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大选在即，德国民众怎么投才能摆脱“一场游戏一场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德国又要大选了。

就职时踌躇满志的朔尔茨（Olaf Scholz）没干满四年任期就被迫下台，“跻身”战后在位时间最短的总理前三名（其他两位分别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和库尔特·乔治·基辛格）。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全方位的下行趋势愈发明显：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低迷，右翼势力变强，外交政策“迷离”，国力自信殆尽。

2月23日，德国将举行新一届联邦议会的选举。目前，各党正在自我打气，相互撕咬，尽情许愿，进行最后的冲刺。

每次大选前街头随处可见的政党竞选标语和各种许愿：“净收入肯定更多”（图左/社民党）、“是时候做些改变了”（图中/基社盟）、“减少官僚主义，增加净收入”（图右/自民党）

那么，未来的政府是否能应对新的国际形势，是否能恢复经济元气，是否能凝聚社会能量，是否能做到外交自主？这些都是德国民众和国际社会非常关心的问题。

笔者将从“交通灯”联合政府的失败说起，进而分析各政党目前的状态和未来政府可能的组合。

“交通灯”为何瞎了？

2021年12月初，德国新一届联合政府，即所谓的“交通灯”政府，在经过艰难的磋商后正式问世。

这届政府之所以被称为“交通灯”，是因为社民党（SPD），自民党（FDP）和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的代表色恰好是交通灯的三个颜色：红黄绿。

虽然自民党传统上更多是代表富人和经济利益，而红绿两党则属于偏左的政治派别，但当时三方对未来合作表现得还是相当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它们自称是“进步联盟”，决心要在社会、卫健、家庭、住房、环保、数字化和养老金领域做出与时俱进的政绩来。

其实，从新政府列数的这些改革领域来看，左派的手笔跃然纸上。自民党在三党中得票最少，党魁林德纳认为，只要抓住政府的“钱袋子”，施政纲领中经济笔墨淡些就淡些吧。更何况，三党在政府中的代表人物，总理朔尔茨（社民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绿党）和财政部长林德纳（自民党）的私交一度还不错。记得在新政府成立的记者招待会上，林德纳露骨地恭维朔尔茨将会成为“德国最棒的总理”。

谁曾想，新政府开张才三个月，一场近在咫尺的“热战”不期而至。

2022年2月24日，俄军从三个方向大举突入乌克兰。此举不仅让基辅政府慌了手脚，也彻底打乱了德国“交通灯”联合政府的施政计划，在不知具体该如何的情况下，柏林“匆忙”而“坚定”地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援乌大军。

之所以说“匆忙”，是因为德国政府并未做好任何精神和物资准备，这点从它开始时大张旗鼓宣传援乌“5000顶钢盔”这件事上便可看出；之所以说“坚定”，是因为朔尔茨在乌克兰问题上对美国拜登总统亦步亦趋，至今依然强调不会放弃对基辅的支持。

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很长时间内都低估了这场战争的“烧钱”能力以及带来的政局变化。俄罗斯固然没能速战速决，因为莫斯科没想到最后它面对的是整个北约军事组织。同时，欧美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亦未能给战事带来有利于乌克兰的根本性转机，相反，乌军在东线越来越吃紧，暗杀突袭、杀入俄境等行动均未能扭转战局。

这时，德国政府慢慢意识到，俄乌战争就是一个“无底洞”。可是，“与乌克兰共进退，打多久就支持多久”这样的话都已放出了，朔尔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根据德国外交部提供的信息，俄乌战争两周年时（2024年），德国采取的包括人道、资金和装备等各类援乌措施，总价值已达370亿欧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施援国。

问题是，誓言诚可贵，金钱却有限。援乌负担于是便为“交通灯”联合政府的最终破裂埋下了伏笔。

从左至右分别为德国财长林德纳、经济部长哈贝克、总理朔尔茨 资料图：德媒

作为财政部长，自民党主席林德纳必须想办法“开源节流”。可是，如何“开源”？

战争开始后，德国政府不得不积极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这首先意味着，长期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德国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能源独立”。结果是，柏林一方面在国际能源市场高价抢购本来已被其他国家订购的油气，或高价从第三方（如印度）买入俄罗斯能源，另一方面国内民用和工业用能源价格大幅增长，国家不得不出资减缓百姓和企业的能源费用压力，而这还只是财政负担的一个方面。

俄乌开战后，德国接纳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根据2024年的数据，德国共接纳了124万乌克兰难民。这些难民直接进入德国的社保体系：每一位单身难民每月可获得563欧元的“公民津贴”（Bürgergeld），其伴侣每人每月506欧，此外还要承担他们的租金、供暖、医保等补贴。

按理说，出现像俄乌战争这样的突发事件，联合执政的三党应尽快重新商讨，修改战前制定的联合执政协议中的财政预算部分。可惜，这么重要的弥补措施居然一直都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不得不说是整个精英层的失误，因为即便执政党没顾上，在野党不提醒（毕竟它没这个义务），那执政党在各部的专家团队为何没提醒政府？

屋漏偏逢连夜雨。俄乌战争打乱了德国政府的步伐的确不假，可它自身的政策也很成问题，常常带有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譬如，能源转型没有因势利导，而是按照绿党的理念强行贯彻。

在经济方面，政府急于扭转所谓依赖中国市场的尴尬局面，等于再断自己的一条胳膊。德国不少龙头企业过于短视，未及时完成长远布局，导致在国际竞争中严重落伍。

从2015/16年至今，政府没有捋顺“难民”和“移民”的区别及关系，只顾承担人道义务而忽略现实需求。

在外交领域，主政的绿党将“价值观和女权主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让德国的国际形象变得非常“迷离”而“矛盾”。

国防安全方面，德国的军事装备本就捉襟见肘，不算上乘，却还要派一两艘军舰去远东游弋，以示捍卫“民主”和“国际航道自由”的决心。

好，既然开源不成，那就节流吧。

就是在“如何节”和“在哪节”的问题上，执政三党内部出现了分歧，到最后，分歧达到了不可调和、一地鸡毛的地步，原本和谐的信任关系最后恨不得也成了“敌我矛盾”。

三党面对俄乌战争新局面，不思重新商讨和调整预算策略，而是死抱各自的理念和原计划不放。受制于宪法规定的“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条款，自民党的林德纳认为只能从社会支出方面入手，而社民党和绿党则无法接受。他们主张放开债务闸门，加大政府投资。

自民党眼看本党的威望在民调中迅速下滑，于是开始和在野的“联盟党”（Union）眉来眼去、暗通款曲，试图用“消极态度”来人为加速“交通灯”的失灵。总理朔尔茨眼看林德纳去意已定，最后不得不公开摊牌。

毫不夸张地说，俄乌战争是德国政府破裂的直接原因。受这场地缘危机影响的不光是柏林，美国民主党哈里斯的败选，以及法国前不久出现的政府危机，多少都与这场“消耗战”有关。

政党的历史使命和担当

其实，每个政党都有各自的历史使命和角色。如若没有这些，党也就不成其为党。一个党在一个社会中的轻重和成败，与它的历史使命和角色定位密不可分。

德国联邦议院 资料图：DBT/Julia Nowak

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为例：该党在二战后不得不承担起将成千上万的纳粹分子重新纳入西德社会、并引领年轻联邦共和国入盟北约的使命。在国家存亡和民族统一的关头，基民盟每次都扛起了这个历史重担，最终也成就了该党的伟大。它最后成为不可或缺的“大众党”实至名归，是历史的必然。

再看“百年老铺”社会民主党（SPD）：它诞生于19世纪资本和劳工冲突尖锐、市民中产阶级崛起的动荡岁月。该党响应时代的召唤，在强权面前为弱者和底层发声。这也是了不起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它发出的最后强音是该党施罗德总理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说“不”，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公平和正义”，也算是社民党的“初心”之一。

那么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的使命又是什么呢？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反潮流的叛逆者看不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狂热，不忍心环境被恣意破坏，不接受少数群体在社会中备受冷漠，他们走上街头，开始用激进、之后用理性的手段与权力机构斗，与陈旧陋习斗，以万丈激情来推广和捍卫自己的政治理念，也确实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德国社会。这是那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左翼党”（die Linke）是唯一一个打着当年“民主德国”（东德）烙印的政党，这也就决定了该党的使命及角色与德国东部地区密切相关。它继承了东德共产党（“德国统一工人党”）的衣钵（当然更多的是骂名），想要捍卫的或许是“东德人”（Ossis）在统一后被沦为“二等公民”时的最后尊严，亦或是为了用自己的存在去证明“东德体制”并非一无是处。

一如当年绿党必须面对基民盟、社民党这样的“建制派”一样，年轻的选项党（AfD）如今也必须面对包括绿党在内的一众“老党”的盘根错节和权令智昏。它的使命是什么？或许，它在做的就是要逆主流而动，用极端的言行去冲击和纠正旧权力的惯性思维和操作方式，特别是“政治正确”这个西方社会的左倾“肌瘤”。

但是，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人会变，政党也在变。

选前德国各政党的现状和态势

2025年申请参选的共有56个政党和组织，其中15个没有通过资格审查，进入最后角逐的仅剩41个，比2021年大选少了12个。

但值得关注的其实就是目前在议会占有席位的社民党、绿党、自民党、联盟党、选项党、左翼党和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 – Vernunft und Gerechtigkeit，缩写BSW）。

从党的社会定位上分的话，这些政党可划分为“大众党”（Volkspartei）和“小众党”（Interessenpartei或Klientelpartei）。前者虽然也有“中偏左”和“中偏右”之别，但均宣称自己“居中”，即不服务于某个特定阶层，而是面向全社会。

社民党是“中偏左”的政党，而由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联袂参选的“联盟党”（Union）则将自己定位为“中偏右”。两党在战后历史上轮流组阁执政，因而在德国政治光谱中一直领衔“左右”两大阵营。其他进入联邦议会的政党均为“小众党”。唯一例外的是自民党，它虽然被称为是“富人和企业”的阶级代言者，却也乐意居中，称自己是“中偏右”的政党。

“左右”阵营的说法则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划分政党属性的结果。

社民党、绿党、左翼党属于“左营”；成立不久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严格意义上说也应该归于这类。联盟党和自民党则属于“右营”。最近比较火、被很多华人所熟知的“选项党”虽被划为“右翼”，但由于其党内排外思潮比较突出，所以被扣上“极右”、甚至是“新纳粹”的帽子。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政党的现状和态势。

“交通灯”联合政府破裂后，三党的声望曾一度集体下滑。最近绿党的支持率似乎稍有回升，但“红黄”两党的选情却依然低迷。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恐怕与它们各自的选民结构有关。

绿党的基本盘（大中城市的知识阶层，中产阶级，部分年轻人和女性选民）绝大多数是“信念选民”（Überzeugungswähler）。他们对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有着近乎宗教般的执着，所以，不管外界对该党的看法如何变化，党的“信众们”都会不忘初心。当然，绿党眼下的“稳定”局面并不代表大选的结果，毕竟，它在过去三年多里给德国民生和本国形象带来的“创伤”还是很明显的。

社民党这个百年老党原本也有相当稳定的群众基础，但成为“大众党”后流动性增大。这也不难理解：既然是“大众党”，就必须兼顾各方，很自然就会忽略、甚至损及传统“粉圈”（劳工、低收入群体等）的利益。再加上它自己的政绩乏善可陈，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又不具个人魅力光环；还有，其左边的绿党和左翼党，甚至还包括右翼的选项党，都在争取和分化它的基本盘，所以，社民党“失血”严重，显得一蹶不振。

人们在德国首都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竞选集会。 资料图：新华社

目前最惨的要数自民党，所以在此有必要多花点笔墨。

根据一段时间以来的民调，它极有可能从一个举足轻重的执政党沦为无足轻重的院外党。也就是说，它连5%的门槛都跨不过，能否进入联邦议会的大门还是个很大的问号。真可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该党落到这般地步，的确也与其自身的所作所为密不可分。

为了挽救自身式微的民望，自民党不是通过坚守自己的政治底线或干脆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理由光明正大地退出联合政府，而是先琢磨如何给政府内的合作伙伴“使绊儿”。

在联合执政的后期，自民党内部拟定了一份计划，非常细致地说明“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来确保自己“成功”（规避损失）退出联合政府。最让舆论哗然的是，“捉刀手”居然用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时的代号“D-Day”给自己的计划冠名。“东窗事发”后，党主席林德纳在危机公关中的表现又很拙劣，他声称自己事先对此毫不知情，最后以党总干事长和若干直接参与者来背“黑锅”的方式狼狈收场。

事情搞到这一步，大家又把该党的“旧账”翻出来说事，称其一贯就是“墙头草”。笔者却更倾向于这种说法：它既是“造王党”，亦是“弑王者”。

在战后的西德，政党架构在较长时间内相对简单：基民盟和社民党长期分别位居最大党的地位，但同时又没强大到各自能单独组阁的程度，于是，自民党这个小党便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大党谁执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民党的选择，它是“造王党”还是“弑王者”，往往就在其翻手之间。

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自民党外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率众“火线起义”，背弃社民党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投靠另一大党基民盟，这才有了后来长达16年的“科尔时代”（Ära Kohl）。

直到绿党成军，并进入议会后，这个“小党撬动大党”的局面方告结束。从此，联盟党和社民党不再需要“巴结”自民党，相反，自民党和绿党这两个“小党”开始为争当“政治点缀”和“组阁对象”而相互撕咬。

2014年以来，这个“四党主政”的架构被选项党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撼动了。选项党以“反欧”起家，以“排外”壮大。去年在东部地区的数个州选中，它几近完胜，最近又得益于特朗普-马斯克“全球右翼化运动”的加持和站队，它在联邦议会中的“第二党”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

另一个比它更年轻的政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2023年年初才成立，由于党魁颇有个人魅力，党的路线除明确“反战”和“亲俄”之外，走的基本上是“亦左亦右”或“时左时右”的路线，目标或许是为了“左右逢源”吧，因此，它去年在东部地区的州选中“小试牛刀”，结果给朝野带来不小的震动，来势相当猛烈。

莎拉·瓦根克内希特 资料图：德媒

结语

德国大选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单打比赛”，即政党各自为战，选前不确定自己中意的联合执政伙伴，投票结束后再“谈婚论嫁”；第二种是“团体比赛”，就是在选前就联袂出战，演绎“奉子成婚”的狗血剧。

德国的选举制度比较别致：选民一人两票，一票投给选区的某位候选人本人，一票投给某个政党。这样，选民的选择余地比较大。譬如，谁希望“红绿”执政，那么就可以把第一票投给社民党的某个候选人，同时把第二票投给绿党，以此来加大“红绿”上位的可能性。

但这个“单一选区两票制”的选法也有个很复杂的弊端：传统政党，特别是大党占便宜，小党吃亏。因为，有名望的候选人多出自传统政党，这些人赢得选区最多票后直接进入议会，他们所属的政党也容易获得第二票，这等于是“双赢”。

为了体现民主，避免失衡，议会以往会根据第二票的结果，按比例给跨过5%门槛的小党补席位，即所谓的“补偿席次”（Überhang- und Ausgleichsmandate）。这么一来，联邦议会这辆大车严重“超载”，原本设计的598个席位，最多时扩大至736个。

为了纠正这个局面，2013年出台了新的《选举法》，规定自2025年起，联邦议院的席位将被限制在630个。至于这个改革具体会带来什么后果，还要看今年大选的实践情况。

根据德国电视二台1月10公布的最新“政治晴雨表”（Politbarometer）结果，呼声很高的联盟党有些疲软，支持率比上月下降了一个点；下降率相同的还有社民党（14%）和BSW（4%）。绿党首次超过社民党，获15%（原因之前已有所述）；同样增长一个百分点的还有自民党，只可惜仍未跨过5%这条“生死线”。唯一增长了2%、而且支持率首次达到二位数（21%）的就是被称为“极右”的选项党。

如果这个结果在大选中得到证实，那就意味着进入下届联邦议会的只有联盟党、选项党、绿党、社民党这四家。

众所周知，入围政党数越少，各党的议席占比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如果，下届联邦议会出现“四党主政”局面，那么联合政府大概率不会超出“黑红”或“黑绿”这两个选项。

根据最新消息，朔尔茨已明确表示不会在可能的默茨总理麾下就职。但是，他不会入别人的内阁，不等于他所在的社民党不愿意。另一方面，“黑绿”组合其实也有阻力，基民盟的姐妹党“基社盟”（CSU）主席索德尔（Markus Söder）就坚决反对与绿党为伍。

如果下届联邦议会真能再添黄色（自民党）和紫色（BSW），那么，未来德国政府就有可能增加以下两个选项：黑黄绿的“牙买加模式”和黑红绿的“肯尼亚模式”。

由于其他政党已明确宣布拒绝与选项党合作，所以魏德尔（Alice Weidel）女士虽然被该党推举为“总理候选人”，但她恐怕只能“候选”，而无望“当选”，最起码在这次大选中是这样的。至于未来会如何？德国是否会出现极右政党组阁的“奥地利现象”？目前去作这种猜测，意义不大。

重要的观察结果是，每次选举基本上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政客在游戏演戏，选民在做梦碎梦。大选犹如一场“政治实验”或“政治彩票”，结果不错的话，政客们可以说自己治国有方；结果不好的话，那就是选民自己投票不慎。

从各党的选举纲领看，德国下届政府的作为和成效大概率不会有大的起色。除非特朗普和马斯克加大发功力度，把选项党进一步做大，大到它可以独立组阁。问题是，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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