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向美国示好的加沙停火协议，能持续多久？

当地时间1月15日，经过为期数月的艰难谈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就加沙地带停火及交换被扣押人员达成协议。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多哈宣布，协议将从1月19日起生效。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年多，除了给直接遭遇战火的民众带来巨大伤亡与动荡外，这场冲突也深刻地影响了中东地缘政治、国际治理、大国协调与多边合作。

为何巴以双方会在此时选择达成停火协议？促成协议的关键因素有哪些？执行过程是否又会出现未知数？观察者网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刘中民，带来相关解读。

【对话/ 观察者网 郭涵，整理/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为什么以色列、哈马斯能在此时达成停火协议？双方的考虑是什么？

**刘中民：**我觉得这次达成停火协议既有双方各自的原因，也有地区形势变化、美国政府进行换届等一系列的因素。

首先，从以色列与哈马斯各自的情况来看，经过一年多的冲突后，哈马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色列也面临着国内外的沉重压力。但是双方都很清楚，很难通过战争冲突的方式从根本上实现各自的目标。

此前，以色列仅仅是通过去年11月短暂的停火解救了数量有限的人质，通过武力手段解救人质、消灭哈马斯武装、使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三大目标都无法实现。巴勒斯坦方面，付出了至少4.6万民众死亡的惨痛代价。哈马斯自身的领导力量、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也遭受了沉重打击；同时，哈马斯的外部支持也大大削弱，比如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等“抵抗轴心”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从双方的力量对比态势来看，形势是朝向越来越不利于哈马斯的方向发展。因此双方都有实现停战的诉求。

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解救人质，其国内民众，特别是人质家属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尽快解救人质。而停火协议就是解救人质的唯一途径。哈马斯在自身生存都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也把寻求停火作为核心目标。

以色列解救人质的诉求与哈马斯实现停火的诉求，使得双方把签署停火协议作为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双方经过了长期的讨价还价。从协议内容来看，双方主要达成一致的是关于人质交换、加沙停火、以色列撤军以及加沙未来重建等。

当地时间1月13日，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 视觉中国

其次，从地区形势的变化来看，以色列和“抵抗轴心”的力量对比，以及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越来越向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应该说，以色列已经在其周边地区取得了绝对的安全与军事优势，这给予以方在政治、军事、安全和心理层面比较大的优势，在哈马斯外部支持不断减弱的背景下达成协议，不会改变以色列的优势地位，而哈马斯更希望通过停火维持生存。

最后，美国政府的轮替，可以说是促成此次停火协议的特殊因素。尤其是协议生效时间放在1月19日，拜登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天，也是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前一天。

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沙战争也是美国的沉重负担。美国一方面向以色列提供系统性支持，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战争升级，通过不断增兵中东来威慑反以力量，特别是伊朗。这甚至让美国陷入一种疲于奔命的境况。

因此，在拜登任期结束、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之际，在任与候任的总统均以不同的方式向以色列施加压力。拜登企图把停火协议作为一个执政的成绩，他甚至洋洋自得地表示，自己是唯一一个没有把战争移交给继任者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则希望将停火协议作为美国中东外交的一个新开端，为他下一步推进“亚伯拉罕协议”开创一个好的局面。当然，以色列也有借机改善和巩固美以关系的需要。因此，这次停火协议放在1月19日美国政权更替之际生效，也是一种向美国示好的特殊安排。

观察者网：巴以停火谈判长期陷入停滞的关键阻碍，是以军在加沙与埃及边境的费城走廊的撤军安排。根据目前的协议内容，以军将在协议生效后50天内完全撤出该走廊，而以色列国内虽然对此有强烈不满，但内塔尼亚胡还是选择让步。对后者来说，是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还是说驻军费城走廊的意义已不那么重要？

**刘中民：**就像前面所说，在本轮巴以冲突里面，以色列在军事和安全上所取得的优势——无论是对哈马斯、真主党、伊朗还是叙利亚等，跟战前相比已大大提升，甚至占据绝对优势。某种程度上，沿着以色列边境地带，已经形成了安全缓冲带。

此外，尽管以色列承诺撤出费城走廊，但我认为以军在撤出后，仍然会在以色列和加沙的边境地区，或者说在费城走廊的外延，继续保持它的军事存在。

因此，我认为以色列愿意对美国的施压做出让步，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对费城走廊的控制，对加沙形成的政治和军事安全上的绝对优势，甚至我觉得以色列对哈马斯在短期内难以东山再起有比较大的信心。

加沙地带南部与埃及接壤的费城走廊，以军是否进驻该区域是长期阻碍停火谈判的争议之一。

另一方面，从更广泛的地区层面来看，以色列对叙利亚、真主党、伊朗等地区力量，也有巨大优势。应该说这一年多的冲突，尽管让以色列在道义外交层面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但确实换来了以色列在军事和安全上的优势，在从北到南的边境地区，以色列对周边安全环境有比较充分的信心。

观察者网：美国这边，拜登和特朗普对此次停火协议“争功”的现象令人关注。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感谢了特朗普团队为达成停火协议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据以色列媒体透露，特朗普提名的中东问题特使在与内塔尼亚胡进行过一次谈话后，促使形势出现突破。但特朗普还未正式上台，他任命的特使也没有正式的官方身份。是否可以认为特朗普的个人影响力、或者说与内塔尼亚胡的私交发挥了作用？

**刘中民：**我觉得这既有拜登政府在任期最后阶段的努力推动，也有特朗普赢得选举后其外交和安全团队发挥的作用；当然，对以色列来说，停火也并非不可接受。

但是，为什么特朗普因素的作用似乎大于拜登？过去这一年多，无论是对以色列提供的系统性支持，还是在联合国等国际层面对以色列的庇护，拜登政府都为以色列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但是，尽管拜登政府也不断督促停火以减轻自身压力，但始终无法如愿推动停火。

我觉得以色列是充分看到了拜登政府的短板，即美国既无法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又不想战争升级；对以色列来说，只有冲突升级，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安全保障，包括美国对其提供萨德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反而对美国具有主动权，也导致拜登政府对以色列越来越缺乏有效的管控手段。

至于停火协议达成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取决于以色列和哈马斯，它们双方都认为这场冲突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双方都对谈判有所需求，尽管在时机上看起来美国因素影响了协议的达成。

当然，对于拜登或特朗普来说，也各有所需，前者需要为自己任内的巴以政策画上句号，尽管很尴尬，但也可以自认是政绩之一；后者则是为自己上任后美以关系改善开个好头。而且内塔尼亚胡了解特朗普的强势作风，算是给特朗普一个面子，希望换来特朗普的支持。

被问到停火协议达成的功劳归于特朗普还是拜登时，拜登回身反问：“是在开玩笑吗？”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能否预测一下，这次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有望维持多长时间，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此外，特朗普未来四年任期内会采取什么中东政策，是否会继续推进“世纪协议”，还是继续像上个任期那样主张减少对中东的投入？

**刘中民：**我觉得从这份协议的内容来看，它仅仅是一个开端，但可能为特朗普下一步谋划中东外交赢得一定时间。

应该讲，第一阶段的内容执行起来相对容易，也就是说在42天释放33名人质，开通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通道。但到后一个阶段，就目前新闻披露的情况来看显得非常含糊，哈马斯要释放所有扣押的人员，以色列则从加沙全面撤军。第三阶段，就更加是前瞻性的内容了，即开始实施三到五年的加沙重建计划。后两个阶段的实施效果如何，现在恐怕还需打个问号。

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后，根据其执政风格，美国的中东政策会表现出交易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所谓的交易性，就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充分考虑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最大程度实现美国的利益。强制性，则是指会交替使用讹诈、制裁、甚至军事威慑等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

具体来说，在巴以问题上，我觉得特朗普有可能进一步推进“世纪协议”（或称中东和平新计划），并将“世纪协议”和“亚伯拉罕协议”捆绑起来。于他有利的方面是，哈马斯遭到重创，巴勒斯坦处于严重不利的境地，为特朗普将“世纪协议”强加给巴勒斯坦增加了更多可能性，因为现在哈马斯及整个巴勒斯坦的讨价还价资本越来越少，甚至远远弱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境况。

再加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的外部支持也更加薄弱。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化，新的叙利亚政府恐怕很大程度上不会与美西方对抗，黎巴嫩正在向亲西方、亲沙特的方向转变，新当选总统一上任就把沙特作为首访地，真主党就不用多说，显然遭到严重打击，伊朗力量目前已撤出叙利亚，领导“抵抗轴心”已力不从心。这些情况，应该是有利于特朗普上台后推动“世纪协议”。

但是，也有一些不利因素，主要在于巴勒斯坦方面对美国的信任严重下降；同时，沙特作为“亚伯拉罕协议”中的一个关键国家，此前也表示不再考虑和美国签订安全防务协议以换取沙特跟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沙特对于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事，提出了前提条件，就是以色列必须接受“两国方案”。所以，特朗普上台后怎么拉拢沙特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关键国家，使“亚伯拉罕协议”实现突破性进展，是值得观察的事。我个人认为，特朗普还是会寻求美国、以色列和沙特三方进行某种交易，让三方都从中受益，但恐怕这种交易最终牺牲的又是巴勒斯坦的权益。

另一个潜在变量是，2023年沙特跟伊朗实现和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特朗普的计划，不利于美国策动以色列跟沙特联合对抗伊朗。当然，最近沙特跟伊朗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包括不久前沙特处死了6名伊朗籍毒贩，并且没有通报伊朗方面，引起了伊朗的强烈不满。

总体而言，我觉得特朗普推进“世纪协议”和“亚伯拉罕协议”是有机会的，但同时也面临着一定挑战，而这个挑战很可能就是沙特。近些年沙特的战略自主性在增强，它看到美国对自己有所需求。

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也具有两面性。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退出了《伊核协议》，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提出对伊朗的12条要求，其中一半以上的内容在今天看来跟打击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轴心”有很大关系，比如要求停止扶持代理人，停止对外输出革命，伊斯兰革命卫队停止对外干涉等等。

特朗普上台之初，大概率还会重启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但毕竟他是一个风格独特的总统，也曾经宣称要和伊朗签署新的协议，甚至声称要把伊朗拉进“亚伯拉罕协议”。因此，也不排除美国在对伊朗施加足够压力之后，寻求和伊朗接触，甚至和伊朗达成新的伊核协议的可能性。

从伊朗方面来看，现在确实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美伊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伊核协议》，但根本问题还在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美国跟伊朗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包括伊朗寻求通过“抵抗轴心”来影响巴勒斯坦问题，这也是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对抗的一部分。

伊朗有改善同美国关系的诉求，但另一方面，一旦伊朗放弃反美反以的目标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又会影响其国内政权的合法性。从近期伊朗的表现来看，仍在对外示强，包括宣布开发新的导弹技术，进行大规模军演，加快核开发等等。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特朗普希望通过改善同伊朗的关系，在让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甚至把伊朗也纳入“亚伯拉罕协议”，进而实现全面整合中东的宏大战略构想。此前，甚至有人预测特朗普会像当年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局面一样，成为第一个访问德黑兰的美国总统，以此来谋求自己的地位。但这需要美国从根本上放弃颠覆伊朗政权的长期战略，伊朗也要放弃反美、反以和扶植代理人的政策。

因此，要实现这样的构想，美国跟伊朗能否破冰，需要双方在认知和政策层面做出根本性的调整。但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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