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签落地前，这座中国县城已有1.5万外国人常驻_风闻

高孟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

​吕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导读】尽管舆论上争议未停，但K签已于10月1日起实施。K签实施的背后，是已经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中国如何迎接新一轮全球化、如何治理国际移民的问题。中国如何能够建立一条不同于传统全球化道路的，更加普惠、包容的国际移民治理路径？

本文以义乌为样本，通过分析义乌里的“国际商人”， 为我们思考国际移民治理，反思过去的“全球城市样板”，探索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城市形态做出了相当有益的探索。义乌是一座“自下而上”实现全球化的城市，来自“全球南方”的草根商人以义乌为枢纽，通过日常的、富有弹性的商业实践所驱动，自发编织起了连接欧亚乃至全球的贸易网络。

面对涌入的国际商人们，通过密集、持续的政策改革，义乌逐渐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包容性治理模式，营造了友善、高效、包容的城市氛围。从“以外管外、以外调外”的特色实践，到设立“国际贸易服务中心等一站式平台”，义乌不仅在国际移民治理上走在了前列，还因成功的移民治理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富有商业活力的全球城市。

传统的“全球城市”以西方大都市为蓝本，以精英化、排他性、“自上而下”为特征，其结果往往是空间士绅化与“驱逐”多样性。义乌不仅为国际移民治理提供了样本，还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更具包容性的新全球城市提供了参照。对义乌的研究引导我们通过一种草根全球化的实践，剥开规范世界主义狭隘的西方精英色彩，并在一种对世界的多样化想象中构建全球城市的新样板。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0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全球义乌的生成

义乌是位于浙江省中部的县级市，2005年被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评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由于市场的兴起，义乌仅用30年的时间就从中国最贫穷的农业县之一成长为富裕的商贸城市，因此被视为一个奇迹。对义乌的大量研究聚焦于“义乌模式”何以成功，这类探讨主要关注义乌精神与商业文化积淀、有为政府的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在全球的商业辐射等。然而，对义乌的研究仍有一些关键缺失，活跃在义乌的大量国际商人作为其参与市场全球化的主体之一，迫切需要予以关注。在笔者看来，对国际商人的“包容性治理”是义乌在21世纪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理应成为“义乌模式”的一部分。笔者结合2019年9月到2020年12月间以义乌国际商人为研究对象的共计3次、时长累计1年的民族志调查，期望从新的角度重新考察“义乌模式”。

▍“丝绸之路”的当代继承者

义乌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其通过周边港口和“义新欧”铁路成为“一带一路”海陆通道的交会点。2020年，据义乌统计局发布的公报，义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361.4亿元，其中出口1328.6亿元，占全市出口额的44.2%。义乌既非良港，又非传统国际贸易城市，这些成就源于大量国际商人在此买货、发货的日常实践。英国人类学家马格努斯·马斯登认为，相对于聚集在国际酒店的精英政治家对“新丝绸之路”的设计和浪漫愿景，在义乌的国际商人已经成功地用富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商业技巧将欧亚大陆上的不同地区串联在一起，构建了一条已经事实存在的“丝绸之路”。

义乌不只是一个现代商业中心，还是多重贸易网络的交会点。义乌政府通过积极干预引导跨国贸易的有序发展，使“义乌模式”彰显出普惠式全球化的精神。义乌与非洲各类商贸节点的关联带来的这种地方性和草根性的交换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非关系的内容，惠及双方人民。义乌市场的开放性为所有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乃至在叙利亚促成了一个没有商业传统的新商人群体的出现。在政府和中外商人的合力下，义乌形成了独特的“上下联动的全球化”模式，成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中心之一和亚洲悠久商贸线路在当代的继承者。

义乌对国际商人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市场，还包括饮食文化和宗教活动在内的日常生活。既有研究常将市场置于中心乃至唯一的位置，忽略了从社会和文化视角探讨城市的全球化程度对市场发展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对国际商人而言，义乌不仅是一个巨型超市，也是承载文化和情感的地点。在阿富汗人的贸易网络中，义乌不仅是商业中心，也是情感中心。他们的人生、历史和品味与这座城市的发展交织在一起，正如他们认为这座城市的发展也归功于自己的存在和活动。这些穿梭商人的行动不仅有特定的社区和网络，且在历史上的不同时间段联结了亚洲的不同地区，远比新自由主义更为悠久。

新时代，义乌“买全球、卖全球”的依托已不限于人的迁移，还有数据的流动，二者互促互进，不断丰富“全球义乌”的内涵。据官方资料，义乌约100万户市场经营主体中电商达55.69万户，半数从事跨境电商，主要销往欧美和东盟地区。同时，还有8836户外资经营主体，且数量在2023年显著增长，排名前五的来源国家（地区）分别为中国香港和也门、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可以看到，义乌传统外贸与跨境电商并行发展，二者面向的群体、区域颇为不同，但发展优势均是集聚210万种高性价比商品的巨型市场。人与数据的双重流动，使义乌在全球商贸体系中的位置更为稳固。

▍中国国际移民治理的“特区”

在义乌流行这样一句俗语：“客人是条龙，不来就受穷。”许多义乌人还对曾经穷困的生活记忆犹新，又亲眼见证从各地涌入的外地商人对本地繁荣的贡献。1978～2008年，义乌人均GDP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3倍于后者，其发展的前半程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率先开放市场，后半场则受惠于上世纪末开启的国际化战略。

90年代中叶，伴随中国市场走向全面开放，义乌的先发优势也开始受到挑战。激烈竞争之下，走向国际成为义乌新的出路。1998年，义乌提出建设“国际商贸城”。1999年3月19日，义乌出台《关于进一步繁荣商品市场的若干政策意见》，指出今后市场发展要着重开拓国际市场。到2003年，市场的国际化策略已非常成功，当年就有5000余名外国商人常驻义乌，60%以上的市场经营户从事外贸经营，商品出口到188个国家和地区。

历史上，义乌极少有外国人出现。1989年，入境义乌的外籍人员仅27人次。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来到义乌的外商人数开始快速增加。2003～2010年是义乌国际贸易增速最快的时段，8年间义乌进出口总额从7.9亿美元增至31.7亿美元，入境义乌外国人人次更是从4.1万人次增至42.2万人次。伴随外商的大量进入，义乌国际贸易几乎从零开始迎来巨大的发展。从1998年开始，义乌经济发展曲线的上扬明显变得陡峭，这与国际商人的到来在时间上重合。2020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全年的交易额达到4875.8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3129.5亿元（其中出口3006.2亿元），外商出入境53万余人次，区内常驻外商约1.5万人，形成了十余个外商聚居的国际社区。

由于此前中国缺乏接待国际移民的经验，相关的制度、法规和基础设施很不健全，接待如此巨量的外国商人并非易事，尤其对于义乌这样一个缺乏开放经验的内陆小城而言。J社区的一位警官告诉笔者：“10年前街道上只有6个老外，当时（街道）主任跟我抱怨说这6个老外烦都烦死了，想赶走又不能赶走。有外国人在自己的辖区内，就会多出很多工作，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去管理他们。”如今这个“想把老外赶走”的街道有1000多名外商长期居住，是义乌主要的外国人聚居区之一，服务外商已成为其社区治理的突出特色，广受关注。J社区的故事是义乌国际移民接待发展历程的缩影，同发起市场的历程相似，政府以果断的制度创新应对国家政策与飞快变化的基层现实之间的裂隙。

频繁成为政策试点为义乌走向全球打通了道路。近年来，义乌先后承接了20项“国字号”改革试点和28项省级改革试点。在反复试点的过程中，义乌政府的治理权限极大扩张，为其接待外国商人的一系列成功探索提供了可能。2011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全面启动。这次改革影响深远，不仅产生了如“市场采购”贸易等为外贸量身定制的政策包，还赋予了义乌更多超越城市级别的涉外权限，使义乌成为全国首个拥有邀请外国人来华审批权限的县级市、全国首个开展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试点城市、全省首个拥有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管理权限的县等。

在与利比亚外商伊萨姆的交流中，他不断重复一句话：“Yiwu is not China（义乌在中国很不同）”，并进一步解释道：“我听人说中国想要颁布法律法规的时候有时会选一些试点城市，义乌是其中一个。对中国来说，义乌特别小，但他们还是选义乌，为什么？因为人员的复杂性，全世界、中国各个省份的人都会聚到这儿，是个好的样本。”如他所言，义乌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政策实验的优秀样本，并进一步转化为外商独特的经商与生活体验。

通过密集、持续的政策改革，义乌逐渐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包容性治理模式，经由在治理过程中吸纳各类主体、鼓励外商参与，营造了友善、高效、包容的城市氛围，这源于义乌自1985年起便延续至今的城市战略——“兴商建县（市）”，其核心意涵是将城市所有部门的力量聚焦于促进市场繁荣这一主要目标上。

具体而言，在治理主体上，虽然接待国际商人的各类制度、机构、群体和设施常由政府引导，但在实际运作中多呈现出“民众发起—政府介入—合作共建—政府指导、民间运营”的进程，许多民间力量在外商的社会融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治理过程中，“以外管外”“以外调外”成为义乌外商治理的特色机制。不仅社区、派出所等基层单位在日常管理中引入外商参与议事，且2003年起每年都有外商作为特邀代表列席市人大会议并提建议。许多促进民间交流的组织都邀请外商担任主任或CEO，以合作促发展。最后，外商及多元主体在治理进程中的深度参与，实质上转化为他们便利的工作生活环境。2012年，义乌成立国际贸易服务中心，整合了所有与外商相关的政府职能，建立一站式柜台服务，并且推行“最多跑一次”“无证明城市”等整体制度改革，在结汇、工商登记、签证、公共服务等外商最为关切的领域进行了大量便利化的设计。

义乌人性化的管理和便利的基础设施，是其吸引外商的重要原因。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显著。通过由保守管理向开放服务转变，单一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社会管控向社会融入转变，义乌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外籍人士管理模式。这一模式赋予义乌外商以多样化的社会资本生产权力的通道，扭转了他们在中国社会边缘化、权力匮乏的局面。在制度、资本和“草根”三方面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跨国移民治理的“义乌模式”。有非洲学者进一步认为，义乌公平、高效的政府行为有助于在这里生活的非洲商人积累更积极的经验，也成为政府行为能够在移民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有力证据。

当前，义乌民众与外国商人平等开放的社会交往以及义乌针对外商所探索的融合型治理模式，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未来应对国际移民的政策走向。义乌在国际移民治理领域的“亮点”工作，如“国际老娘舅”、外国志愿者、世界商人之家等，都获得了大量的媒体报道。2015年，义乌4次被《新闻联播》报道，分别称为“新丝路”上的新起点、小商品的“中国梦”工厂。同年，新华社也发布了针对义乌“亮点”的8篇系列报道。笔者在义乌的调查发现，许多部门和人员均有极丰富的受访经历，繁重的受访任务成为许多“亮点”单位的重要工作，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国际贸易服务中心、鸡鸣山社区等。

这些“亮点”已然成为义乌城市形象的重要构件，也在政府各部门的述职报告和年终总结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各部门工作的加分项。义乌鸡鸣山社区的社区书记由于在外国人和少数民族服务上的出色工作，在许多报道中被称作“联合国社区的大管家”。2019年，鸡鸣山社区获得了中国族群治理领域的最高级别官方嘉奖——中国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该社区书记也成为浙江省极少数受邀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观礼嘉宾之一。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亮点”有着较好的传播性，具有穿透科层的能力，能够直抵决策者案前，对基层创新发挥认可和保护作用。有学者注意到，2000年以来，义乌已成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具有丰厚历史底蕴的各类“丝绸之路”的交会点，更被中国政府作为榜样反复宣传。

义乌在政策上的特殊性赋予其吸引外商的便利性，并在长期发展中培养了相关的政府能力，这是中国其他地区罕有的。义乌政府也竭力利用这一特殊性建设更多的“亮点”，进而获得更大的政策空间，这更强化了它的特殊性。在中国，义乌俨然已经成为外国人生活的“特区”。几乎所有外籍访谈对象都向笔者表达过义乌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赋予了义乌对外国人更强的吸引力和黏性，不断增多的外商和节节增高的外贸交易额成为义乌的名片。在许多层面，义乌对外国人的包容性治理，已被视为这座城市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造就其成为“另类”全球城市的主要推力。

▍全球城市新样板

“全球城市”被认为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具有代表性或突出贡献的城市。一直以来，对“全球城市”的评定均以如跨国企业、国际组织等“高端”机构的数量为主要依据。这种做法使城市的全球化标准单一化，拉大了城市与本地居民的距离，引发各类城市盲目复制不适合自身的全球化模式，进而损害城市活力，激起民众对全球化的反感。在全球化已备受考验的当下，更具包容性、多样性且更“接地气”的义乌模式值得提倡。

“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由美国学者丝奇雅·沙森提出，最初指最高等级的会计、中介、咨询等专业商务服务与金融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集中市场。这一概念批判性地承继自约翰·弗里德曼、彼得·霍尔等学者关于“世界城市”的研究，后者认为，世界城市位于全球城市等级体系的顶端，因集聚跨国公司总部和全球资本而成为全球经济的“命令高地”。

此类研究突出特点是以量化因素，包括资本、跨国公司、科技企业、国际组织的集中度以及政治力量的多寡等，对城市的重要性予以排名，等级化的城市关系在相关讨论中居于主导地位。近年来，相关城市排名，如由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编制的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世界城市名册》，备受追捧，各大城市因在这类榜单中的位次变化常有“喜大普奔”的模样。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虽然《世界城市名册》自称不重规模，更注重城市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位置及融入度，但相关指标显然是以资本和西方的城市标准为取向的。

实际上，当前多数对全球城市的研究都高估了经济的力量，忽略了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全球化。学者们很早就意识到，移民带来的剧烈变化扩大了城市“全球性”（globalness）的范围，数百万流动个体选择的影响往往甚于全球经济力量，移民与母国的跨国联系是城市全球化程度的重要因素，对移民的研究促使人们将全球化视作自下而上的进程。因此，全球化实际上有多样化的形式，我们不能再单纯以一个城市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国际组织的数量，作为衡量其全球化程度的指标；而是应当更关注城市的居民和他们的历史，通过关注族群多样性来定义一种不同的全球化。

当前的全球城市等级排名是片面且不公平的，暗示着以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市为蓝本的单一发展路线。丝奇雅·沙森在后来的研究中，强调“驱逐”作为全球城市的特质已愈发显著，认为“全球城市不是一个容纳不同背景和文化的空间，而是在驱逐人们和多样性”，其繁荣表象背后，是地价上涨和空间士绅化（gentrification）带来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以经济指标和城市规模衡量全球城市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排除”机制，而非“合作”机制，其目标是将缺乏资本和试错空间的“弱者”排除出全球市场。眼下，全球“南北差距”加速拉大，我们应更多着眼于营造大多数人负担得起的全球化，使全球化的增益为更多人分享，义乌是这一行动的关键节点。

对全球城市蓝图的反思已迫在眉睫，多样性的角度将有助于我们思考建构一种“更有益的”全球城市的可能性。国际商人的到来极大地丰富了义乌社会的多样性，使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超级多样性”的样态。义乌的“超级多样性”展现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体在此共存共生的世界主义情境。这座城市容纳了大量的差异，并为基于此产生的各类互动提供了场所。对“超级多样性”的描绘显示，个体被赋予并且可以选择相互分离并孤立的、源自不同地方的身份。这为突破规范与标准的创造性提供了契机。它颂扬新移民带来的文化、生活方式、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并将此作为国际宽容与合作的集体资源。对义乌的研究引导我们通过一种草根全球化的实践，剥开规范世界主义狭隘的西方精英色彩，并在一种对世界的多样化想象中构建全球城市的新样板。

与丝奇雅·沙森强调的全球城市的驱逐性特质不同，义乌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包容性。这不仅体现为义乌友善的移民接待，为多样性的共存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同时，一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相混合的商业机制，也为低资本甚至“白手起家”的国际商人提供了进入市场的机会。此外，义乌多样化的语言空间也为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富有弹性的渠道。

作为全球小商人的目的地，义乌的成功促使我们发掘多样化的全球城市模式，突出全球化进程中本地接触的重要性。这种密布在少数族裔企业家之间的复杂网络，形成了一个城市乃至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相连接的基层通道。过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伦敦、纽约等极少数西方都市，对义乌的相关考察将揭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突破西方全球城市的固有模式，发掘全球化实践中的多样性，揭示个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命运和努力。

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全球化大国。从2013年9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这一政策已对相关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名片。“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它们都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义乌的实践进一步提醒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结方式，并基于此发展出有别于西方传统模式的新型全球化。

本文以对国际商人的接待为入口，尝试将义乌的发展奇迹置于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进程中重新理解。众多国际商人以义乌为基地，穿梭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商贸路线上，成为推动义乌成为全球贸易关键节点的重要力量。义乌对国际商人的“包容性治理”不仅带来了当地的经济腾飞，也因对世界多样性的容纳成为全球城市的新样板。

在关于底层群体和小城镇的全球化叙事中，边缘化似乎是通常的主题。本文试图呈现一个不同的故事：在义乌，来自全球南方的草根商人与地方政府合作，将一座内陆小城建设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之一。从贫穷的过去走来，义乌与国际商人始终保持密切的合作，并共同成长。对于来自全球南方的商人们来说，义乌是他们的机会之地、圆梦之地。五湖四海的人们会聚义乌，携手并立在全球化时代的最前沿。这一成功实践，不仅应成为“义乌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们思考南南合作的前景提供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