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迪尔：是的，美国的将军们应该被解职

【文/史蒂夫·迪尔，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1939年10月，在接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仅仅一个月之后，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就开始对顽固守旧的高级军官团进行“人事洗牌”，以便为迎接战争做好准备。马歇尔对他的指挥团队表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着过时的思维定式，如果美国将被卷入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他们无法及时适应新出现的情况。”

自从雅典战败以来，每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会拿被证明无法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级领导层开刀——这往往比单纯的公开羞辱更令人痛苦。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某种程度上史无前例的时代：超过80%的美国将军退役后进入军工企业就职，整整一代人的美国三军将领因输掉战争而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和声望奖励。

随着两场失败的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数十起武器装备采购丑闻被封入历史的故纸堆，许多人可能担心前文提到的那种美德已被抛到脑后。一系列早就过时的假设掏空了美国的高级军官选拔机制，但为了维护一种“自以为是的偏执妄想”，美国社会的主流观点依然是对这个制度抱有毫无依据的、脱离现实的信心。

因此，如果我们能抛开眼前的谩骂与攻讦，国防部长候选人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以激烈的言辞吸引外界关注美国军队的人事问题，并谴责五角大楼中存在一种自我维护、僵化的领导体制，可能意味着一次旨在遏止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的当代“马歇尔时刻”。

特朗普提名的防长人选、福克斯新闻前主持人皮特·海格塞斯将于当地时间1月14日接受国会质询，此前多名美军退役将领和国防部前高官以“缺乏经验”、“发表争议性言论”等理由公开反对他的提名 图源外媒

首先，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根据法律规定，美国军队中的竞争性选拔机制在晋升二星少将后就结束了。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三星中将、四星上将都是政治任命。不会有评选委员会负责向国防部长、总统或者国会递交提名。那么，谁有权从庞大的军官团中选出“受膏者”呢？

每个军种部的军职首长都管理着一个不断缩水的、高度封闭的人选池，他们向三军文职部长呈上如“金凤花姑娘”一般“恰到好处”的选项，后者再推荐给国防部长。在走完一段漫长的程序，由国会参议院确认这些晋升者后，那些挑选他们的文职部长早就已经卸任了。这当中的国家安全风险再高不过。

召开听证会前，参议院很少严格审查那些被推荐的三星中将晋升人选。最能体现这个制度失灵的信号莫过于当阿拉巴马州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Tommy Tuberville）阻挠晋升程序时，军方高层与主流媒体一致表达了强烈不满。就算有着层出不穷的高级军官失败历史，人们终究还是最看重对既有等级制度的复刻与服从，显然不是关心这套等级森严的选拔制度自身的效率。

海格塞斯指责美国存在一个专注自私的政治算计、经常无视一线作战事实的高级军官阶层，他并没有说错。是的，为了在战争中合法地遂行作战指挥，过去和现在的高级军衔结构是必要的。但正是由于最高级军衔的晋升之路本质上是政治性竞争，导致领导人往往背离了美德的初心。从投身战场到参与政治，对于所有亲历者而言，这种哲学意义上的沉沦在道德上都是可耻的，特别是那些在战场上被视作“神明”的军官，最后依然会被证明“屈服于人性之恶”。

那些即使被发现贪污也不会遭到起诉的军官，往往也是那些最愿意终结年轻下属的职业生涯，而不是站出来支持他们的军官。

一些媒体和政治领导人相信，美国军队中依然存在有效的优绩主义选拔机制，这加剧了上文提到的破坏性趋势。如今，美国民间的社会经济阶层精英对军队的接触与认识往往是从最高层级代表开始的。当后者意识到，如果他们提前退役，就能更早地享受社会经济阶层精英们的特权时，他们自然会想要一跃成为企业界的领袖。在那些曾经支持过军队的行业中谋求一席之地，也就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回报。

当美国最高阶的军队领导人相信他们在为了国家利益而公开发声，并配合他们新加入的阶层利益时，这样一种相互成就的结构便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这些军官甚至能够引导美国选民改变意见，因为他们有着军队这个体制提供的平台背景，能够大力宣传一种既呼应了他们职业经历、又能满足其政治主人需求的政策，进一步保证他们的身价与重要性提升。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统计，14家主要军工承包商在2019年雇佣了超过1700名退役将领和国防部负责采购事务的前官员。 图自：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因此，在权力掮客的心目中，一本“晋升将官”的花名册取代了战场上的胜利，他们将这种晋升机制（无论是否公平）的结果视作对自身权力的巩固。

然而，往往是来自民间社会的新人志愿者们却在这个不道德的循环中迷失方向，他们几乎没有能力预测未来政治游戏的结果。

事实上，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僵化体制的复刻品当中，美国军队中更缺少背景的基层军官受到了最深的伤害。这也是海格塞斯少校作为国防部长候选人的最大潜力与深远贡献所在。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大多数最优秀的青年军官并不愿意攀登这个无意义的职业晋升阶梯，忍受溜须拍马的精神折磨，以及为了参与到这个等级制度中而被迫对家庭造成的真实伤害，那些资质平庸的军官反而更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是的，军队中的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这样的流动导致了在每一个职业生涯的抉择点上都有一大堆承诺无法兑现。现任领导层很少会对招聘和留住军中人才的问题负责，甚至可以说，他们不会对任何军队中的问题承担责任。

有些人认为，目前的问题太复杂了，是无解的，但也有现成的补救办法。鉴于国防部长有权批准每一位三星、四星将领的永久军衔退役，他/她应该把这种权力当做承认国家级成就的杠杆，而不仅仅是为平庸的国家守护者角色盖上橡皮图章。我们必须效仿预备役部队中的做法，增加高级领导层中专家与行政管理人员进出军队的便利，让预备役/文职人员的模式成为高级军官选拔机制的一个代表性元素，而不是一个漏洞。

此外，我们应该执行并延长（退役）“冷静期”，否则高级军官就会禁不住诱惑，利用他们在服役期间决定军事需求的权力来获取利益。当他们在服役期间提出的武器装备需求出了问题时，那些退役的三星、四星将领应该被召回国会接受质询，以便我们整个体制从中获得教训。对晋升机制进行审计、强调学习型领导者的重要性并设立现代化的军队人才管理制度，才能赢得各级军官的普遍信任。

媒体透露，特朗普团队计划签署行政命令设置一个“战士委员会”，审查并绕开正式程序、在30天内迅速退役一批高级军官。

既然他们实际上是被政治任命的，那么就应该建立一个可复查的机制，确保未来的三星、四星将军候选人要为自己明确提出的战略意向负责，而不是坐视他们漫无目的地、往往是自私地游走于宪法和总统之间。

历史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也是不留情面的。历史教会人们，对军事领导人的选择往往能决定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进步或是失败。

就在马歇尔将军通过选择更擅长随机应变的军官团来为美国备战的同时，一位名叫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历史学家兼法国军官在《奇怪的战败》这本著作中批评了他在法军的高层将领如何既缺少美德又无能，布洛克在写完这本书数月之后就被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残忍杀害。

布洛克总结了他在无法查阅档案资料的情况下，从战场上亲眼目睹的事实，指出了导致法国1940年战败的一系列错误：

“然而，在这些人当中普遍存在一个如此引人注目的共性。我们的领导人，或者那些替他们行事的人，无法从一场新战争的角度思考问题。换句话说，德国的胜利本质上是其智力上的胜利——而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

马歇尔将军清楚地知道，在国防问题上，美国被对手“智胜”的可能性并不低于法国或其它国家。高级军官的选拔机制既需要维持自我反省的自由——许多人为了捍卫这种自由献出生命，也需要赢得这个国家下一代军人的信任。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具有战略意义和生死存亡的意义了。

（原文发布在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网站，原标题：“是的，美国的将军们应该被解职。”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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