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以义立命、为国立尊的精神史诗_风闻

来源：求是

吴冠平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75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出国作战，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广大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19万7千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

  光阴流转，抗美援朝那段在战火中淬炼的岁月，沉淀为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英雄史诗。这场发生于共和国晨曦中的立国之战，不仅是军事较量，更是一场古老文明在现代世界的精神成人礼。它以严酷的洗礼，让新中国挺直了脊梁，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在这场气壮山河的浴血奋战中，无数志愿军将士生命如流星般短暂而璀璨，他们汇聚起的精神火炬，至今仍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传承。

  电影《志愿军》三部曲，正是一幅用光影绘就的史诗长卷，全景式、多维度地再现了那段铭心刻骨的民族记忆。在叙事上，影片植根于《大决战》系列等中国战争片的传统，融汇高层决策、将领胆识与士兵意志。但《志愿军》三部曲并非简单复刻，更在致敬中创新，为中国战争电影的“生死观”树立了新的坐标。无论是毛泽东同志对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医生“可如果有一天，敌人的飞机把炸弹扔到了你们协和医院，告诉我，你会怎么做”的深刻追问，还是毛岸英同志奔赴前线前对父亲深情凝视的无言瞬间，都凿开了历史的缝隙，让我们窥见宏大战略背后的温情。影片由此超越了军事再现，在“牺牲”与“尊严”、“离别”与“归家”的情感交织中，谱写了一曲关于民族国家大义的壮歌。

  民族国家大义深植于中华文明基因，在影片中获得了创造性展现。它不再是古籍中的抽象训诫，而是化为了战士冲锋的呐喊、坚守的沉默与离别的回眸。影片让这种大义在炮火中淬炼，最终使战争叙事升华为对民族精神的礼赞，重铸了关于尊严的当代表达。《志愿军》三部曲开篇之作《志愿军：雄兵出击》中，梁兴初军长的沉痛与彭德怀司令员的铿锵誓言，彰显出深沉的气节与担当。“你我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付，儿子付，孙子付。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付吧”——这不只是两位将领的心声，更是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的集体抉择。

  与传统英雄叙事不同，《志愿军》三部曲无意塑造“无敌战神”，而是以恢宏的群像笔法，展现出一幅千万将士的精神图谱。从三所里的奔袭到松骨峰的阻击，从德川的奇袭到铁原的坚守——每一处战场都成为精神的堡垒，每一次冲锋都燃作意志的火焰。在此，牺牲不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精神的加冕；不再是悲情的终点，而是尊严的序章。当镜头掠过戴如义、杨少成等志愿军战士年轻而坚毅的面庞，观众所见的已非死亡的恐惧，而是生命在绝境中绽放出的极致绚烂。他们以生命立“义”，以牺牲证“道”。

  与刚烈的战场叙事形成对照的，是贯穿始终的“归家”主题。影片中的志愿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李默尹一家的亲情线索，如同战火中不灭的烛光，温柔地照亮对和平的渴望。儿子寻母、妹妹找哥这些朴素情节，将“义”的内涵延展至战后岁月：牺牲是为了尊严，尊严是为了家园，而家园的意义最终指向和平的日常。影片于此展开深刻思辨：战争的终极目的，并非胜利本身，而是对和平生活权利的捍卫。它揭示了一个真理——英雄主义不仅在于无畏赴死，更在于对平凡生活的无限眷恋。战士们怀揣家的记忆冲锋，他们守护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土地上那炊烟袅袅、亲人盼归的日常。因此，“归家”升华为一个民族从创伤中站起、走向复兴的精神隐喻。

  《志愿军》三部曲收官之作《志愿军：浴血和平》对志愿军战士张孝文的身份揭示，承载着深沉的生命价值之问。影片中有同名的两位张孝文，其中一位壮烈牺牲，另一位活着的张孝文提议点名时呼喊两遍自己的名字，当第二声“张孝文”唤出，全体战友的齐声应答在山川间回荡。那不再只是对一个消逝个体的呼唤，而是整个集体对每一位牺牲战友的呼唤——个体生命由此汇入不朽的记忆长河，在精神国度获得永生。至此，生者对逝者的承诺、个体对集体的责任，超越了生死界限，战争伦理、家庭冀望与国家道义被熔铸为一体。

  电影是细节的艺术，杰出的史诗在于从精微处见宏大。《志愿军》三部曲确立了一种庄重深沉的视觉美学，其镜头语言洗练而富于张力——冰雪战壕、炮火夜空，每一帧画面都超越了对战场表象的记录，成为内在精神的显影。摄影机在宏大战场与细微神情间游走，既勾勒战争机器的冷酷，也捕捉战士眉宇间的坚毅与挂念。此种美学不追求炫目，而是营造历史的“在场感”。它让影像本身成为一种沉思：于无声处听惊雷，平凡细节见证非凡勇气。这种写实与诗性的融合，使历史记忆沉淀为庄重可感、直抵心灵的艺术存在。

  作为鸿篇巨制，《志愿军》三部曲在艺术创作上体现出专业水准，但以更高的艺术标准审视，仍留有遗憾：一是叙事线索的连续性与整体结构存在断裂与失衡的问题。领袖决策线索在后两部中被弱化，致使战略全局观模糊。同时影片在文武戏份的节奏衔接与权重分配上处理欠佳，文戏尤其是谈判情节略显冗长拖沓，而一些关键战役，如金城反击战、奇袭白虎团等的呈现则略显仓促甚至缺失，导致整体节奏不够连贯，叙事焦点游移，有“碎片化”之感。

  二是人物群像塑造稍显单薄。一些历史人物的塑造趋于表面化，尤为突出的是虚构人物贯穿重大战役的设计——本是为串联情节而设的“叙事拐杖”，实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创作惰性。这非但将历史的磅礴变为个人英雄主义的巡礼，其“无处不在”的万能属性，更挤压了真实人物的塑造空间，导致有的角色缺乏足够的情节支撑和深度刻画，人物弧光不足，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三是情感渲染有待推敲。部分桥段因缺乏扎实的叙事铺垫而稍显刻意突兀，其符号化的情感表达非但未能引发共鸣，反而容易引致观众疏离。同时，个别台词生硬说教，脱离历史语境与人物身份，折射出视听表意策略的乏力，个别地方存在将人物情感“工具化”、以说教图解主题的问题。

  这些叙事上的裂痕，虽不影响整体光彩，却提醒我们史诗级电影创作的难度。如何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间取得平衡，仍是战争电影面临的永恒课题。尽管如此，《志愿军》三部曲依然实现了其创作使命——以现代影像语言呈现民族国家大义，让牺牲成为尊严的图腾、化作和平的基石。

  当战争硝烟散去，《志愿军》三部曲留下的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一种精神坐标。它展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战争观：珍爱和平、以武止戈，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捍卫世界和平的大义为旨归。在这条以义立命、为国立尊的道路上，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守护者。《志愿军》三部曲，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之火，它照亮过去，也启示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那份源自历史深处的民族国家大义的火种，将继续在我们手中传递。

作者：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