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教育-搞好文科需要从搞好期刊做起_风闻

前不久，张雪峰提出了“文科无用论”，惹恼了一大批人。尽管有人怒骂，但我认为，从个人职业发展、薪资回报这一维度审视，他确实触及了部分残酷的现实。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在国家治理、文明传承、文化自信乃至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文科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它是社会思想的根基，是阐释发展道路、凝聚社会共识的软实力支柱。

但显然我们的文科领域与我们的社会发展并不匹配。“鱼虾横行，反贼当道”的现象并不罕见。文科领域的学术生产，与社会整体奋进向上的基调之间，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疏离，很多人沉溺于解构宏大叙事，不敢回应当下最迫切的时代之问。

有人据此提出了社科的“四宗罪”：

第一，不和国际接轨。对美国、欧洲、澳洲、非洲、拉美的经济现状都不熟悉，只在国内闭门造车，何谈真知灼见？第二，不和科学对话。社会科学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但现实中却不讲逻辑，缺乏科学思维训练。第三，不向真理求索。社科研究不以求知为导向，常纠缠于一些伪问题，反而将责任归咎于意识形态约束。第四，不和现实对话。既不能求真求实，又不愿走向市场创造价值，最终沦为“深闺怨妇”。 

个人以为，追根溯源，这一困局的深层症结，很大程度上指向当前畸形的学术评价体系，而其核心枢纽，便是学术期刊。

在当今高校与科研体制内，无论是职称晋升、绩效考评，还是课题申请与结项，在“核心期刊”或“C刊”上发表论文，几乎已成为衡量文科研究者价值的唯一硬性标尺。我们必须承认，这套“以刊评文”的机制，初衷是为了建立客观标准，取代过去“人治”色彩浓厚的评价方式，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但问题在于，我们对整个文科规则的制定缺乏系统性的培育与治理，事实上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

当“核心期刊”的头衔成为稀缺资源，便滋生了寻租空间。学术发表与金钱挂钩的现象至今仍然广泛存在，大量“水文”借此登堂入室，严重污染了学术空气，可谓鱼龙混杂——这种现象若干年前尤为严重。国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出手整治，但目前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整治之后，发表门槛虽陡然提高，却并未真正回归学术质量本身。在激烈的发表竞争中，发稿权日益向学术权威、知名机构和重大课题倾斜。“青椒”难以出头，论文的学术价值，往往让位于作者的资历与背景。

此外，许多期刊在办刊方向上与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在思想上甚至沦为国外某些理论的“跟屁虫”。它们对国家发展所面临的热点、难点与前沿问题（如深入的国别区域研究、科技伦理挑战、社会治理创新等）缺乏应有的关切与有力的回应，这导致期刊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引领学科健康发展的功能，也未能承担起建设重要思想文化阵地的责任。

因此，若想振兴“新文科”，必须从抓住期刊这个“牛鼻子”入手。个人认为，首先要建立科学的期刊分类评价体系，借鉴而非照搬自然科学领域的期刊分区经验，构建符合文科规律的多元评价标准。不仅看引用率，更要引入学术创新、社会影响、文化贡献等维度，引导各类期刊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其次，应强化期刊对学科方向的引领功能。针对人文社科研究的优先领域与重大议题，对那些紧密服务国家战略、回应现实关切的期刊，给予明确的资源倾斜与政策支持，引导学术研究投向真问题、大问题。例如，我们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但对沿线许多国家的国别研究仍是盲点。此时即可通过提升相关期刊的档次和地位，鼓励该学科方向的发展。

再次，我认为当前应集中力量打造若干发刊量大、影响力广的“大而美”旗舰期刊。在社科关键领域，遴选并重点扶持一批高水平期刊，以国家力量保障其经费与运营，组建权威编委，目标是建成一批能代表中国学术水准、有效参与国际对话、牢固坚守自身话语阵地的标杆性刊物。

最后，一切事业的关键因素在于人。期刊的成败系于编辑。一支高素质、有担当的编辑队伍，是期刊成功的关键，也是建设“新文科”的核心。应从高层重视编辑队伍的培养，完善其职业发展通道，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将具备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新人引进来，同时将思想僵化、深陷“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淘汰出去。

文科是国运的文脉，学术期刊是文科生态的核心环节。当前文科领域的乱象与价值疏离，与失序的期刊评价体系及期刊阵地的功能缺失密切相关。要想改变这一切，个人以为，唯有从系统性重建期刊体系入手，才能逐步扭转局面，真正激活文科的内在生命力，使其承担其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