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和康熙的段子，折射出来的现实问题_风闻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2小时前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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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吃到康熙和洪承畴的瓜了吧。
为防止有人不知道，我简略说一下——
这个瓜说的是，明朝督师洪承畴在松锦战败以后，被尚未入关的清军俘虏，清朝皇帝皇太极为了劝降洪承畴，便让永福宫庄妃以身相许，结果两人生下一个小孩。
后来皇太极死了，永福宫庄妃晋位为太后，其长子福临也入关做了皇帝。
但北京地区天花肆虐，福临之子玄烨不幸感染，为防止大面积传染，福临便把玄烨送出皇宫。谁知，玄烨因为天花死在宫外，洪承畴和太后、照顾玄烨的宫女合谋，用俩人的私生子顶替玄烨的身份，送回宫里给福临做儿子。
福临，即清朝顺治皇帝。
太后，即孝庄太后。
玄烨，后来在位61年的康熙皇帝。
这个瓜的意思是，历史上的康熙皇帝其实是洪承畴和孝庄太后的儿子，属于汉人皇帝，爱新觉罗氏的皇位只传了三代，随着顺治死去就断了。
你要问我，这个瓜是不是真的，我肯定说不是啊。
我们就不说Y染色体检测和基因谱系了，我在这方面不专业，我们就用最简单的史料，说说这个瓜离谱到什么程度。
众所周知，1642年2月28日，清军攻破松山，洪承畴被俘虏到沈阳，3月8日，清军占领锦州，松锦大战结束。同年5月，洪承畴剃发降清。
孝庄对洪承畴以身相许，只可能发生在这三个月以内。
皇太极又没有什么特殊癖好，不至于在洪承畴剃发降清以后，还让自己的妃子去伺候洪承畴。
顺治皇帝福临是1638年3月出生的，那个时候只有5岁，如果洪承畴和孝庄真的生下一个儿子，那这个孩子和顺治皇帝只有5、6岁的年龄差，几乎就是同龄人。
1661年2月，顺治皇帝因感染天花死去，年仅24岁。
这个时候让一个将近20岁的小伙子，冒充8岁的玄烨，接顺治皇帝的班，难道顺治皇帝看不出来，还是满朝文武看不出来？
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那有没有可能，孝庄对洪承畴以身相许的时候，没有生出儿子，反而是清军入关以后，两人又搞到一起，生了一个和玄烨年纪相仿的儿子呢？
更没有可能了。
清军入关以后，洪承畴被任命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尽管行政级别很高，但没有实权，是个秘书类角色，在爱新觉罗诸王和八旗勋贵面前，完全是路边一条。
而孝庄正和多尔衮搞在一起，哪有空搭理洪承畴？
1650年12月，多尔衮暴毙，顺治皇帝开始亲政，并拉拢郑亲王济尔哈朗、提拔鳌拜和苏克萨哈、整合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清洗了多尔衮的势力，迅速成为清朝的实权皇帝。
在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时候，摸进皇宫和孝庄偷情，洪承畴有那个胆吗？
他要是不怕死，松锦大战以后就不会降清了。
1652年，南明的李定国出兵北伐，取得“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战绩，清朝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决定任命洪承畴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统帅满汉兵马南下作战。
次年5月，洪承畴统兵离京，在西南地区整整度过6年光景。
如果要和孝庄生儿子，离京辞行，恐怕是洪承畴最后的机会，但要做成这件事，难度不亚于反清复明——
洪承畴需要借离京辞行的机会，进入慈宁宫，然后支开太监和宫女，拖着61岁的老迈身体，和41岁的孝庄热烈相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人类的繁衍行为，并在太监和宫女发现之前，整理仪容仪表、调整呼吸，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而在这个过程中，还得具备洪承畴的蝌蚪有活力、孝庄正值排卵期、一发击中等客观条件。
说实话，这种高难度动作，年轻小伙都不一定能做到，更何况洪承畴一个花甲老汉？
综上所述，洪承畴和孝庄根本没有机会生儿子，爱新觉罗·玄烨就是爱新觉罗·福临的儿子，康熙皇帝就是顺治皇帝的正统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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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吃瓜娱乐，接下来我们说正事。
清朝和其他王朝有个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网友们说起汉唐明三朝，都是褒大于贬，哪怕是二世而亡的秦朝，网友们都认同它横扫六合的武功，软弱可欺的宋朝，网友们也能找到民生富庶、政治开明、文化先进等闪光点。
唯独清朝，尽管它建立起最广袤的版图，拥有二百年的和平光景，但网友们就是对清朝没有任何好感。
凡是涉及清朝的东西，一概用贬损的态度对待。
如果实在找不到贬损的点，那就想尽一切办法解构它，消解清朝历史的正统性，将清朝历史娱乐化、庸俗化、虚无化。
最近的康熙和洪承畴事件，其实就是这种态度的集中体现。
清朝历史之所以被网友们特别关照，肯定和清朝入关初期的屠城行动、中期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晚期和外国列强签署不平等条约有关系。
但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网友们特别关照清朝历史，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关注现实问题——
我们审视中国历史，到底是用1644史观，还是1840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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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史观的起源是反清复明。
自从明朝灭亡以后，以李定国、郑成功、夔东十三家为代表的一批明朝故人，面对清军屠城、圈地敛财等暴行，逐渐放弃阶级斗争，转而以“反清复明”为旗号，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种族斗争。
反清复明失败以后，这股思潮转入地下，深刻影响了天地会、洪门、哥老会、白莲教的发展，并在乾隆末年再举义旗，搞出纵横数省的白莲教起义，咸丰初年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
到了20世纪初，中山先生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指挥革命者一次次的武装起义，最终在1911年底起义成功，推翻清朝。
可以说，反清复明思潮，贯穿清朝首尾。
此后，这股思潮又被我党继承。
1944年3月，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虽然这篇文章是反思李自成起义的，但仍然表明了革命者对清朝的态度。
开篇时，郭沫若写道：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
结尾处，郭沫若又写道：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教员的赞赏，次月就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
1944年6月，《甲申三百年祭》成为我党的整风文件，在全党党员和各大解放区引起强烈的反响。
不难发现，1644史观中的清朝，其定位从始至终都是侵略者、刽子手、阻碍民族进步的罪人，应该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用1644史观看待清朝历史，那么中国近代百年的衰落和屈辱，就是清朝统治中国造成的，而不是中国文明不行、中国人不行、汉族不行。
一旦确立了1644史观，中国在推翻清朝以后，便可以甩开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以非常阳光积极的姿态勇往直前。
一言以蔽之，清朝为中国的近代屈辱背锅，其他所有人获得解放。
相反，1840史观正式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晚，距今也不过40余年。
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取代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于是阶级斗争逐渐瓦解、阶级叙事逐渐退潮。
凡事皆有利弊。
这种变化的好处是经济蓬勃发展，物质生活日渐丰满，人民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但代价就是阶级叙事退潮以后，意识形态出现真空，无法找到一个共识，重新构建中华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1840史观出现了。
1840史观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一句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做为依据，将中英鸦片战争划为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的分界线。
此前的清朝属于中国古代史，它接替明朝的法统，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王朝，它经过励精图治，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康乾盛世，它虽然有文字狱和闭关锁国等问题，但也有人口增长、土地开发、改土归流、实控边疆等伟大功绩。
此后的清朝属于中国近代史，因为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阻碍了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百年的耻辱。
1840史观中的清朝，不再是侵略者、刽子手、民族罪人，而是各民族各阶级共同组成的多元王朝，我们应该推翻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但不能否定整个清朝。
在这样的背景下，另一个历史结论便顺理成章的浮出水面——
中国近代百年的衰落和屈辱，不仅仅是清朝政府不行，同时也是中国文明不行、中国人不行、汉族和其他民族都不行，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由所有人共同承担责任。
如此一来，通过重新构建清朝历史，中国能够以1840年以前的清朝为历史锚点，重新构建中华民族统一战线，但中国和各民族都要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继续为清朝的错误买单。
如果说1644史观是通过“解放”各民族来实现众生平等，那么1840史观就是通过给各民族“均贫富”来实现众生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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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说，无论1644史观还是1840史观，都有它的道理。
1644年清朝入关的时候，是不是侵略者？
毫无疑问，是的。
1840年以前，清朝不是多元王朝？
是的。
满族的爱新觉罗氏做皇帝、蒙古亲王拱卫北疆、遍地札萨克驻守西陲、达赖和班禅时常进京朝拜、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通过科举入仕，怎么就不是多元王朝呢？
从理论层面来看，无论用哪种史观构建清朝历史，其实大家都能接受。
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那么较真做什么？
但到了现实层面，1840史观就有个无法闭环的矛盾，即大部分普通人都是清朝的底层人口，不仅享受不到清朝的红利，还要受到清朝政府和外国列强的双重压迫，那为什么要为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承担责任？
享受没我、背锅有我，明显的责权不对等么。
在这个矛盾之后，另外一系列现实矛盾被延伸出来——
大部分勤劳苦干的普通人，创造了天量的物质财富，为什么要承担内卷、低福利等经济发展的后遗症，贡献没那么大的少部分人，却可以享受加分、安排工作等福利？
中国人通过七十年的努力奋斗，才享受到现在的日子，为什么没有任何贡献的非洲黑人，来了就能享受同代待遇？
………
这些都是责权不对等的现实问题。
相较而言，虽然1644史观会割裂中国历史，强化“元清非中国论”的错误认识，但起码讲究个责权对等，没有享受到清朝的权利，就不用为清朝承担责任。
进一步延伸的话，1644史观运用到当代社会，还能推导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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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史观和1840史观的涉及范围很广，一篇短文根本写不完，今天只用一个角度来讨论，其他的以后有机会再说。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清朝到底怎么样，他们根本没有兴趣，他们关于清朝的争论，焦点并不在清朝本身，而在于现实。
一概贬损清朝的人，坚持的是1644史观，目的是为现实的自己争取利益，极力美化清朝前中期的人，坚持的是1840史观，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清朝历史的争论，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阶级和利益的争论。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捂盖子或者和稀泥都是没有用的，纠结康熙是不是洪承畴和孝庄的儿子更没有意义，关键是能不能实现合理的利益分配。
如果可以，清朝的争论立刻停息。
如果不行，关于清朝的争论恐怕会无休无止的进行下去，甚至可能从历史层面延申到其他社会层面，直至争出胜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