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3个月后，我发现导师学术不端”

当Frank满怀憧憬地踏入美国西南地区某知名大学开启研究生生涯之时，却发现导师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结果竟然站不住脚。

Frank再三检查后把问题反映给导师，导师却安抚他“不要把问题搞大”。“初生牛犊”的他没听导师的话，把问题捅了出去，导师的论文被撤回。现在，他仍在导师手下工作，每天都在水深火热的师生关系中煎熬。

近日，被无形压力笼罩的Frank选择向Science杂志“吐苦水”，寻求解决之道。实际上，近年来国内外都有学生揭露导师论文问题的案例曝出。他们有的检举无门，有的在事发后陷入泥沼甚至断了自己的学术之路……

图源：Science

发现导师之错

入学3个月后，原本踌躇满志的Frank突然觉得很丧。

导师让他在之前一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新的研究。他却越做越不安：之前的研究似乎存在根本缺陷，数据没有意义，结果无法重复。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新研究，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Frank忐忑地向导师倾诉了自己的困惑。导师则温和地表示，“这些数据一定有合理的解释”。Frank相信了导师的话，他劝说自己：“哪有人会公开发表一些明显错误的东西呢？”

然而，经过连续几周、几个月的反复检验后，Frank无奈地发现，之前的那一篇论文的确存在问题，而且十分严重。而该论文的通讯作者正是自己的导师。

经过一番精神内耗，他再次鼓起勇气，敲开导师办公室的门。但这一次，坐在办公桌后的导师听完他的话，声音中却夹带着怒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搞大。错误总会发生，有人会忘记给东西贴了错误标签。你真以为五年后你能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对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有100%的信心吗？”

导师倚在桌子上，目光尖锐，盯得Frank浑身不自在。

Frank倔强地回答：“我能。”

在他看来，实验中难免有疏漏，比如弄错试管标签、搞丢样本记录。但发表一篇建立在一堆错误之上的论文是不可思议的。

过去，Frank所接受的教育让他一直认为，科学是严谨的、需要勤奋耕耘的领域，在科学规范和同行评议的守护下进入正轨。尽管现实中不乏一些草率的甚至是更糟糕的研究，但他觉得那些都是离自己很遥远的警示故事。他从未料到，有一天自己竟要面对这样的事。

是保持沉默，顺其自然；还是坚持真相，扭转谬误？站在十字路口的他难以抉择。

何去何从

一想到刚入学就不得不和导师对着干，Frank深感挫败。但他还是硬着头皮，选择了诚实。

新研究已无法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展开，导师让Frank重做原来的研究，并希望他能证明相关的问题只不过是小疏忽。他重复了原来的实验方法，重新分析了数据，详细地追溯了原始论文，拟出了一份问题清单——实验设计错误、数据分析错误、数据相互矛盾、结果无法复制。

Frank小心翼翼地把清单呈给导师。导师最初保持耐心和沉默，但随着他逐条阐述问题，导师的态度逐渐转向防御。“这些差异都是小问题。”他打断Frank的陈述，“有些根本不值一提。”

没人喜欢传递坏消息的人。Frank知道自己正在拿未来冒险——他需要导师的支持才能继续学业，有朝一日还需要请他写推荐信。

但他没有退缩，要求撤稿。导师脸色骤变，继而游说他用一个简单的勘误或附录来掩盖这些问题，随后将这一提议反馈给期刊。

Frank的坚持最终得到了期刊编委会的认可。期刊编辑在召开专门会议后认为，问题过于系统和严重，无法通过简单更正来解决，决定撤回原论文，代之以Frank分析后的新论文。

这个结果让Frank松了一口气——错误和他想象的一样严重，选择揭露问题是对的。

故事到这里，似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但现实却远远没有如此快慰。

弱者之勇

Frank的行为得到了该校其他教职人员的盛赞，认可他坚持科研诚信。但这无法改变一个事实：他仍需要在导师的管理下继续工作。每次师生互动，他都处于无形的压力之下，这让他觉得难以呼吸。

这次挺身而出，也让Frank精疲力竭。他深刻理解了为什么很多年轻的研究者会在类似处境下保持沉默。“指出错误并不容易，尤其是当这个错误与对你有很大影响力的人联系在一起时。我再也不想在真相和隐忍之间做出选择了，尤其是在我被导师‘管控’的情况下。”他写道。

Frank的故事并非孤例。国内外学术领域都不乏凭借一腔孤勇，揭露导师学术问题的学生，但事情的最后，这些学生却往往面临拿不到学位，甚至在学术界无路可走的风险。

例如，几年前天津某高校农民家庭出身的硕士生吕某，因导师张某卿学术造假和压榨学生，不得不退学，此后写下长达123页的举报材料检举导师造假。2024年，湖北某高校11名硕博研究生联合实名举报导师黄某若学术造假、打压学生等，学生们深知这可能会让他们无法按时毕业，甚至数年研究生涯毁于一旦。

在高校师生关系中，相对于握有学业指导和评估“生杀大权”的导师来说，学生无疑是弱势群体。特别是在师德失范时，这种“弱势”显得尤为突出。正如吕某在前述举报材料中所言，“师兄师姐告诉我，只要进了导师的实验室，你只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是跳湖解脱，二是退学回家，三是造假毕业”。

实际上，即便有学生顺从老师的要求，一旦学术不端被揭发，他们也会成为“背锅侠”。吕某退学正是源于导师递来的一纸“认罪书”——要求学生毕业前签署一份声明，声明实验数据的“真实性”，一旦相关研究被举报，潜在责任将转嫁给学生。

国外学术界也不乏类似现象。如2024年末，英国邓迪大学教授Dario Alessi陷入学术造假风波，有27篇论文涉嫌造假，目前由他担任通讯作者的两篇论文已被撤稿，而他的学生、两篇撤稿论文的第一作者Alfonso Mora承担了全部责任。学生Mora则认为整个过程“不公”，并对调查机构的公平性提出质疑。

正因为学生在导学关系中所处的天然弱势地位，他们检举导师的行为往往显得“悲壮”。有学者直言，应给予学生们公平公正的待遇，让学生有力量抵制师德失范行为。

但这显然并不容易。即便是在著名的哈佛大学，当研究生Zoe Ziani揭发导师Francesca Gino的不端行为时，仍遭遇重重阻力。学校的学术顾问警告她不要继续批评导师，论文委员会的成员甚至以拒绝批改她的论文相要挟，迫使她删除对Gino的质疑。直到获得博士学位后，她才自费展开调查。最终她获得确凿的证据，Gino也被停职。

对此，有学者认为，教育系统要为敢于发声的学生撑起一把“保护伞”。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导师、妥善安排学生的科研去向、确保学生的学业不因举报而中断等具体措施。例如在前述湖北某高校案例中，学校在接到学生举报后，一边迅速将涉事教授停职，一边立即组建新的导师组接手。这种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既保护了学生的权益，也维护了学术的公正性。

“错误不是耻辱，而是科学探索中必然的一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Olivier Gimenez认为，教育系统不仅应有基本的学术与道德底线，还应有开放和坦诚的态度，“如果我们能更开放地面对错误，就更容易作为一个群体共同进步”。

（文中Frank为化名，其在Science匿名投稿披露了整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