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这群人看起来极有良心和正义感，却将世界引向又一次灾难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程亚文】

特朗普重新归来，无论是宣称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还是承诺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都显示了这个国家新领导人带领美国重回伟大的决心。

历史给过美国很多这样的机会，特朗普自己就拥有过一次，然而美国重新伟大了吗？还是走出了衰落？

1991年3月，在“沙漠盾牌”行动结束、伊拉克接受失败事实之后，美国时任总统乔治·赫伯特·布什做出了将54万美军从波斯湾撤离的决策。拥有绝对优势的美军，为何没有乘势推翻萨达姆政权？

与之相对，2003年3月，在没有明显证据的情况下，乔治·沃克·布什政府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并最终将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父子两位总统在间隔不长的时间内，针对同一国家在政策上做出了极为不同的抉择，到底谁是谁非？

老布什的“守拙”与后继者的冒进

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几任美国总统，在外交上的做法都相对比较激进，相比之下，老布什在其当政期间则要保守得多，代表了一种谨慎的现实主义。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曾被美国政治精英认为是美国的战略决策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其后出现的新保守主义，更是认为美国应该利用其“新罗马帝国”的单极优势地位，对外推进民主，打击不听美国招呼的国家，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影响范围。

然而，据近三十年来批露的一些资料来看，老布什愿意看到苏联变弱、但并不乐见苏联解体，1991年8月，他在访问苏联时曾在基辅发表演讲，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支持自由，但自由不等于独立。美国不会支持将远方暴政换为当地专制者，美国人民也不会帮助那些鼓吹基于民族仇恨而选择自杀性民族主义的人”。

老布什访问苏联

对当时苏联境内出现在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分裂主义，老布什都没有表示支持。在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的处理上，老布什政府同样适而可止，仅是出兵“教训”了一下萨达姆政权而已，并不以其政权更迭为目的。

曾任老布什政府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同样禀持了战略谨慎，作为布什家族的“老臣”，他在伊拉克战争发生之际，竟然对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权更迭政策表示了反对，在2006年推出的“贝克报告”中，他用委婉的语言指出战争已经失败、美军应尽早撤离伊拉克。在1990年2月9日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贝克曾当面承诺：如果俄罗斯接受德国统一，北约不会向东扩张。

老布什和贝克所担心的是什么？苏联如果解体，其庞大的核武库将分散在各个新生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极其难以预料。没有了苏联这个共同敌人，原来处于美国联盟体系中的其他西方国家，还会听美国招呼吗？以往那些被苏联约束、一直在蠢蠢欲动的一些中小国家，会不会任性行事？还有，大国解体通常都会引发地缘政治危机，它能不能被美国管控？

在伊拉克问题上，老布什和贝克则还可能担心，如果萨达姆政权瓦解、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主政伊拉克，原先处于敌对状态的伊朗和伊拉克两国，还能不能相互制衡，进而维持整个中东的权力平衡？老布什和贝克想来更在意愿维护现实世界已有的权力平衡，防止平衡被打破给世界带来失控和混乱。

然而，老布什和贝克眼里的问题，到了老布什之后的美国当政者眼里，似乎都不成问题。不顾苏联的后继者俄罗斯的一再警告，北约自克林顿政府时期始，就开启了不断东扩的历程，时至今日几乎将除独联体外的其他原华约成员国尽收囊中；不仅如此，近年来还将触角伸向其名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所及的地理范围之外，与亚太区域的一些国家建立起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关系，所谓“亚太版北约”逐渐成形。

它所产生的“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的，被一点点压缩战略空间的俄罗斯，终于不再忌惮，选择以武力回应；在亚太地区，大国竞争带来的紧张气氛，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闻到火药味。

老布什与其后的美国当政者之间，为什么在对美国的实力运用与对外战略目标追求上，看起来存在有明显差别？一个显著的不同可能在于：老布什曾以空军飞行员的身份参加过“二战”，在一次飞行战斗中差点阵亡，有着直接的战争体验，深知战争的残酷，不仅明白以往的战争为何发生，还明白该如何来尽可能避免战争。

在其之后，无论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还是特朗普、拜登，都成长于战后，也没有从军经历，对战争的破坏性和不确定性毫无体验，也就可能对以往的世界性灾难从何而来没有清楚认知，进而对战略冒进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缺乏精密估计。

小布什的两场战争，不仅严重消耗美国国力、成为近些年来“美国衰败”成为谈资的源来，还导致原先在中东的战略平衡被打破，本就充满矛盾的中东地区，更加对立重重。北约东扩则不断强化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而“亚太版北约”的打造，也让中国不能不更加重视安全问题，它所损害的是大国间本就脆弱的信任关系。

“谋万世”让位于“谋一时”

为政者普遍陷入短期视野，缺乏意愿或者没有能力着眼长远未来而对当前进行筹划，这是战后以来世界维持了七十多年和平红利的同时，附带而生的一份黑色礼品。和平为大多数人所望，但和平也会滋生对现实的自以为是。

1919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以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和首相劳合·乔治的顾问的身份，一同参加了巴黎和会，几乎目睹了和会的整个过程，他对协约国强加给德国以苛刻的赔偿条件和战胜国领导人的短视深感失望，认为这将导致欧洲再次发生战争。

会议还未结束，凯恩斯便打道回府，愤而写作《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对当时战胜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雷蒙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等在和会上的表现，栩栩如生做了描述，语言尽显尖锐刻薄，而对如何走出欧洲的困境，提出了新的方案。

凯恩斯（中）和同事们在巴黎和平会议上

“二战”的发生及之后诸多国际组织和机制的设置，证明凯恩斯比当时欧美的当政者们更有远见。劳合·乔治、乔治·克雷蒙梭等当时欧洲的执政者，恰恰生于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所构筑的欧洲长和平年代，他们对当时由第二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世界的整体性变化，以及在“大转折”（波兰尼语）的时代需要构建什么样的世界治理，看起来是懵然无知的，所做出的决策也是根据过去而非现在和未来。

在“二战”期间，出现了一大批今天称作为政治家的人物并被人们称颂，他们其实乃是“一战”的一个意外之得，这些目睹了现实世界残酷性的人，转而选择以全局性和长远性视野来考虑自己的国家和世界的前景。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世界大战结束了，并且建立起新的国际组织、制度和机制，并给人类带来了长达将近八十年的长久和平。

然而，转至今日，当前各国的当政者们，又在重演劳合·乔治、乔治·克雷蒙梭们的经历，他们对当代世界的大变局因何而来、将向何去、如何应对，未必真比一般人更有远见卓识，这对一个正在逐渐走向秩序瓦解的世界来说，绝非幸事。

不仅活跃在台前的政客（而非政治家）和社会精英们难以值得信任，在如何防止战争的问题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民众，他们的普遍认知也是不可靠的。在经历战后以来世界总体的漫长和平后，大多数人已认为和平乃理所当然，而对维护和平需要贡献什么样的义务、做出什么样的奉献已非常淡漠。

在1929年美国经历“大萧条”后，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推进“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然而，什么才是“匮乏”呢，它有相对固定的衡量标准吗？在战后以来的长和平中，权利政治高歌猛进，公民权利也获得长足进展，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消极的一面是，人们的匮乏感却并没有因为实际所得的增多而弱化，相反，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无论贫富贵贱，针对外国、本国政府或其他人的怨气却明显增长，政治极化现象、各种排外主义的兴起，都是表现。

相比以往，精英和大众所关注的，更加趋向短期利益，都只想索取，不愿意奉献。富人认为政府越小越好、国家应该对其减少管制、对其超级财富要少收税最好是不收税；没有实现财富自由的人，认为政府应当承担更多责任、国家应该为其创造更多福利……

殊不知这些看起来相互对立的诉求，都从不同的方向在摧毁公共伦理和公共生活。相互体谅、彼此承让、节俭为用的美德在这个时代是稀缺的，而当谈起权利时，个人对国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普遍都“理直气壮”，自己永远是对的，错的乃是他人和外在。

以往“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也不再“沉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交平台即时联动性的空前扩张，为他们创造了随时做出意见表达并影响各国决策的空间。当“匮乏”不断被生产、谁都认为外界对自己有欠、谁都可以对谁怒气冲冲时，现实世界设计得再好的制度和机制，也会无力应对不断上扬的戾气，它们的崩溃，结果可能就是暴力，包括战争。

2017年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打出邦联旗帜

“政治业绩锦标赛”

在短期观点盛行的时代，如果要问触发大规模战争的因素是什么，从主观的层面来看，首先可能就是那些从未有过战争体验、不知灾难如何发生的人，现在却在高谈战争，或者不管不顾，放任政治妄想症推进损害他人、于已也无实际好处的目标和政策，甚至是以想像中的“威胁”为说辞，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增加筹码。

2024年9月，美国众议院“中国周”一口气通过28条以遏制中国为主题的法案，法案内容包括减少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依赖、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和无人机、禁止中国公司购买美国农用地，以及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还包括干涉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内政的诸多内容。

在一周的时间内，美国共和、民党两党的众议院议员们，对中国进行了“缺席审判”，强行制定了系列针对中国的制裁性政策，这种场景，恍惚是1919年在巴黎召开的凡尔赛和会的重现。可以想见，在美国国会山的辩论现场，一个个美国众议院议员们“义愤填膺”“正气凛然”，宛然是人类正义的代表和现世道德的化身，他们的手势、语气、语言，与当年的英国首相、法国总理等协约国的政客不会有异。

如果凯恩斯置身于当下的美国众议院现场，不知他会作如何想？！一群看起来极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用最具道德感的说辞，却将这个世界引向又一次灭绝性的灾难。这种由“道德”“正义”而起却以反道德、反正义而终的经历，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不理智的政治行为，未必真是不理智选择的结果。以往在分析最近四十年来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时，一种理论是中国各地政府间存在着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官员晋升锦标赛”，这种以追求经济效率为主的竞争机制，激励中国各地官员争相狠抓经济建设，并且实际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它的一个负面因素，是由于官员任职的流动性较大，往往在主政一方时，官员更注意短期效益，期望在不长时间内就能出现“亮点”，由此也造成了一些烂尾工程，甚至给一些地方的下一步发展埋下隐患。

特朗普出席就职典礼 美联社

在美国的民主机制下，为政治利益而生的政客们，同样存在着“政治业绩锦标赛”，其激励机制与中国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是类似的。政治极化使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绝大多数内政问题上都已“话不投机半句多”，只有在对外政策上发声时，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受到严重攻击。

当操纵“中国议题”成为便宜法门时，中国是不是真是问题所在已经不再构成问题，从操纵“中国议题”中获取政治关注度，恐怕才是美国政客们的真正关心所在，它所关系的乃是他们的政治生命。

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卸任前夕，突发奇想窜访中国台湾，无谓地给台湾海峡、也给中美关系制造了紧张，它不符合牵涉各方的利益，但可能符合佩洛西本人的利益。政客们对其政治业绩的关注，展示的是在民主政治的短期视野下的政治癫狂，它使本应降温的中美对立关系向对抗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从这种“政治业绩锦标赛”中获得收益的乃是少数美国政客，但损害的是中美关系和世界政治的稳定性。

与中国舆论中对战争的谈论还廖廖无几相比，近几年来，美国政治界、战略界的精英们，已经不避讳谈论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争，这种燥动是危险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本应该是一个不被谈起的词语，如今竟然成为公开谈资，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变化。

当战争被频繁谈起时，战争就可能成为自我证实的预言而意外发生；当因为不断夸大战争的可能而大张旗鼓为战争造势和准备战争时，战争发生的概率又会大大提高。在战争可能性增大的时代，最不需要的就是美国众议院政客们的歇斯底里表演，最稀缺的乃是凯恩斯式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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