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格拉姆·拉詹：印度学中国搞“制造业立国”注定没出路，倒不如……

编者按：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格拉姆·拉詹撰文指出，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印度政府有意借鉴一条已被经验证实过的、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高度相似的发展模式。但若继续这一模式，印度可能会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境，因为印度不具备通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实现发展的条件。作者认为，印应大力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服务业，并通过获得的财富改善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夯实印长期发展基础。

本文揭示了印度社会经济的残酷现实，即存在“两个印度”：第一个印度是一个几千万“高素质”人口组成的“发达国家”，拥有具备世界性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第二个印度则是剩下十几亿普遍达不到二年级阅读水平的“低素质”人口组成的“最不发达国家”。

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编译本文，观察者网转载，录入时略有删减，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文/拉格拉姆·拉詹】

2022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其前殖民宗主国英国，跃升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恰似一颗冉冉升起的经济“新星”，充满着无限可能与潜力。如果印度未来能够维持当前6%至7%的年增长率，其将很快超越停滞不前的日本、德国，跻身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然而，若印度继续坚持莫迪政府的现行发展战略，可能在实现经济腾飞前便会丧失增长动力。

到2050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印度劳动力市场将开始萎缩，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意味着印度仅拥有一个有限的时间窗口来实现经济繁荣，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未富先老”的困境。

目前，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为2500美元。为了在未来25年内避免这种局面，印度经济必须保持年均9%的增长率。这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印度新德里的一处市场 资料图：新华社

一、中国模式

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印度政府有意借鉴一条已被经验证实过的发展模式——这与日本二战后数十年所依循的路径，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高度相似。在发展初期，劳动力将从传统农业向服装缝制、电子组装等低技能制造业转移。这些产品随后将出口至发达国家，印度则从规模化生产中谋取经济效益。

廉价劳动力有助于修补国家在其他方面的不足，例如，繁冗的官僚体系、不稳定且长期短缺的电力供应，以及陈旧的道路设施。在实现出口获利之后，本土企业将投资购买设备，提高工人生产效率；而工人收入的增加将使他们能够负担更高水平的教育、医疗，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同时，国家税收总额亦会相应增长，从而为政府在基础设施升级方面提供必要资金支持。

这一发展进程成功构建起良性循环：技能越发娴熟的劳动者与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相互配合，让企业有能力制造出更具复杂性与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四十年间，能够从零部件组装起步，一路发展到生产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关键就在于此。但遗憾的是，在当下的印度，这样的策略恐怕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二、为什么中国得以迅速崛起？

印度未能如中国那般顺利转向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绝非偶然现象。

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印两国经济处于相近水平，然而此后中国毅然踏上改革开放的征程。即便低技能工厂岗位，也要求工人具备基本教育素养与技能水准，彼时众多中国工人已然达标，相较之下，多数印度工人却难以企及最低标准。故而，外国雇主在投资抉择时，往往更倾向于中国，毕竟中国工人兼具廉价优势与相应工作能力。

此外，中国工人在实际工作进程中逐步熟练掌握生产技能的同时，他们此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又使他们具备运营小型企业所需的基本会计知识，从而有能力自主创办诸如生产螺丝、门把手之类产品的小企业。众多小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蓬勃发展，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注入了强劲且源源不断的动力。

除劳动力因素外，中国还具备其他诸多利于发展的优势。尽管西方惯常认为中国施行“中央集权”模式，中国的地方政府实则握有相当程度的权力。出于争取政绩以及升迁机遇的考量，中国地方官员在行事过程中往往极“注重成果”，对当地企业时常采取宽容态度，助力企业应对严苛规章制度，为其营造相对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其官僚体系不但未达成权力的有效下放，而且缺失推动增长的激励举措，反而沦为本土企业发展的额外负担。

最后，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方面，中国始终拥有印度难以企及的体制性优势。举例来说，中国政府在特定情形下能够将土地征用于商业开发用途；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之际，能够引导工会节制工资诉求；凭借向国有银行储户支付相对较低的利息，将资金以低成本借贷给企业；能够维持低水平汇率，确保本地企业的国际价格竞争力。然而在印度，但凡有推行类似上述举措的尝试，都必然会遭遇来自各方的强烈抵制。

资料图：新华社

三、错误的方式

尽管困难重重、挑战不断，莫迪政府却依然对制造业发展机遇志在必得。如今，各国都在积极探寻供应链多元化路径，竞相降低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印度的决策者们从中看到了弥补过往错失机遇“窗口期”的曙光。同时，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斩获阶段性成果，多座达到国际水平的机场、港口已落成启用，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里的占比逐步提升，使得电力短缺状况得到有效改善，高质量的高速公路网络也日臻完善。

然而，印度正面临其他挑战。在莫迪执政十年期间，印度服装业这一“标志性自力更生产业”（the iconic bootstrapping good）的出口增长率未突破 5%，相较之下，孟加拉国、越南的服装出口增长率高达70%以上，出口额已是印度的数倍。面对这些挑战，印度政府开始推行补贴政策，以此刺激本土生产，同时提高手机等产品的进口关税，助力在印国内建厂的制造商在受保护的印度市场获取更多销售盈利。

尽管目前就作出定论还为时过早，然而我们理应对莫迪政府的生产挂钩激励补贴政策心存疑虑。诚然，补贴策略或许真的能够吸引制造商赴印度设厂开展组装业务，但是这些企业却依旧不得不进口大量零部件。

况且，当下印度工人需要与薪酬低廉的孟加拉国、越南工人竞争，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同工业化国家的高薪工人较量，这就致使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在此情形下，企业可供再投资的利润盈余寥寥无几，政府在扣除补贴之后所获的税收增长也颇为有限。

所以，印度若要切实达成升级价值链所必需的良性循环，无疑会面临重重困难，举步维艰。

更为严峻的是，即便莫迪政府能够顺利拓展制造业规模，全球也尚未准备好接纳另一个与中国等量齐观的出口强国。在当下制造业保护主义广泛蔓延，且环境可持续性备受瞩目的形势下，印度政府所效仿的由制造业驱动的中国式发展路径，明显与全球主流发展趋向背道而驰。

四、发挥本国优势

为推动印度经济增长，还有另一条路径。印度可以着重发展由其受过良好教育且技能熟练的人群所提供的服务的出口业务。尽管这一群体在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但人数仍有数千万之多。这样的策略将基于印度的自身优势。该国在全球软件产业中早已声名远扬，而且如今它也出口许多其他服务，其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出口总量的5%以上，而其商品出口占比还不到2%。

从高盛（Goldman Sachs）到劳斯莱斯（Rolls-Royce）等一众跨国企业，皆于印度的全球能力中心（GCCs）广纳贤才，吸纳优秀的印度毕业生。在这些全球能力中心里，工程师、建筑师、咨询师以及律师们各司其职，打造设计方案、拟定合同、创作各类内容（涵盖软件编写），这些成果随后被巧妙融入销售至全球各地的制成品与服务之中。截至2023年3月，印度的GCC数量占全球GCC总量的一半，麾下雇佣多达166万印度员工，年营业收入高达460亿美元。

资料图：印媒

新冠疫情大流行致使人们的工作模式发生变革，加之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印度各行业专业人才有能力提供范畴更广的远程服务，不局限于咨询与远程医疗，甚至延伸至瑜伽教学等领域。当服务实现虚拟化后，服务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物理距离相距十英里还是一万英里，已无关紧要。一位身处海得拉巴的印度顾问，现今可代表一个几乎遍布全球各大洲的员工团队，为西雅图的客户进行演示，其不但接受过优质教育、英语表达流畅，且所收取的服务费用仅相当于美国同行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印度制造业也在这些变革浪潮中斩获了一定益处，尤其在那些工程、创新、设计要素优先于单纯制造流程的领域表现较为突出。

举例来讲，钦奈的阿格尼库尔公司（Agnikul）专注于小型卫星发射项目，在工厂内3D打印定制火箭，将传统制造供应链全然摒弃。还有一家名为蒂尔菲（Tilfi）的公司，通过自营网站把手工编织的巴拿拉西真丝纱丽（Banarasisilksarees）推向全球市场，并且聘请专业设计师为传统手艺人精心打造新颖样式，而这反过来也有力激发了这些手艺人持续创新的热情与动力。

毋庸置疑，印度应当善用自身长处——数百万具备高技能、创造力且接受过良好教育，还精通英语的劳动力群体。然而遗憾的是，即便印度每年有150万工程专业毕业生，却依旧深陷高素质劳动力匮乏的困境。事实上，印度国内仅有为数不多的院校，其教育质量能够企及全球能力中心（GCC）或阿格尼库尔（Agnikul）这类公司所设定的标准。按照职业技能评估公司维博思（Wheebox）的估算，近乎半数的毕业生难以胜任工作岗位要求。

事实上，这批毕业生里有相当一部分仅需接受少量补习教育，便能顺利跟上学习进程。但就众多印度学生的状况而言，教育资源匮乏问题相当棘手。

虽说几乎全体印度儿童都能获得入学就读的机会，可一旦升入三年级，达到二年级阅读能力水平的学生占比还不到四分之一。那些学习进度滞后的学生在后续学习中愈发难以追赶，继续留校学习的意义也随之降低，致使越来越多孩子选择中途退学，转而从事低技能类工作。也正因如此，当前印度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持续上升，这与全球其他经济迅速增长国家的发展走向全然相悖。可以说，印度当下正遭遇一场严峻就业危机。

因而，印度在着力开拓由创新引领的高科技产业之余，还需创造出更多契合现有劳动力技能层级的就业岗位。同时，印度务必在短期、长期内提升教育水准以及职业技能培训，保障工人能够契合未来工作所需。政府在推进改革进程中需留意到，应对这两大挑战的举措实则彼此关联。

例如一项研究显示，若政府运营的托儿所聘用一名兼职工作者，可能是一位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那么儿童的学习成效便会显著提升。当下，印度有超100万家此类日托机构，这便意味着或许会有100多万名工人迈向长期稳定就业之路。

同样，通过财政支出资金支持职业教育与学徒培训项目，能够助力学生顺利跨越就业门槛，将数百万潜在劳动力转化为具有生产力的工人。医疗护理人员、管道工、木匠和电工等职业的需求一直旺盛。

资料图：印媒

五、未来发展

倘若能够将扶持企业的改革举措，尤其是聚焦于服装、酒店以及旅游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里的中小企业改革，与之进行有机整合，那么印度便有希望为更多民众拓展就业渠道。不过，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有精心谋划、周全布局的改革规划作为支撑，而改革进程中所需的部分资金，可以考虑通过对之前承诺给予大型制造商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予以重新调配来获取。

从长远视角审视，扩增儿童保育、教育以及医疗等机构的数量，并同步提升其质量水准，是深度挖掘印度最为关键资产——人口潜力的唯一有效路径。当前，这些领域的公共支出处于较低水平，而这恰恰应当被视作难得的发展契机，毕竟这意味着这些领域蕴含着极为可观的增长潜能。

印度还可凭借规模庞大的海外侨民所蕴含的力量，创建新型高等教育院校与研究机构，扩大高技能人才培育规模。当民众掌握了适配技能，并与以创新为导向的机制规划深度交融、协同运作，企业便能在那些看似最不具可能性的地域、领域成功创造就业岗位。毕竟，印度的软件产业并非依靠政府推动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保护主义的逐渐升温是否会对这条发展道路形成阻碍？未必。

高端服务出口若采用虚拟交付形式，基本上不受地理国界的制约。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同样也在全球范畴内开展类似服务出口，例如美国的管理顾问以及风险投资家等。这或许意味着，在这些特定领域当中，保护主义的影响力已有所降低。再者，鉴于发达国家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这些国家能够从印度提供的远程医疗服务当中获取诸多益处，对于其减少对外籍医生、护士的需求有着积极助力。

归根结底，倘若印度能够规避走上与中国雷同的发展路径，这将会给全球带来“积极正向”效应。一个经济增速更为迅猛的印度将具备更强购买力，可以从其他国家购入更多商品；同时，凭借高附加值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印度也能够削减其在环境、气候方面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印度的确存在避免陷入“未富先老”困境的契机，但这绝非易事，关键在于顶层发展理念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