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婷： 三个女人，带领欧洲极右崛起

【文/刘燕婷】

对欧洲极右翼来说，2024年是继续茁壮的一年，意法德三国尤其明显。

在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大选中，极右席次从2019年的135席（占议席总数的18%）上升到2024年的187席（占议席总数的26%），当中包括2019年没有向布鲁塞尔推派极右议员的几个国家：塞浦路斯、卢森堡、葡萄牙和罗马尼亚。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FdI）更是成长惊人，从2019年的6.4%得票率上升到2024年的28.8%。

法国极右政党国民联盟（前称国民阵线）同样表现亮眼，其得票率是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两倍，这一结果直接导致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提前大选。最终国民联盟赢得142席，虽没有成功问鼎总理，却已拿下该党史上最佳战绩，并且足以影响政局：在国民联盟与其他政党携手合作下，法国巴尼耶政府在12月垮台。放眼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国民联盟的玛丽娜·勒庞依旧是有力候选人。

再来是德国。去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获得15.6%选票，同样创下该党迄今最好成绩。11月德国三党联盟瓦解后，总理朔尔茨在12月提请解散国会，新大选将于2025年2月举行。根据Wahlen当前民调，AfD的支持度高达17%，领先总理朔尔茨的社民党（SPD）2%，仅次于基民盟（CDU）与基社盟（CSU）的保守派联盟（33%），并已提名爱丽丝·魏德尔作为总理候选人，是AfD首次展现问鼎领导人的雄心。

当然，极右崛起不是意法德的单独现象，而是当代欧洲变革的缩影。

从宏观视角出发，意法德三国既是舞台也是剖面：意大利极右已经取得政权，法国极右已能影响政府，德国极右则正在浮上台面；聚焦个人层面，梅洛尼、勒庞、魏德尔三人的政治实践，既为欧洲极右扩充了复杂脸谱，也展演了“极右崛起”的虚与实。

12月4日，勒庞在不信任投票辩论期间大笑 路透社

勒庞：为了茁壮而去“妖魔化”

首先是三人之中最早参政的勒庞。1986年，18岁的勒庞加入父亲领导的国民阵线，之后就以自身法学背景担任该党的法律部门领导人。2000年，32岁的勒庞入主国民阵线执委会，开始大力推动“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策略，目的就是消除国民阵线的“极右污名”。2003年，勒庞升任国民阵线副主席，并在2007年成为国民阵线两名执行副主席之一，负责党的培训、沟通和宣传。

2011年，43岁的勒庞以67.65%得票率当选国民阵线主席，正式接班父亲职位，并在2018年改党名为“国民联盟”。

直到2022年正式交棒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前，勒庞已经领导国民联盟将近11年，参加过2012年、2017年、2022年三次总统大选。眼下勒庞面临挪用公款的法律审判，如果法院无法对其定罪，勒庞预计再战2027。

其实回顾历史，国民阵线的“极右”实践经历多次变化。1972年创立之初，国民阵线汇集了各领域的民族主义者，主打反共、提高法国出生率、建立职业军队、废除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埃维昂协议》（Évian Accords）、推动“法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但这些主张其实无助于国民阵线脱颖而出；尤其当年法国存在各种极右小党，国民阵线不懂媒体宣传、又极度依赖传统极右话语，往往只能依靠选前的各种结盟操作拉抬得票，并被身为主流的中左翼当成分裂右翼的工具。

但到了1987年，勒庞之父尚-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开始采取美式竞选策略：频繁出席各种电视辩论，并在煽情修辞加持下，成为高人气、高仇恨值的“收视保证”，尤其为对选票市场进行区隔，尚-马里·勒庞还把自己定位成反“四大恶势力”（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社会党、共产党）的人民代表，最后也在1988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14.4%的成绩，虽然远未达到当选门槛，但已是国民阵线的历史性突破。

与此同时，国民阵线也从1980年代起持续聚焦反移民话题，尤其1989年杜福拉尔事件（Affaire du Foulard）后，法国社会的反伊斯兰情绪持续涌动，国民阵线便趁势掌握舆论热点，开始大打反移民、反伊斯兰的竞选主轴，并且成功在1993年的国会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获得12.7%的支持度。

整体来说，国民阵线虽以“极右”身份站上法国政治舞台，但自成立以来不断变化立场身段，以适应各种政治气候，表面看似疯狂极端，行动还是奉行实用主义，最后也从众多极右小党中崛起。

而勒庞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入党、接班，并在“去妖魔化”策略下，进一步推动国民阵线转型，扩大选票基础。例如，勒庞首先驱逐了亲维希（Vichy France）、同情纳粹、反犹立场明显的党员，其中就包括自己的亲生父亲尚-马里·勒庞，后者曾称“针对犹太人的毒气室不过是二战下的小细节”，勒庞为此公开反驳“种族灭绝是野蛮行径的顶点”，显然是要与其父亲进行切割。

之后勒庞在2018年改国民阵线为国民联盟，也同样是要软化党的外在形象，所以舍弃了较有战斗性的“阵线”一词，甚至包括2022年推动有阿尔及利亚血统的“小鲜肉”巴尔德拉接班，也都是“去妖魔化”策略的一环。

图为2024年7月5日，勒庞领导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与该党主席巴德拉的海报 路透社

甚至勒庞本人的立场变化，同样是上述转型的缩影。例如针对移民问题，现在的勒庞已不再主张系统性驱逐合法移民，而是要求降低每年的净合法移民率、终止出生在法国即享公民身分的自动公民权。在对欧立场上，勒庞也从2019年起就不再主张法国脱欧、退出欧元区，而是认为欧盟应该“从内部改革”。在对北约立场上，国民联盟原本主张法国退出北约，现在勒庞也改口称是要退出北约的“一体化军事指挥结构”；在对死刑的立场上，勒庞从2017年起就不再呼吁恢复死刑，而是宣布支持对“最严重罪行”判处永久监禁，同时承诺自己如果当选，会就是否恢复死刑举办全民公投。

基本上经过前述种种调整后，现在的国民联盟已与早年的“极右”形象拉开距离，不断往右翼、甚至中右靠近，正如勒庞在受访时总是不断主张，“我们不是极右翼，我们的主张并不极端”。尤其，国民联盟的部分经济政策带有左翼色彩，这甚至导致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批评勒庞是“极左政治家”，以及前总统奥朗德称勒庞的言论“就像共产党传单”。

当然，这些批评更多是处于竞选时空下的政治攻防，但从选举结果来看，勒庞也确实存在“可左可右”的选票空间。

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勒庞获得了17.9%的选票，排名第三，虽然无法进入第二轮决选，却已是国民阵线史上最好战绩。当时法国社会学家西尔万·克里庞（Sylvain Crépon）就对投给国民阵线的选民进行分析，认为“国民阵线的选民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包括因经济危机和竞争而破产的小店主”。

到了2017年总统大选，勒庞以21.3%的得票率成功杀进第二轮，仅落后马克龙（24%）些许，这时勒庞除了呼吁极左政治家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支持者投给自己之外，还积极走访工厂，并受到各地工人的热烈欢迎，最后以33.9%的支持度落败；2022年，再度杀进第二轮的勒庞最后得到41.45%的选票，显然已远远超出极右基本盘。

整体来说，当法国执政党无法回应选民怒气，曾经的极右政党又持续甩脱妖魔形象，不论是勒庞的崛起还是国民联盟的茁壮，都已成为历史偶然下的某种必然。

梅洛尼：执政后也可以是右翼

意大利的梅洛尼同样进行了洗脱“极右”的政治工程，并且正用自己的执政证明：自己也可以是右翼。

1992年，15岁的梅洛尼加入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MSI）下属的青年阵线。MSI是意大利知名的新法西斯政党，由墨索里尼支持者在1946年成立，一度是意大利第四大党，后来在政治变化下沦为边缘政党，最后出于生存考量，党内温和派在1995年将MSI改组为民族联盟（Alleanza Nazionale，AN），淡去了法西斯色彩。

1996年，19岁的梅洛尼开始担任民族联盟的学生部门领导人，并于2006年代表民族联盟进入意大利众议院，也在同年成为该党的最年轻副主席。

2008年，31岁的梅洛尼被第四届贝卢斯科尼政府任命为青年部长，一直任职到2011年贝卢斯科尼下台。期间，梅洛尼的政党归属再度生变：2009年，民族联盟与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FI）合并为自由人民党（Il Popolo della Libertà，PdL），更加靠向中间右翼。不过这种作法显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梅洛尼就是其中一。

2012年12月，梅洛尼与几位党员宣布脱离自由人民党，创立“更能代表右翼”的意大利兄弟党，并在未来几年内合并部分右翼小党、扩大板块，最后在2022年大选带领中右翼联盟（Centre-right coalition）获胜。

从现实来看，2022年的大胜明显是2017年意大利选制改革遇上2022年大选左翼分裂、右翼整合，两股脉络共同作用而成，使得在2018年得票率仅有4%的意大利兄弟党，能在2022年暴增至26%成为第一大党，45岁的党主席梅洛尼也因此成为意大利总理。

除了制度与板块原因，梅洛尼本人对意大利兄弟党的立场形塑也同样重要：从2014年担任党主席开始，梅洛尼就跟勒庞一样，不断宣称意大利兄弟党不是“极右”、而是“保守右派”；且正如勒庞掌权前，国民阵线也存在不少亲纳粹、亲维希政权的党员，意大利兄弟党同样有崇拜墨索里尼的底色，梅洛尼本人就是代表，只是这种代表性就像国民阵线的激进性，会因为选票而转弯。

最早在19岁受访时，梅洛尼曾称赞墨索里尼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意大利”。2012年意大利兄弟党成立后，梅洛尼特意在党旗上添加“三色火焰”，这个符号象征墨索里尼遗骸，也是意大利新法西斯政党的常用符码；2022年大选前曾有人建议梅洛尼移除三色火焰，以吸引更多中间选票，但梅洛尼最后没有接受。

不过，也是同一个梅洛尼，在2022年大选前开除了赞扬希特勒的党员，并在投票前夕接受外媒采访，表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历史，自己其实与英国保守党、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美国共和党共享类似经验与价值观。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CNN

2022年10月在议会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前，梅洛尼再度发表公开演讲，“我从来没有同情任何不民主的政权，包括法西斯主义，正如我一直认为1938年的种族法是意大利历史的最低点，这是我们的耻辱。”

而这种对墨索里尼遗产的同步继承与否认，让意大利兄弟党不仅能涵纳极右选民，也拥有了向中间靠的潜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梅洛尼执政后的立场转变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首先是移民问题。执政前，梅洛尼就与许多欧洲极右一样谈论所谓“卡勒吉计划”（Kalergi Plan）阴谋论，也就是宣称左翼意大利政府已与境外邪恶势力达成秘密协议，要引入大量移民取代本地人口，在意大利实施“种族替代”。

但执政后，梅洛尼的论述迅速软化为：意大利需要移民；而针对选前主张的“零容忍”政策，也就是不让任何难民进入意大利港口，梅洛尼虽在阿尔巴尼亚设立了意大利运营的“收容中心”，将部分抵意难民转往阿尔巴尼亚，但根据意大利内政部的说法，难民中的老弱妇孺依旧安置在意大利。换句话说，“零容忍”政策其实也没有彻底执行。

再来就是对欧立场。选前的梅洛尼毫无疑问是疑欧派，认为应该“重新讨论”欧盟条约并修改意大利宪法，让意大利的法律位阶高于欧洲法律，并主张退出欧元区。但到了2022年大选投票前夕，梅洛尼直接公开喊话：胜选后保证不退出欧元区，其本人也确实在选后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务实互动，淡化了疑欧派底色。而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现实：除了选票考量外，还有执政后的财政问题，意大利不可能不需要欧盟拨款。

不过，梅洛尼的转弯并没有导致地盘的流失。从2024年6月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来看，意大利兄弟党获得了28.75%的选票，比2022年大选后的26%更高。如果除却“极右”的陈年争议，梅洛尼的成功似乎可以证明：本土主义、保守主义、对外现实主义所共构的“右翼路线”，不仅能在意大利选票市场胜出，也能在欧盟体系下生存。

魏德尔：极右政党的得体门面

勒庞与梅洛尼的成功转身，其实与魏德尔的崛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与一生从政的勒庞、梅洛尼相比，魏德尔算是半途加入的“政治新手”。作为拜罗伊特大学的经济与商业管理毕业生，魏德尔先是在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担任高盛分析师，又在之后转往中国工作6年，据《华盛顿邮报》披露，魏德尔还在这段期间学会了说普通话。接着，又于2011年获得拜罗伊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主题就是中国的养老金制度。

之后，魏德尔回归业界，自2011年3月起在法兰克福担任安联全球投资公司副总裁，一直到2013年5月卸任。也正是在同年10月，魏德尔加入了德国另类选择党。

另类选择党如今被视为极右组织，甚至一度被德国联邦安全局监控，但事实上在创立之初，该党吸引了各界精英参与，尤其是经济学家与商界领袖，原因也很直接：其成立宗旨就是呼吁德国退出欧元区，同时反对德国纾困南欧国家。而这显然是对欧债危机的愤怒回应。

真正触发德国另类选择党进一步右倾的，是2015年的弗劳克·佩特里（Frauke Petry）掌权。比起脱离欧元区，佩特里本人更关注移民问题与德国的“伊斯兰化”，而另类选择党也确实在其带领下持续聚焦种族、宗教、移民议题。

这不仅导致部分成员退党，还使得该党在2016年被欧洲议会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ECR）除名，但这些发展都不能阻止同年的党代表大会通过反伊斯兰的政策纲领，包括主张德国禁止罩袍、宣礼塔、唤拜，以及提出“伊斯兰是不是德国的一部分”这句口号。

当然，这背后也有选票市场的驱动。在德国另类选择党成立两年后，退出欧元区的话题已经有些退潮，倒是移民冲突持续涌动，且在主打反移民、反伊斯兰纲领后，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支持度确实有所提升，这就导致党内的右倾趋势不断深化，即便2017年佩特里退党都不能停下，极右派系甚至将反移民的话题与反犹、白人至上、同情纳粹的叙事相结合，进一步拉升了极化程度。

另类选择党（AfD）联席主席魏德尔 ZDFheute

因此2020年3月，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就将德国另类选择党内部的极右派系Der Flügel列为“反对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右翼极端主义势力”。到了2021年3月上旬，德国联邦安全局已将整个另类选择党作为“涉嫌极端主义的组织”，并进行监控。

而在此过程中，魏德尔作为党内温和派虽有活动，但始终无法进入权力核心，不过还是凭借其自身表现让大众留下印象。

从2016年开始，德国便有媒体讨论魏德尔在德国另类选择党中的“神奇存在”，包括该党强烈反对同性婚姻与彩虹旗帜，魏德尔却与同性伴侣组成家庭且收养子女；该党主打反移民、反伊斯兰，魏德尔却雇用一位叙利亚难民来协助整理家务；该党政治精英的外显形象往往愤世嫉俗、慷慨激昂，魏德尔受访却总是轻松理性，平静且有条不紊。

这种“神奇存在”让不少德国媒体评论称，魏德尔是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希望”与“理性面具”。

而真正让魏德尔走向掌权的，是2021年的全国大选结果。德国另类选择党虽在东部表现强劲，甚至成为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的最大党，但其全国支持度却从2017年的12.6%下降到10.3%。

当时魏德尔就提出“德国媒体对另类选择党存在偏见”，时任党主席的默滕（Jörg Meuthen）则表示“党应该致力向中间派发出强烈信号”。2022年默滕辞职后，魏尔德就与同为温和派的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共同担任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领导人。

当然，因为这个党并没有经历类似勒庞推动的“去妖魔化”过程，整体上还是一个囊括保守派、右翼、极右和不明确立场的“大拼盘”，所以不时发生“互相打脸”的内部矛盾。

例如，魏德尔的顾问哈特维格（Roland Hartwig）就被曝光在2023年11月参加一场极右集会，会上讨论了驱逐德国数百万移民的计划，实施对象包括已取得德国公民身份者。这一消息引爆全国示威，数十万德国人为此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取缔德国另类选择党。于是魏德尔迅速解除哈特维格的顾问职务。

当然，魏德尔本人也不是毫无激进面，例如她至今仍然主张德国应该退出欧元区，同时又称如果自己担任总理，可能就“德国脱欧”举行公投；此外，在移民议题上，魏德尔虽不像党内部分激进派系主张的“遣返所有移民、包括取得公民身份者”，却也像执政前的梅洛尼一样，称移民潮背后隐藏着对欧洲白人进行“种族取代”的邪恶阴谋。

不过整体而言，与党内那些否认大屠杀、同情纳粹者相比，魏德尔已经算是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得体门面”，正如她屡屡在受访中纠正的，“我们不是极右，我们是自由保守派。”

“极右崛起”的虚实与时代意义

勒庞、梅洛尼与魏德尔的案例，其实都体现了欧洲“极右崛起”的复杂性。

首先是“极右”标签的虚与实。

三人虽都出身“极右”政党，却也都展现了对于“极右”的持续疏离，甚至正以行动推翻“极右”标签本身，包括勒庞的“去妖魔化”策略、梅洛尼执政后转向右翼，以及魏德尔与“极右”伙伴进行切割。这背后当然是扩大选票的现实考量，且这些出身“极右”的政治精英看似挑战政治正确，其实同样懂得适时配合政治正确；尤其是勒庞与梅洛尼，两人在俄乌战争前后的对俄立场变化堪称经典。

勒庞在战前毫不掩饰自己的亲俄色彩，包括在克里米亚危机后公开表示“乌克兰已经被美国征服”，同时激烈批评北约政策、东欧的反俄情绪，以及欧美国家不断威胁制裁俄罗斯的恶意。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勒庞随即批评俄罗斯，并且主张收容乌克兰难民。

梅洛尼的转变则更有政策意义。俄乌战争爆发前，梅洛尼长期主张修复欧俄关系，包括解除克里米亚危机后的对俄制裁，并称赞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捍卫了欧洲价值与基督教认同”。但2022年战争爆发后，梅洛尼先是跟着谴责俄罗斯，又在执政后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并称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四地“公投入俄”“毫无法律与政治价值”，同时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再来是“崛起”叙事本身的虚与实。

无可否认，极右政党近年在欧洲的选举表现确实不错，但选举成绩不等于政治权力，6月的欧洲议会大选就是典型案例：极右政党即便席次上升，也在左翼与中左翼、中右翼合作下，被排除在选后的权力核心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 路透社

例如任命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时，高层职位几乎都由出身欧洲人民党（EPP）、欧洲社会党（PES）、欧洲自由民主党联盟党（ALDE）的非极右候选人担任；27名委员中只有一名属于极右翼，那就是欧洲保守与改革党的拉斐尔·菲托（Raffaele Fitto），来自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

梅洛尼本人的实际收获更是差强人意，即便这次意大利兄弟党成绩不错，梅洛尼还是被排除在欧盟几个高级职位外：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高峰会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法德。尽管国民联盟在6月大选的第一轮表现亮眼，却还是在第二轮滑落至第三，关键原因就是左翼、中左翼政党为了不使国民联盟得利，决定在许多选区进行合作以避免分散选票。

同理，现在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民调确实上升，但各方分析普遍认为，另类选择党能在未来参与联合执政的机率微乎其微，因为该党不像国民阵线经历过“去妖魔化”进程，始终无法摆脱同情纳粹的阴影，这在当今德国政坛仍是禁忌。且魏尔德的立场与已经“相对进入主流”的勒庞、梅洛尼相比，其实还是“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在争取选票上恐怕有其极限。

不过，即便“极右崛起”的虚实有其复杂性，这个现象所承载的时代意义还是不容忽视。以德国为例，另类选择党之所以能在东部崛起，与两德统一后的发展不均有关。随着年轻人和高素质人才向西迁移，东部人口大量外流，经济发展也普遍落后西部，这种环境催生“被剥夺”的怒气，也为反移民叙事提供弹药火力，德国另类选择党正是把握了这种时代机遇，所以能在东部站稳脚跟。

而德国并不是孤例。基本上经历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冲击，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持续崩解，“阿拉伯之春”引爆的难民危机更是加剧原有矛盾。但作为欧洲执政主流的中左翼、中右翼精英没能回应民众需求，既无法显著改善生活成本危机，也没能调和社会分化与族群矛盾，最后只能诉诸道德、欧洲价值等虚无话语，结果就是距离民众愈发遥远，并让右翼、甚至极右越来越有市场。

归根结底，勒庞、梅洛尼、魏德尔的崛起，就是欧洲之变的时代缩影。在这三位“铁娘子”身上，极右实践不只是排外怒吼或保守回归，更是对于全球化失衡的激烈抗争，以及对于民众焦虑的深刻洞察，即便民族主义与反建制的烈焰炙热，但也不能脱离实用主义的冷峻计算。而这正是欧洲“极右崛起”的真实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