更加复杂。一个横跨美国和俄罗斯的白人基督教保守派新联盟似乎不太可能实现。俄罗斯的未来不可能与正在衰落且仇视俄罗斯的欧洲，以及历史上一直瞧不起斯拉夫民族的美国联系在一起。

特朗普提议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将各自的军费预算削减一半，这是他为维持美国军事优势而采取的一个狡黠之举。仅美国一国的军费开支就占全球的50%以上，并通过德国和日本等附庸国控制了另外25%。如果考虑到以往的军费开支情况和人均因素，特朗普提议的居心叵测就显而易见了。世界不能允许美国以这样的提议披上和平的外衣。

中东紧张局势与特朗普的加沙计划

特朗普的加沙“里维埃拉”计划将在该地区引发巨大的抵抗浪潮。尽管已达成停火，但以色列种族隔离占领军的暴行仍在持续。目前，已有超过160名加沙医护人员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并有报道称他们遭受酷刑。

沙特的目标是利用美国、以色列和印度来对抗中国，从而使自己成为该地区的头号经济霸主。他们设想中东能迎来一段复兴时期，而特朗普的加沙计划打乱了他们的盘算。目前，沙特正在讨论提出自己的重建计划，该计划不会驱逐所有巴勒斯坦人。而巴勒斯坦人是否会欢迎这个计划尚不得而知。

特朗普发布的AI视频中，2025年加沙和未来加沙的对比。 AI视频截图

全球南方与WCCA

特朗普阵营极具意识形态色彩，尽管他们并不团结一致。万斯此次出访表明，他们会把自己的观点强推到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舞台上。这将动摇帝国主义阵营的内部凝聚力，特朗普仍可能轻易与团队中的关键成员闹翻。

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将不得不加班加点，以防止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受到长期的过度损害，以及北约长达80年的恐怖统治受到侵蚀。在中短期内，包括摒弃“多样性/多元主义”（diversity/pluralism）在内的WCCA将会得到宣扬，重点瞄准右翼势力日益壮大的国家。

美国极右翼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将释放全球南方的保守主义势力。全球南方一些关键国家的上层阶级势力在其计划中并未考虑本国人民的利益，并且会被美国利用来攻击所有社会主义项目。

并非每个国家都会一致抵制WCCA。如今，全球南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右翼领导人，他们会欢迎WCCA。而在那些反对WCCA的国家，局势可能迅速复杂化。

例如在南非，由民主联盟（DA）领导的一部分白人垄断资本，站出来为如今已严重削弱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辩护，反对埃隆·马斯克出于种族动机对政府的虚假攻击。该国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抵御WCCA，但并未拒绝美国的整体意识形态霸权。一部分精英（包括黑人和白人）已将自己与美国民主党绑定。遗憾的是，WCCA不会让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问题不仅仅在于WCCA，而是帝国主义霸权本身。

所以，WCCA对美国的损害不一定像看起来那么大。在西非等地，我们可能会看到民众在维护自身独立方面的信心持续增强。

莫迪在意识形态上与一些极右翼的理念有共同之处，他会很高兴看到美国减少对印度侵犯公民权利的不满。莫迪会试图利用美国的宗教狂热和右翼原教旨主义来加强他的长期计划。然而，他正面临着来自其选民基础的反弹，因为他未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所以，目前还不清楚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其有时对印度穆斯林和“低种姓”群体采取的严酷暴力行动。此外，他无法回避两个重要事实：他仍然需要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并且不能任由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恶化。

美国软实力与“人权”叙事的未来

许多非白人、非基督教国家的领导人很可能会无视挑衅，并认为美国的核心利益仍将长期占上风。一些国家会减少对美国自由主义的追捧，因为美国在“多样性和平等”（diversity and equality）方面的做法表里不一。尚不清楚这是否会导致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灯塔形象受损，进而削弱美国的软实力。

如果全球南方各进步运动能够更加组织有序、行动高效，那么西方欺骗性人权说辞的吸引力应会降低。然而，仔细观察全球对电视上播出加沙地区种族灭绝事件的反应，就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尽管最初人们深感震惊，但这一暴行后来却被视为平常之事。

分离主义运动的潜在转变

全球进步力量必须时刻谨慎区分真正的自我权利和民族自决权，以及西方影响下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计划。很难判断WCCA的兴起是否会对“多元性”（plurality）和“分离主义”（separatism）概念产生长期的溢出效应。宣扬西方虚伪人权叙事的极端共识将可能很快就会减弱。展望未来，美国将更加依赖赤裸裸的武力，而其“把铁拳藏在天鹅绒手套里”的一面会越来越少见。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那些依赖“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叙事的亲西方“分离主义”阵营是否会失去影响力，例如南苏丹、部分库尔德人。短期内，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阵营中的一些人开始与分离主义者保持距离。2月20日，美国财政部以参与支持刚果（金）“3月23日运动”（M23）叛军为由，对一名卢旺达政府部长实施制裁。这是自2012年以来卢旺达首次面临制裁。

美国的邻国

加拿大西部也存在反动的白人本土主义运动，尽管比美国弱得多。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贸易，不得不顺从。他们可能会逐渐向右翼靠拢，但会先观望特朗普之后的局势发展。西方自由主义的“多样性”观点可能会减少，但不会消失。

特朗普一直拿贾斯廷・特鲁多开涮，称他是“州长”而非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理。最近他还说：“此次会议由现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加拿大州‘州长’贾斯廷・特鲁多召集。”特鲁多遭遇的羞辱在全球范围内引来不少暗地里的嘲笑。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年1月宣布辞职

墨西哥的“罪过”在于，在过去两百年里，它一直与发展最为迅速、后来成为主导力量的帝国主义强国接壤。而且，没有美国，墨西哥在经济上也无法生存。然而，在墨西哥前任总统奥夫拉多尔以及现任总统辛鲍姆・帕尔多领导下，墨西哥在制定至少具备部分主权性质的外交政策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分歧会扩大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观察。

一些国内方面的考量

在国内，特朗普不仅发起了一场运动，要铲除政府和军队中的“多元、平等、包容”（DEI）举措，而且谷歌、沃尔玛、埃森哲等许多大企业也都纷纷效仿。

美国自1935年《全国劳动关系法》颁布以来，历经1964年《民权法案》和1972年《教育修正案》等重要里程碑，在民权方面取得了90年的进步，而现在这些进步正遭到倒退。到目前为止，这种倒退并非旨在公然恢复美国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法来强制实行种族隔离。

在国内，美国很可能会继续孤立和恐吓其境内的华人。很难说美国是否能够说服欧洲在对待本国华人的问题上，像美国一样采取种族主义态度，但看起来可能性不大。欧洲的反移民意识形态主要是针对黑人和穆斯林的。

结论

所谓美国民主值得效仿、其宪法具有制衡机制以及西方选举制度能防止“独裁”的谎言已被彻底揭穿。毕竟，美国从未对其广大工人阶级实行民主，更不用说对全球南方的普通民众了。由于计算技术相关产业和亿万富翁的崛起，资本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上的历史性集中正在进一步巩固。这一产业始于1947年的单个晶体管，如今已扩展到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加密货币、无人机、低地轨道（LEO）卫星群、“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C4I）军事行动、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

这场技术革命所造就的垄断和双头垄断影响着企业对企业（第二部类）、企业对消费者（第一部类）、媒体和思想领域（霸权）、军事和情报部门（国家）。这是历史上首次技术同时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都发挥着如此普遍的作用。

如今，科技自由意志主义者们已直接掌控了美国政府军事和情报职能的关键杠杆。

自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建制派公共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其能力都在持续衰退。他们越来越陷入危险的妄想之中，且不顾历史事实。

特朗普阵营并未沿用“将军总是在打上一场战争”（ generals fighting the last war）的旧习，而是针对新形势采取了新战略。左翼和进步国家不能再沿用过去的斗争方式，对抗以美国民主党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虚伪自由派及其武器化的“人权”工具。新的战场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世界面临着日益危险的政治和军事环境。

必须尽快形成一股全球性的反对力量。这股力量不会来自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尽管从客观上讲，全球南方本应立即成为孕育这一新力量的沃土，但全球南方的部分精英阶层并不致力于真正的爱国主义国家建设项目，而是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西方捆绑在一起。

我们需要制定一项艰难而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来团结所有愿意认清衰落中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危险的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肩负起打造共同道德高地的责任，以对抗西方的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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