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芬：农村出现新“读书无用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丽芬】

我的家乡是一个位于鄂东南的人口大县、务工大县，110多万人中近30万人长期在外务工。

腊月中旬一过，村里仿佛从一年的睡梦中苏醒，进城读书的孩子、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人陆续回来，欢声笑语和喊叫打闹激活了村庄。

在小店门口、火炉旁边，经常被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收入、婚姻、生育和教育。在关于教育的讨论中，我发现家乡出现了新形式的“读书无用论”，且得到不少乡亲的认可。

一、打工潮兴起背景下的“读书无用论”

农民说“读书无用”，并非指“知识无用”，而是学校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支出等与自己的教育观念、教育需求、教育资源等存在较大差异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农村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两次影响较大的“读书无用论”：一次是文革期间，另一次是本世纪初打工潮兴起背景下农村教育的辍学潮。

在我的家乡，这第二波“读书无用论”直接体现为辍学打工，具体来看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学业成绩、学费支出、打工收入三方关系权衡后的家庭决策。

根据孩子学习阶段变化，辍学打工决策集中在三个时间点：

首先是小学毕业后，部分孩子学习基础差、学业表现差、学习动力不强，出现明显厌学现象，在孩子的强烈要求下，父母表示“不是我们不供你读，是你自己不愿意读，以后别怪我们”，因为这时孩子太小，难以适应工厂环境，辍学后不直接打工，一般找关系先学两年手艺；

其次是初二到参加中考前，学习难度提升加上成绩“基本定型”，预期孩子难以考上高中或考不上好学校，选择提前辍学，有的会去学手艺，有的直接打工，不过一般进不了大的工厂，多是由亲戚朋友带着在不太规范的小作坊做活；

最后是高中就读一年左右，一批进入职业高中、排名靠后高中的学生因学习基础差、难以适应高中学习环境等原因选择辍学务工。

资料图：新华社

另一种情形则是多子女家庭中因教育资源紧张出现的女孩辍学潮。

我的家乡是典型的宗族性地区，教育选择直接受到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一般来讲，在教育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女孩获教育机会、教育年限明显低于男孩；若两者成绩相差不大，往往会选择让女孩辍学挣钱供男孩读书。若女孩不愿辍学、父母犹豫不决，家里老人和邻居的“劝解”——如“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最后还不是嫁出去的”——能大体上消解争端和愧疚感。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只有少数学业成绩明显优秀，是“读书的料”，确定能够考上头部高中的女孩才有机会继续学业。

总结起来，本世纪初家乡“读书无用论”的形成原因包括：

第一，资源紧张下的无钱读书，这是根本原因。

家乡到2007年才完全普及免费义务教育，此前绝大多数家庭需要自己承担学费和杂费，现金支出压力较大。

具体来看，打工潮兴起前后，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总收入中占据主导，在人均一亩三分地的格局下，农业劳动投入内卷化严重，但农业收入不高，外加就近务工机会少且工价低，农民家庭一年总收入达到1万的很少。而教育支出是强刚性的，平均下来，一个孩子就学一年的学费和杂费要大几百，多子女家庭中，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同时就读，家庭教育开支可能占家庭收入三分之一及以上。

此外，农村教育政策相对不健全，农民难以在家庭之外获得资金支持，紧张的家庭资源难以支撑所有孩子完成义务教育。

第二，打工经济的直接吸引。

对农民家庭而言，一边是显在的经济压力，另一边是辍学带来的少支出、多挣钱，因此让学业成绩没那么好的孩子辍学，打工收入用来支持学习较好的孩子继续读书，是家庭教育投资的理性选择——“有一个孩子读书总比没有来得强”。

而对辍学的孩子而言，外出务工不仅能立马缓解经济压力，拥有可自由支配的工资，还能在没有父母监管的情况下，见识沿海大城市的热闹繁华。因此，对他们而言，打工具有较大吸引力。

第三，学校教育内容与农民教育需求存在一定错位。

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教育现代化和规范化改造，使得乡村教育内容越来越脱嵌于农村社会和农业生产，学校教育内容偏向通识教育和理论教育，劳动技能和生产方法教育相对偏少，这与农民的教育需求存在一定错位。

当孩子学业成绩不突出，没有希望考上好高中和好大学时，农民的教育需求转向学习特定技能，也就是“手艺”。说白点就是，“迟早都是要出来打工的，晚打工还不如早打工”，“学校教的东西以后又用不上，还不如学门实在的手艺”。这也是部分教育资源没那么紧张的家庭也选择让孩子辍学的原因。

总之，本世纪初期打工潮背景下形成的“读书无用论”，是农民家庭认同教育长期投入收益高且投资收益关系具有强稳定性，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前提下，在家庭经济压力此一推力、打工经历的吸引这一拉力综合作用下，做出的无奈选择。

二、新“读书无用论”的表现及逻辑

当下乡村社会出现新“读书无用论”，离不开多个现实条件的变化。

新“读书无用论”的产生前提，是多年来农民的教育行为已有明显改变。

首先是辍学现象显著降低。一方面，受益于免费义务教育的普及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求学的经济压力有所缓解，且相关政策理念深入人心，家庭教育观念转变；另一方面，作为父母的70、80后、90后深感打工的无奈与心酸，不需要也不愿让孩子辍学。

其次是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即使孩子学业成绩不佳，无论男孩女孩，“不管好歹至少读完高中”，近些年则进一步转变为“考不上高中就读职高，至少读个大专再毕业”。

与新“读书无用论”相伴随的，是教育相关开支的持续加大。

首先是买学区房越来越刚性化。大致是2010年以后，家乡农民进城买房的越来越多，截至2024年年底，我所在自然村没进城买房的只有两户脱贫户。就我的调研了解来看，一部人进城买房是为了结婚，大多数农民买房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当前家乡县城学区房均价在4000元/平方以上，买房及装修等成本一般不少于50万。

其次是陪读妈妈越来越多。在“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话语、隔代教育问题化背景下，为了监管玩手机、规范学习习惯、提升学业成绩等原因，越来越多妈妈选择返乡陪读，家庭收入明显下降。

此外，新“读书无用论”主要针对高中及以上教育阶段。

绝大部分农民认同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家庭再困难，砸锅卖铁也要读完初中”，“孩子不愿读，绑都要把他绑到学校去”。但对高中及以上教育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对于私立高中，在农民教育进城、教育目标提升的背景下，家乡县城公立高中的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倒撤并1所乡镇高中，从4所降至3所，而私立高中增至4所，公立高中学位远少于私立高中，一大批农民家庭的孩子只能进入私立高中就读，这意味着较大的经济压力。

据统计，私立高中一学期学费加住宿费最低8500元、最高12800元，每月生活费大概在800元到1500元之间，平均每年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合计3万元左右，如果加上补课费，高中三年学校教育支出约需10万元。

与高昂学费形成对照的是，私立高中教学质量低于家庭期待，高考结果不理想，本科上线率不高，因而不少人认为“还不如拿这笔钱好好学门吃饭手艺”。

资料图：新华社

而对于职业高中，虽然免除学费，教育支出压力不大，但一直以来，职业高中留给民众的印象并不好，相关话语包括但不限于“都是一群成绩差、调皮捣蛋的孩子”“学不到什么真本领”“读完了还是一样打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心态突出。有的家庭抱着尝试的态度送孩子读职业高中，仍有少量孩子就读一段时间后选择放弃。

其次是与大专相关的“读书无用论”。

随着教育行为的改变，家乡越来越多孩子选择读大专，至少90%的孩子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而与大专相关的“读书无用论”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学习收获与教育支出关系变化，支出越来越大，但学习收获并未同步增加，典型表现是毕业后找工作难度增大、工作满意度和工资收入降低，如有人算了笔账：“高中三年加上大专三年就花出去20来万，毕业了工资却只够养活自己，要多久才能把这20万存回来”；

二是教育期待与现实状况的差异，难以走出的“长衫情结”让学生就业“高不成低不就”，进而引发家长反思并得出“读书无用”的结论；

三是结婚难导致的“读书无用论”，农民总结发现，除了家庭条件差结婚难和“老实人光棍”外，大专生正成为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新类型——大专毕业出去闯荡几年后，年龄就大了，大专学历在相亲市场上又没有明显优势，“读了大专反倒结婚难、结婚晚”的结论获得不少农民的认同。

最后是与研究生相关的“读书无用论”。

虽然大伙儿普遍认同硕士研究生是较高学历，但一些研究生毕业后的经历也让大家开始讨论反思研究生教育的必要性。

小鹏，27岁，学习成绩一直较为优秀，虽然小学初中在乡镇就读，但成功考上县一中，并顺利考上省一本，后进入某211学校就读环境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前，小鹏一直是其父母的骄傲，是村里公认的“读书的料”。

然而2023年6月毕业后，小鹏并没能找到满意的工作，选择回家备战考公。见小鹏不仅不找工作，而且很少出门，外加上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小鹏“上岸”失败，再提起小鹏，父母不再骄傲，满是担忧。

发生在身边的研究生毕业也面临找工作难这一现象，作为典型案例进一步强化了“读书无用论”，有的说因为专业没选好，有的说因为小鹏眼光太高，有的说可能研究生也学不到多少东西……

总结来说，与本世纪初因家庭资源紧张、打工经济的吸引导致的有选择性辍学不同，家乡新“读书无用论”产生于家庭教育意识提高、教育水平提升、教育资源相对充足背景下，主要因教育投资收益率降低、教育投资关系不确定化导致。

如果将为孩子读书而进城买房算在内，教育已然成为农民家庭的最大投资，在教育收益下降且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于农民家庭而言，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正从生产属性转向消费属性，也就是说新“读书无用论”来源于农民对教育投资风险增加的感知。

需要指出，新“读书无用论”尚停留在农民的反思讨论层次，即在对教育投资风险增加的感知阶段，并没有真的影响到农民的教育行为；农民的教育行为总体仍然积极，教育期待仍然很高。据笔者观察，虽然不少农民或多或少同意新“读书无用论”，但几乎没有人采取辍学等行动，因而从性质上看，新“读书无用论”是当前农民教育焦虑上升、教育获得感下降的集中表达。

三、进一步讨论

针对新“读书无用论”，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回应农民的教育焦虑。

首先，提升乡村教育质量，降低农民家庭教育相关支出压力。农民大举教育进城的原因在于乡村教育质量不符合农民教育需求，只有在基础设施、师资力量、教学生态等方面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才能切实降低农民家庭教育焦虑。

其次，适当增加县域公立高中学位、稳定私立高中学费价格，提升私立高中教学质量，减轻农民家庭高中阶段经济支出压力。高中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升，既表明农民教育意识和教育水平提高，也预示着教育负担增加，但县域公立高中尤其是普通高中学位增加幅度显著落后于高中生增长幅度，相当一批孩子只能就读于私立高中，高昂的学费和低于预期的教学质量形成反差，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教育获得感。

再次，切实提升职业高中办学质量，祛除农民对职业高中的刻板印象。职业高中承载着大量农民家庭对教育公平、教育回报的殷切期盼。按道理职业高中就是通过普职分流，为部分理论学习表现较差的学生提供更多选择的通道，也与农民“成绩不行就学门手艺”的教育需求正相对接，但一直以来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县城职业高中教学质量、教学管理等与农民教育需求间明显脱节。补齐县域职业高中这块“短板”，才算是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最后，保障市场稳定发展，多渠道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大学生就业率下降、就业质量下滑和就业周期延长导致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下降，是引发农村新“读书无用论”的重要原因，稳定就业才能切实提高农民的教育获得感。

当然，上述几点建议，细究起来都是一个个宏大的社会议题，实施起来也不只是教育部门一方的工作。我这里权当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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