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凯桓：西方是怎样拉起一道“舆论铁幕”的——俄乌冲突中的认知战（一）

编者按：俄乌冲突三年来，在战场硝烟的背后，一场无形的认知战也在悄然展开。美西方与乌克兰联手，通过信息操控、舆论引导和心理战术，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对俄罗斯的负面印象，削弱其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关乎战场上的胜负，更是一场关于真相、信任与意识形态的较量。也让我们看到：认知战——已成为现代冲突中不可忽视的新维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观察者网特别推出“俄乌冲突中的认知战”系列文章，多角度解读这一新型作战方式，提供有效借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

2022年2月24日凌晨，BBC记者的镜头对准基辅寂静的街道，一个旁白声音响起，将局势定性为“对主权国家的野蛮入侵”。彼时俄乌冲突尚未真正开始，便已被西方设定的战争叙事所裹挟：俄罗斯被提前标注为“侵略者”，而北约持续二十年的东扩、明斯克协议的破碎始末、顿巴斯八年内战的复杂脉络，都在西方预设的叙事中被悄然隐去。

BBC在2022年2月24日凌晨对俄乌冲突的报道

这个巨型“宣传工程”的严密性令人惊叹：英语媒体的报道中绝大部分使用了“侵略者普京发起战争”的字眼，法新社向120国通讯社同步提供的视频素材里，刻意剪辑掉了东乌平民哭泣的特写，来自卢甘斯克的亲俄民众举着“我们等待了八年”标语的集会画面被隐去。

卢甘斯克人支持俄罗斯，但这些画面在BBC的报道中都没有出现

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对等的“认知战争”，西方媒体霸权通过舆论，完成了对七十亿人大脑的意识形态突袭。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一场军事对抗，同时也是一场舆论战场上的较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全球媒体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力，构建了一面倒的“侵略战争叙事”，主导着全球对俄乌冲突的认知。西方媒体的霸权影响了国际认知，他们通过四大战略构筑了一道舆论的铁幕。然而，在这道铁幕的缝隙中，全球对信息主权的意识也正在悄然觉醒。

舆论霸权四大战略

1.主导国际舆论场，把持“叙事权”

凭借其在国际舆论场的先发优势，西方媒体系统性地掌握了国际舆论场上的叙事权。以CNN、BBC为代表的新闻机构，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24小时内，便迅速确立了一致的报道框架，将这场冲突定义为所谓的“民主对抗威权”的“文明冲突”，并迅速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新闻浪潮。

据国际新闻监测机构Media Monitor统计，在2022年2月24日至3月1日期间，高达85%的英语媒体头条直接采用了“普京的入侵”作为标题，而提及北约东扩的报道则不足3%。这种刻意构建的叙事忽视了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没有揭示明斯克协议未能得到有效执行的事实，也没有探讨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支持乌克兰并向其提供武器等行为对局势的影响。

这种单向的叙事垄断，说明了西方舆论霸权在当代信息战中的运作机制：通过预设“价值观”，完成单一的舆论垄断，再利用渠道优势形成信息潮流，最终将本应客观分析的新闻报道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单向批判。

在BBC于2022年3月对哈尔科夫剧院空袭事件的报道中，其滚动播出的“俄军蓄意轰炸平民避难所”头条持续占据72小时黄金版面，却没有放出该建筑顶层被乌军改建为防空阵地的卫星图像。国际受众就是被迫通过这种被霸权垄断的新闻产品认知世界，所谓的“客观报道”实际上是维持舆论霸权的机器。

BBC对哈尔科夫的报道

2.选择性进行事实建构与炮制虚假信息

传播未经证实或被夸大的“事实”来妖魔化俄罗斯，是西方媒体常用的策略。这些媒体采用双重标准的手法，选择性地报道对俄罗斯不利的信息，并忽略不利于乌克兰的事实，人为地扭曲公众对事件的真实认知。

例如，在报道中突出俄罗斯针对民用设施的攻击行为，而鲜少提及乌克兰同样在使用西方供应的导弹打击俄罗斯领土内的民用建筑。实际上，乌克兰已经利用大规模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国制造的HIMARS火箭系统袭击了石油设施及军工厂，此类行为遭到俄罗斯方面的谴责。

然而，这类事件在西方媒体的话语体系中很少得到全面的背景介绍，西方媒体也将这类新闻定义为“乌克兰的反击”，反而强化了乌克兰作为受害者的形象。

此外，西方媒体还通过信息筛选机制构建信息茧房。俄罗斯公布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的相关文件时，《纽约时报》以“未经证实”为由限制报道，但却对乌克兰“布恰事件”的影像（同样未经证实）进行了全平台推送。

纽约时报对布恰事件的报道

俄乌冲突爆发后，Twitter对包含“支持乌克兰”等标签的内容给予算法加权，相关话题曝光量是“停止北约东扩”的近50倍。2024年8月乌军突入库尔斯克州后，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普遍强调“乌克兰收复失地”的叙事主题，却未提及北约军事顾问在制定作战计划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未指责乌克兰进行“跨境入侵”。

在军事报道中，西方媒体故意使用区别对待的话术：乌军行动被称为“战略反攻”，相同战术由俄方实施则被描述为“焦土政策”。乌东民兵武装始终被标注为“俄傀儡政权”，而乌克兰亚速营等有“新纳粹”背景的军事组织，则在多数报道中被有意回避。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6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俄军故意攻击平民，仅有9%知晓亚速营等组织的非人道作为。这种“裁剪事实”的选择性报道，成功塑造了片面的舆论导向，挑起了西方公众的反俄情绪。

3.制度化认知作战

对俄罗斯的舆论压制揭示了西方媒体在表面上宣称“言论自由”，实际上却有组织、制度化地接受统一调遣行动的事实。这种认知作战体系是由政府、媒体与智库构建的“旋转门”综合体。

例如，曾担任北约战略通讯负责人的贾尼斯·萨茨（Janis Sarts），在2023年转任《华盛顿邮报》军事专栏主编后，其文章中有79%引用了北约情报。美国国防部通过“信息控制专项”，向彭博社、路透社等新闻机构派驻了13个嵌入式记者小组，这些小组产生的内容占据了乌克兰相关报道的68%。

贾尼斯·萨茨给华盛顿邮报写的文章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数字时代的舆论武器，进一步强化了“舆论协同作战”。Meta内部邮件显示，该公司实施的“临时政策调整”允许对俄罗斯政治人物进行死亡诅咒的内容存在。YouTube则下架了数百个调查俄方战俘待遇的事实核查频道，而保留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布的俄军士兵阵亡特写视频。此类双标做法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和其他中立信源的声音被系统性过滤。

此外，YouTube和Twitter等平台系统性地限制了RT和Sputnik的内容发布，理由是“传播虚假信息”，但同时又允许反俄叙事自由流通。这种不对称的信息管理在欧盟针对俄罗斯媒体的禁令期间尤为明显，该禁令禁止俄罗斯媒体出现在欧盟的新闻报道中，实质上抹杀了俄罗斯在欧洲公共舆论中的存在。这些措施显然与西方所倡导的言论自由原则背道而驰。

路透社报道，Facebook允许对“俄罗斯入侵”发表仇恨言论

Youtube禁止RT和Sputnik活动

4.通过二元对立叙事，从道德角度污名化俄罗斯

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不同地区的新闻往往得到的关注程度差异巨大。西方媒体对乌克兰局势的密集报道，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他们的报道总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一种基于文化和种族的偏见，这些报道倾向于强调乌克兰与西方世界的相似性，从而赋予其特殊地位。然而，这种做法却有意无意地在向其受众传播一种危险的认知：似乎某些生命比另一些更值得同情和关注。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查理·达加塔（Charlie D’Agata）曾称，相较于伊拉克或阿富汗，乌克兰是“更加文明，更加欧洲化”的地方，暗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应当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同样地，英国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写手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也曾评论称，“乌克兰人看起来与我们相似，不应遭受如此对待”，这种言论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基于种族和文化亲缘性的“同情等级制度”。

达加塔的不当言论

上述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系统性的宣传策略。西方媒体对乌克兰的“白人性”及其基督教特征予以特别关注，强调乌克兰难民是“基督徒”、“白人”，并主张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通过突出乌克兰的“欧洲特性”，西方媒体从所谓的“道德立场”出发，把乌克兰定位为“白人文明世界的一员”，俄罗斯则被描绘为破坏“文明秩序”的一方，完全无视了苏联解体、北约东扩等导致冲突爆发的历史客观因素。同时，这种在舆论方面给不同国家划分三六九等的双标做法，也导致非西方地区所经历的苦难被视作常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达加塔、汉南等人的言论，是在给其受众灌输一种理论：暴力在其他地方是可接受的，但在“文明”的欧洲则是无法容忍的。这种理论在强化殖民时期的等级观念的同时，也传达了这样一种价值观：“有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有价值”，从而使俄罗斯“破坏文明不可饶恕的恶人”的形象深入人心。

“道德双标”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负面印象。通过持续不断的舆论攻势将俄罗斯污名化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西方媒体不断放大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的角色，却刻意回避自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责任。每当报道俄罗斯的新闻时，西方媒体在词汇选择上往往倾向于使用诸如“侵略”、“压迫”等负面且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

通过这种方式，俄罗斯被塑造成了一个需要全球共同抵制的“恶棍”，其国家形象因此蒙受巨大损失。而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暂时转移了外界对其军事入侵（甚至还试图通过“围俄救西”，将自身从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发动入侵的舆论争议中解脱出来）和其他不当行为历史的关注，成功地将焦点从自身问题转移到了对俄罗斯的指责之上，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西方媒体霸权的局限性与全球信息主权的崛起

当西方媒体用精密构建的舆论铁幕笼罩世界时，其赖以生存的精神底座也在崩解。舆论的铁幕看似密不透风，却已显露出不和谐之处。如今，全球受众的认知正在生成“精神抗体”，西方媒体霸权仍在持续，但其局限性也日益显现。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和其他非西方势力的崛起，西方媒体的话语主导地位正受到挑战。国际社会中的新兴力量正在通过建立自己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渠道，打破西方长期以来的信息垄断。“全球南方”积极构建本国或基于多边机制的信息平台，提供不同于西方视角的解读与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媒体单一叙事的权威性。

西方媒体常常依赖于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如所谓的“民主VS威权”），这种简单粗暴、以偏概全的模式，不仅无法准确反映现实世界的多样性，还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对立。西方媒体对于自身价值观的过度自信，有时会导致对外传播策略上的失误，忽略了不同受众的不同文化背景，从而限制了其叙事传播的有效性。

面对快速变化的数字媒体环境，传统西方媒体机构虽然仍占据重要位置，但也面临着来自社交媒体和其他新型数字平台的竞争压力。这些新平台使得信息传播更加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任何个体或组织都有可能成为信息源，这对依赖集中式控制的传统媒体模式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纽约客”杂志对Tiktok在俄乌冲突中角色的报道

在这个过程中，Telegram成为了全球南方地区的主要新闻来源，Tiktok等自媒体平台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挑战了西方的媒体霸权。另类信息平台的崛起表明西方媒体公信力衰弱、以及其影响力正不断下滑的趋势。

基于此，“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的“道德双标”提出了质疑。这些国家批评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并指出西方媒体附庸于地缘政治的本质。

例如，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谴责西方在武装乌克兰的同时，却忽视了巴勒斯坦长达数十年的占领问题。肯尼亚学者南贾拉·尼亚博拉指出西方媒体对乌克兰难民与对中东或非洲移民的描述的差异，这种不信任促使“全球南方”呼吁独立看待俄乌冲突，并拒绝西方选边站队的要求。

“全球南方”的质疑不仅源于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还与西方制裁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密切相关。为了使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合理化，西方媒体常将这些制裁描绘为“道义上的需要”，而非地缘政治胁迫的工具。

然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及《黑海粮食倡议》的失败，对依赖俄罗斯粮食和化肥的不发达国家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并促使相关国家坚定了在俄乌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决心，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国因战争加剧的粮食和能源短缺而陷入困境，它们批评北约将乌克兰的军事需求置于全球稳定之上。与此同时，俄罗斯资产被扣押也引起了“全球南方”对“西方强盗行为”的警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抵抗西方舆论霸权、建立媒体信息主权，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性的关键所在，也是促进文化多样性和经济自主的重要途径。面对西方媒体长期主导的国际信息舆论场，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加强国内媒体建设、多元化信息来源、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以及提升公众教育与意识，正在逐步打破单一的信息垄断局面。

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确保本国立场和观点能够被表达出来，避免“被代表”，同时也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提供了看待问题更多元化的视角，促进了相互理解和尊重。这标志着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其中信息主权已经是衡量国家实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全球南方”及其他新兴力量正在国际舆论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挑战并改变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单一叙事模式。这不仅是对现有国际信息舆论体系的一次深刻变革，也为实现更广泛、更深入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声音都得到了重视，每一种文化都被赋予了展示自身独特价值的机会。这有助于“多极秩序”的形成，也有助于共同塑造一个更加平衡、多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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