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观鱼：《小小的我》带来的“不适感”，是少数群体渴望的“锋芒”

【文/新潮观鱼】

《小小的我》是一部有些特殊的影片。

作为一部以脑瘫残障人士为主角，带有公益性质的低成本亲情题材电影，能够在元旦档期超越商业犯罪片《误杀3》位居票房榜首，并且获得大范围的关注，两位主演的贡献不能被忽视。

简而言之，这是一部讲述“姥姥和外孙”的故事，也是一个聚焦残障人士内心世界和祖孙三代代际亲情和冲突的故事。饰演外婆的林晓杰凭借高超的演技实现了人设、外貌甚至语言的“剧抛”——很多人到最后都没能确定她就是《漫长的季节》里的“王阳妈妈”。

林晓杰在《漫长的季节》（左）和《小小的我》（右）中饰演了一南一北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性角色

而我国当代“鸡娃”赛道上最优秀的成果之一易烊千玺也凭借这部电影在职业生涯“鸡自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预告片中，他饰演的刘春和佝偻扭曲的背影艰难地行走，让观众抛开了他电影之外的“本体”迅速入戏；他同样靠表演技巧改变了声音甚至容貌，预告片最后一个回眸带来的冲击力让很多人无论是惊讶抑或好奇，走进了电影院，也走进了脑瘫患者刘春和矛盾的青春。

抛开电影本身在故事设置和人物塑造上的一些问题，这部电影最大的优点在于在一个平淡的故事结构里走出了某种描写残障人士的舒适区——与其说是“走出舒适区”，不如更直白地说是“带来不适感”。这种“不适感”也许是电影传递的最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

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残障人士形象有很多，但很多情况下创作者更倾向于把他们塑造成——或者说我们更希望看到他们是——那种善良、坚韧、温和、安静、与命运和解，并且有着某种“大智慧”的人。在镜头里，他们往往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里，不会把身心的残缺、生活的不便那种在视觉上很残酷的东西表现出来。所以，“哑女”是以往文学影视作品中特别爱描写的残疾人形象——她们既是柔弱的、能激起同情和怜悯的，又是“沉静”的、外表“美丽无瑕”的，不会因为视觉上的“残缺”而带来不适的，反而进入了某种传统审美的舒适区。

《功夫》里让男主念念不忘的美丽“哑女”

但这不是真正的残障人士，只是根据“正常”人士的需求和刻板印象塑造出来的客体。

在电影《无名之辈》中，任素汐就曾经塑造了一个非常出彩的“非常规”残疾人形象——无论是因为长期高位截瘫而萎缩扭曲的身体，生理上的不便还是内心的愤恨、不甘、暴躁的脾气和攻击性很强的语言，都让这个形象比以往带着滤镜的残障人士更有张力、更有“戏”。《小小的我》中的男主刘春和是一个在此基础上升级版的“锋芒毕露”的残障人士。

电影《无名之辈》中任素汐饰演了一个不那么“和善”的残障人士

在很多观众的初印象中，20岁的刘春和算不上“悲惨”——他有着爱他的家人，事无巨细的妈妈和可爱风趣的外婆；他还有着聪明的头脑和高出一本线几十分的成绩，上个好大学完全没有问题；他有满屋子的书，是一个知识储备和精神世界都很丰富的诗人；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他用手机、电脑可以娱乐、社交、工作，凭借前面几点甚至可以比很多普通人做得还好——只要他不出现在其他人面前。

而刘春和写了遗书，在电影的第一幕艰难地走上天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接下来，在故事中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不合时宜地打破人们对于脑瘫患者接受的“舒适区”——违背妈妈的要求独自去外地上大学，面试辅导机构，在台下小朋友的嘲笑声中试讲，应聘需要日常待人接物的咖啡师，当着所有顾客表演“报菜名”，在老年乐队里当鼓手，和前任鼓手PK；投诉公交车司机，并在公交集团开会向他道歉时不接受；最最重要的是，他像其他20岁男生一样爱上了一个漂亮姑娘，并且直言不讳表达对她的性幻想……

所有这些都是普通人认为的“何必呢”“你没有必要做”“你肯定做不来的”，甚至如果是苛刻一点的观众不会产生“同情”而是会产生“不适感”。尤其是他涉及到“性欲”的感情戏，一经上映让很多人难以接受，除了围绕女孩的剧情交代不清的硬伤，也少不了很多人心中对刘春和这样一个人物“越界”的偏见。

“我不歧视你们，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晃悠”，这是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主流群体对于少数群体的态度。他们为自己的“开明”所感动，但这样居高临下的接受和要求却是少数群体内心一根深深的刺。然而如果他们反叛这样的边界，就很容易被反噬，批判他们“矫情”“要得太多”。

“中国有8000万残疾人，我们却很少在大街上见到他们。”

刘春和的外表由于疾病原因常常被人认为是傻子，当电影中外婆把他带出来参加社交时，要不时地向别人解释：“娃儿不是瓜滴”；刘春和只是笑笑，然后兀自干“大人才能做的事”——喝酒，喝得醉醺醺地被抬回家。

他不愿意做一个“永远的孩子”，穿着儿童T恤，戴着电话手表，接受家人的照顾，虽然爱他的家人愿意这样做；他因为外表被人认为是憨厚、包容、傻得可以逗一逗，但其实内心敏感、犀利、愤世嫉俗。这让我想起了女诗人余秀华，同样是脑瘫患者，她身上有着和刘春和类似的狂野气质，无视别人的嘲笑和鄙夷，放肆大胆地用文字说着“越界”的语言，干着“越界”的行为，去寻求更激烈的生命体验。

诗人余秀华的“出位”一直让她饱受争议，但她的才华同时吸引了一批簇拥者

和外婆反复强调“孩子不是傻子”相对应，刘春和在影片中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正常的20岁成年男性”。正常，意味着不用特别高尚，也不会特别卑劣，不需要特别的照顾，也不会受到太多的注意，别人做的事自己也可以很自然地做——虽然这很难，但是却是包括但不限于残疾人的很多人的渴望。

就像那个网络上流传的“余华带史铁生踢足球”的段子：

“自从我残废了，家人很少在我面前提起腿；只有余华，带着我去踢足球，还让我当守门员，他不仅没把我当成废人，还没当成人！”（史铁生《扶轮问路》）

希望现实中的每一个刘春和都有更多的爱和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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