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济未来5-10年展望：结构性矛盾、政策评估与地缘经济机遇（上）_风闻

印度经济未来5-10年展望：结构性矛盾、政策评估与地缘经济机遇

1. 结构性矛盾：制造业、就业与不平等的深层剖析

印度经济在过去数十年间实现了显著增长，但其发展路径并非坦途，而是伴随着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制约了经济的长期潜力，也对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其中，制造业发展的短板、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脱节，以及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是三个最为核心且相互关联的问题。制造业未能成为吸纳劳动力的强大引擎，导致大量劳动力滞留于低生产率的农业和非正规部门，这不仅限制了整体生产率的提升，也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公平分享，城乡、区域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对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形成构成了障碍。深入剖析这些结构性矛盾的具体表现、深层成因及其未来演变趋势，是理解印度经济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

1.1 制造业短板：增长引擎的缺失

印度制造业的发展长期滞后，未能像东亚经济体那样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核心引擎。尽管印度政府近年来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仍有待提升。这一短板不仅体现在产出和出口数据上，更深层次地反映在劳动力吸纳能力、技术升级速度以及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融合程度上。制造业的疲弱使得印度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特别是信息技术服务，而这种模式在创造大规模、高质量就业方面存在天然局限，从而加剧了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1.1.1 制造业发展滞后的具体表现

印度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尚未达到预期，长期以来，印度经济的国际形象更多地与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尤其是信息技术（IT）服务联系在一起，而制造业则相对滞后 。尽管印度政府自独立以来在多个五年计划和政策文件中反复强调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性，但实际成效并不显著。数据显示，从1980年至2011年，印度经济经历了年均约5.5%的较快增长时期，但在此期间，制造业的增长并未能持续超越整体经济增速，其在GDP中的占比也未能实现大幅提升 。这种滞后性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出口结构以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较低，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和产业集群 。其次，制造业内部的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不足，许多企业仍停留在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资本密集型阶段，难以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最后，制造业的增长动力不足，对国内外市场的响应速度较慢，未能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导致其在推动经济整体转型中的作用被削弱。

1.1.2 劳动力再分配不畅与生产率瓶颈

印度经济在1980年至2011年间经历了显著的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其他部门转移，这一过程在宏观上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这种劳动力的再分配过程并不顺畅，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瓶颈。研究表明，尽管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出来，但他们并未被高生产率的制造业或现代服务业充分吸收。相反，大量劳动力涌入了建筑业等生产率增长缓慢的行业，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则显得疲弱 。这种“静态”的劳动力再分配（即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虽然对总体生产率有正面贡献，但“动态”的再分配效应（即劳动力向快速增长的部门流动）几乎未能实现。这导致了一个悖论：经济在增长，但高生产率部门未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大量劳动力滞留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从而限制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潜力。此外，制造业本身的生产模式也在发生变化，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使得其对非熟练劳动者的吸收能力减弱，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问题 。

1.1.3 “印度制造”计划的成效与局限

为了扭转制造业发展的颓势，印度政府于2014年推出了“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旨在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简化税收制度、建立制造业园区等一系列措施，提升印度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该计划在吸引外资和促进特定领域（如电子产品、汽车及零部件）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过提供生产挂钩激励（PLI）计划，印度成功吸引了苹果等国际巨头扩大在印生产，并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然而，从整体来看， “印度制造”计划的成效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首先，政策的执行效率低下，土地征用困难、僵化的劳动力法规以及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依然严重，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不确定性，削弱了政策的吸引力 。其次，该计划更多地惠及了大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对于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中小微企业（MSMEs）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最后，印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合程度仍然有限，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制造业的整体生态系统（包括物流、供应链、技术工人等）仍有待完善，这使得印度在与越南、墨西哥等国的竞争中并未占据绝对优势。

1.2 就业问题：增长与就业的脱节

印度经济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是“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现象，即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未带来相应规模的就业增长。这一问题在2004-2005年至2011-2012年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印度的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显著下降，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 。这种脱节现象的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深层矛盾。一方面，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未能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庞大的非正规部门虽然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但这些岗位往往质量低下，缺乏劳动保障，工资水平低，且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这种就业结构不仅限制了内需的扩大，也使得大量青年，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难以找到与其技能相匹配的体面工作，从而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1.2.1 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尽管印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但就业增长却远远落后，形成了所谓的“无就业增长”困境 。数据显示，在2004-2005年至2011-2012年这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印度的就业弹性显著下降，这意味着每单位GDP增长所能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在减少 。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的经济结构转型路径。与东亚国家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模式不同，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如IT和金融）以及建筑业驱动 。这些行业虽然增长迅速，但其就业创造能力相对有限。特别是制造业，作为传统上吸纳劳动力的重要部门，在印度却未能扮演好这一角色，其就业增长缓慢甚至停滞 。这导致大量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无法进入高生产率的正式部门，而是被低生产率的建筑业和非正规服务业所吸收，从而限制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使得经济增长的成果难以通过就业渠道惠及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1.2.2 非正规部门就业主导与结构性失业

印度就业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的主导地位。据估计，印度超过90%的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这些部门包括小规模的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建筑业以及各类服务业 。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岗位通常具有以下特点：缺乏正式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如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工资水平低、工作条件差、劳动生产率低且缺乏晋升空间 。这种就业结构使得大量劳动者处于脆弱和不稳定的状态，一旦遭遇经济冲击（如新冠疫情），他们将首先受到影响，且缺乏社会安全网的保护 。与此同时，印度还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随着经济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然而，印度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未能及时跟上这一变化，导致劳动力的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严重错配 。许多大学毕业生虽然拥有学历，但缺乏市场所需的实际技能，从而陷入“有学历、无工作”的尴尬境地，这进一步加剧了青年失业问题 。

1.2.3 青年失业与技能错配问题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青年人口，约65%的人口年龄在35岁以下，这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潜力 。然而，这一潜力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根据印度全国抽样调查办公室（NSSO）发布的《定期劳动力调查报告》（PLFS），2023年印度15-29岁城镇青年的失业率达到了17.5% 。更令人担忧的是，失业问题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中尤为严重。报告显示，在失业青年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最高 。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印度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毕业生的实际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严重脱节。据《印度技能报告2024》的评估，仅有51.25%的毕业生具备被雇佣所需的技能 。这种技能错配问题的根源在于印度长期以来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体系，以及职业教育发展的严重滞后。数据显示，印度劳动力中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比例仅为4.7%，远低于美国的52%和德国的75% 。这种“学位无法带来生计”的现象，不仅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也可能将“人口红利”变为“人口灾难”，对社会稳定构成长期威胁 。

1.3 收入不平等：发展红利的分配不均

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未带来发展红利的公平分配，反而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持续加剧。这一问题体现在多个维度：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以及不同行业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常用指标，在印度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这种不平等的加剧，不仅削弱了社会凝聚力，也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障碍。因为收入差距过大会抑制内需的扩大，使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从而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此外，不平等还可能固化社会阶层，削弱社会流动性，使得贫困代际传递，从而违背了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标。

1.3.1 城乡、区域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印度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城乡、区域和行业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城乡差距方面，尽管近年来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收入水平有所改善，但与城市相比，差距依然巨大。农村地区在教育资源、医疗设施、就业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劣势，这限制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潜力。区域差距方面，印度南部和西部的一些邦（如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均收入远超东部和北部的一些邦（如比哈尔邦、北方邦、贾坎德邦） 。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人口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也给落后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行业差距方面，服务业，特别是金融、IT等现代服务业的收入水平远高于传统农业和制造业。即使在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例如，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多维度的收入差距，共同构成了印度收入不平等的复杂图景，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了挑战。

1.3.2 制造业内部工资不平等加剧

在印度制造业内部，工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一项对1980年至2018年间印度制造业工资趋势的分析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基本同步，甚至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增长略快，这使得工资不平等略有下降 。然而，自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熟练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远超非熟练工人，导致工资差距急剧扩大 。例如，在1989年至2010年间，组织化制造业中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翻了一番，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几乎停滞不前 。这种不平等的加剧，一方面反映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印度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缺陷，即缺乏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底层工人的工资增长和权益。此外，一项针对印度组织化制造业的研究发现，从1981-82年到2021-22年，劳动收入在净增加值中的份额从约30%下降到不足20%，而资本利润份额则飙升至60%以上，这表明价值分配明显向资本倾斜，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

1.3.3 贸易模式与外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印度的贸易模式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也对国内的收入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表明，不同贸易模式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以进口替代为主的行业，由于需要更多高技能的劳动力来进行技术吸收和研发，其熟练工人的工资增长更快，从而加剧了工资不平等 。相比之下，出口导向型行业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此外，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对收入分配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常支付更高的工资，并可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升整体工资水平。但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更倾向于雇佣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并且其进入可能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对本土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构成压力。因此，外资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这些发现表明，在制定贸易和外资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对国内收入分配的潜在影响，并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以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被更广泛地分享。

2. 政策组合评估：成效、局限与未来调整空间

面对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印度政府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减少不平等的政策组合。这些政策涵盖了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市场一体化改革等多个领域。在货币政策方面，印度储备银行（RBI）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立场，通过降息等手段来支持经济复苏。在产业政策方面，“印度制造”计划等一系列举措旨在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吸引外资。在市场一体化改革方面，以商品和服务税（GST）为代表的税制改革旨在打破国内市场的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吸引了创纪录的外国直接投资。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在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难以有效惠及中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产业政策的执行受到土地、劳工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市场一体化改革也面临着行政效率低下和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因此，未来印度需要对现有政策组合进行深刻调整，加强各项政策之间的协调，并着力推进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以实现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

2.1 货币政策：刺激增长与结构性挑战

印度储备银行（RBI）的货币政策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促进增长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国内通胀压力，RBI采取了灵活且务实的货币政策立场。特别是在2025财年，为了支持经济复苏，RBI在2月至6月期间累计下调了100个基点的政策回购利率，旨在降低整个经济的借贷成本，从而刺激信贷扩张、私人投资和居民消费 。这一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提振市场信心、降低融资成本的作用，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利的货币金融环境。然而，货币政策在应对印度经济的结构性挑战方面，其效果则相对有限。由于印度金融市场存在分割，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不顺畅，降息带来的流动性往往更多地流向了大型企业和特定行业，而中小微企业、农业和农村地区等更需要资金支持的领域，其融资成本和难度依然较高。此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从而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造成损害。

2.1.1 货币政策的短期成效与市场信心

印度储备银行（RBI）在2025财年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效地提振了市场信心并支持了经济增长。通过将政策回购利率累计下调100个基点，RBI向市场传递了明确的稳增长信号，降低了企业和居民的借贷成本 。这一举措直接刺激了信贷扩张，为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提供了流动性支持。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印度经济在2025财年第一季度实现了7.8%的强劲增长，超过了市场预期，并巩固了其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国家的地位 。此外，稳定的金融环境和积极的政策信号也增强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推动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达到四年来的高点，特别是在计算机服务、制造业和建筑业等领域 。这些短期成效表明，货币政策在应对周期性经济波动、稳定市场预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为印度经济的持续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

2.1.2 政策局限性：对就业与不平等的传导效应有限

尽管印度的货币政策在刺激短期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在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如就业增长和收入不平等方面，其传导效应却十分有限。首先，印度的金融市场存在明显的分割，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大型企业和信誉良好的公司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银行贷款，而中小微企业（MSMEs）和农村地区的企业则仍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导致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未能有效地流向最能创造就业的部门，从而限制了其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其次，印度的非正规部门规模庞大，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但这一部门基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的调整对其影响甚微 。最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刺激资产价格上涨方面的作用，可能大于其在促进实体经济就业方面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因此，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印度的就业和不平等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2.1.3 未来调整方向：加强政策协调与普惠金融

为了克服现有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并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的长期发展目标，印度储备银行（RBI）未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首先，必须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定向的税收优惠、补贴和公共投资，引导资金流向中小微企业、农业和高就业潜力的部门，从而弥补货币政策在结构性调整方面的不足。其次，需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通过推广数字金融、发展小额信贷机构、鼓励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将更多的经济主体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再次，应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收益率曲线，使利率能够更准确地反映资金供求关系，从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最后，RBI需要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仅要考虑通胀和增长目标，还要防范资产泡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2.2 产业政策：“印度制造”的雄心与现实

为了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并解决长期存在的就业问题，印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提供税收优惠、简化审批流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吸引国内外投资，推动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此外，政府还推出了生产挂钩激励（PLI）计划，对特定行业的增量生产和销售给予奖励，以鼓励企业扩大在印度的生产规模。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印度的投资环境，并吸引了创纪录的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在电子、汽车和制药等领域。然而，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最初的雄心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政策的执行过程受到土地征用困难、僵化的劳动力法规、复杂的税收体系以及官僚主义等结构性因素的严重制约，导致许多投资项目进展缓慢，甚至搁浅。

2.2.1 产业政策的积极影响与外资吸引力

“印度制造”等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形象，并吸引了部分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中国+1”战略的背景下，印度在电子、制药、汽车和纺织等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 。例如，苹果公司通过其代工厂商在印度扩大了iPhone的生产，预计到2027年，其在印度的产量占比将从目前的约15%提升至25% 。三星、戴尔等跨国公司也加强了在印度的制造业务 。此外，政府的生产关联激励（PLI）计划也为本地生产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并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这些积极影响表明，印度的产业政策在特定领域和特定条件下是有效的，能够吸引全球领先企业的投资，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升级。

2.2.2 政策执行的挑战：土地、劳工与官僚主义

印度产业政策在执行层面面临着三大核心挑战：土地、劳工和官僚主义。首先，土地征用是制约大型工业项目落地的最大瓶颈之一。印度的土地所有权分散，征地程序复杂且耗时，常常引发社会抗议和法律纠纷，这使得企业难以获得连片、大规模的土地用于建设工厂和工业园区。其次，印度的劳动力法规体系复杂且僵化，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之一。这些法规旨在保护工人的权益，但在实践中却增加了企业雇佣和解雇员工的成本和难度，从而抑制了企业扩大雇佣规模的意愿，特别是正式员工的规模。许多企业因此倾向于使用合同工或将生产外包，这反而加剧了就业的非正规化。最后，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和低下的行政效率，使得企业在印度开展业务需要面对繁琐的审批程序和不确定的监管环境。尽管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行“营商便利度”改革，但在地方层面，政策的落实效果仍有待提升。这些结构性问题共同构成了印度制造业发展的巨大障碍，使得产业政策的雄心难以完全转化为现实。

2.2.3 未来调整方向：深化结构性改革与优化营商环境

为了克服现有产业政策的局限性，并实现“印度制造”的宏伟目标，印度政府未来必须在深化结构性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首先，必须加快推进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在土地方面，可以探索建立更加透明和高效的土地交易市场，并完善征地补偿机制，以平衡发展与公平。在劳动力方面，应简化并整合现有的劳动法规，为企业提供更大的用工灵活性，同时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护工人的基本权益。其次，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这包括简化税收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加强法治建设、打击腐败等。通过建立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再次，产业政策应更加注重支持中小微企业（MSMEs）的发展，因为它们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信贷支持、技术支持、市场准入便利等方式，帮助中小微企业提升竞争力。最后，应加大对研发和创新的投入，推动制造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方向升级，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2.3 市场一体化改革：打破壁垒与促进融合

为了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国内市场分割，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印度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市场一体化改革。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举措便是于2017年实施的《商品和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GST取代了此前由各邦征收的纷繁复杂的间接税体系，建立了一个全国统一税制，旨在消除跨邦贸易的税收壁垒，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并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此外，印度也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并致力于与主要贸易伙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拓展外部市场。这些改革举措在促进国内市场整合和区域贸易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市场一体化改革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GST税制本身的设计和执行问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不足、以及劳动力和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等。

2.3.1 税收改革（GST）与国内市场整合

《商品和服务税》（GST）的实施是印度独立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其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一国一税”的统一市场。在GST实施之前，印度各邦拥有独立的税收体系，跨邦贸易需要缴纳多种税费，并面临繁琐的检查站程序，这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和合规负担，严重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整合。GST通过将大部分间接税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税制下，并由中央和各邦共同征收，有效地消除了这些跨邦贸易壁垒。理论上，GST能够降低商品价格，促进市场竞争，并提高经济效率。然而，在实践中，GST的实施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税率档次过多、申报流程复杂、技术平台不稳定等问题，给中小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合规压力。尽管如此，从长期来看，GST对于构建一个统一、高效的国内市场，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2.3.2 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与挑战

在市场一体化改革的同时，印度也在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然而，由于印度在农业等领域的保护主义立场，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常常面临挑战。例如，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印度对农业和乳制品的关税保护成为主要症结，导致谈判陷入僵局 。此外，美国对印度的贸易逆差和高关税壁垒也颇有微词，甚至威胁对印度商品加征关税 。这些贸易摩擦不仅影响了印度的出口，也对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构成了挑战。在区域层面，印度虽然参与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和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等机制，但这些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升。印度在近年来也选择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反映出其在开放市场方面的谨慎态度。

2.3.3 未来调整方向：完善税制与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为了进一步深化市场一体化改革，印度未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首先，应持续完善GST制度。这包括简化税率结构，减少税率档次，纠正倒置的税率结构（即原材料税率高于成品税率），并优化技术平台，简化申报流程，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其次，必须大力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市场一体化的真正实现，不仅依赖于税收制度的统一，更依赖于高效的物流网络。印度需要加大对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发展现代化的物流体系，以降低物流成本，缩短运输时间。再次，应积极推动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需要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土地制度，消除阻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同时，应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最后，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印度应在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战略自主的前提下，更加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通过签署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拓展外部市场，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3. 地缘经济机遇与风险：“中国+1”战略下的印度角色

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印度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地缘经济十字路口。以“中国+1”战略为代表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为印度提供了成为替代性全球制造中心的重大历史机遇。然而，这一机遇伴随着显著的内部挑战和复杂的外部风险。印度如何在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进行战略平衡与选择，将直接决定其在未来5至10年能否成功抓住这一窗口期，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增长。本章节将深入探讨“中国+1”战略为印度带来的具体机遇，系统评估其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并剖析其在中美博弈格局下的战略抉择。

3.1 “中国+1”战略带来的地缘经济机遇

“中国+1”战略，即跨国企业在维持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同时，将部分产能和业务分散至其他国家，以对冲地缘政治风险、降低运营成本并增强供应链韧性。这一趋势在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供应链中断的背景下显著加速，为印度带来了多方面的地缘经济机遇。

3.1.1 全球供应链重构中的印度机遇

印度凭借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年轻的人口结构以及日益改善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布局中最具吸引力的“+1”目的地之一。首先，印度拥有显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根据Statista的数据，印度制造业的平均劳动力成本约为每小时1.8美元，远低于中国的6美元，这使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鞋类和电子组装等领域极具竞争力。其次，印度政府推出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等一系列产业政策，为在特定领域（如电子、制药、汽车）投资设厂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外企业的投资热情。这些政策与“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倡议相辅相成，旨在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全球供应链重构为印度带来的机遇不仅限于成本和政策。随着企业寻求供应链的地理多元化，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枢纽，能够为企业提供进入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的通道。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在印度设厂不仅能服务于出口市场，还能直接满足本地超过14亿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实现规模经济。

3.1.2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潜力

“中国+1”战略直接推动了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向印度。随着企业寻求在中国以外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印度凭借其庞大的市场潜力和改革举措，成为FDI的热门目的地。根据印度政府的规划，其目标是未来几年每年吸引1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以支持基础设施、制造业和科技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印度能否成功承接从中国转移出来的投资。近年来，流入印度的FDI呈现出结构性变化，从过去主要集中在服务业，逐渐向制造业，特别是电子、汽车和制药等高科技领域倾斜。然而，印度在吸引FDI方面也面临挑战，尤其是在处理来自中国的投资方面。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收紧了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审查，规定所有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资都必须获得政府批准。这一政策导致来自中国的FDI大幅下降，从2016-2020年间年均8.86亿美元的流入量，骤降至2021-2025年间的年均仅6800万美元。尽管此举出于国家安全考量，但也引发了对技术引进和资本流入可能受阻的担忧。近期，印度政府似乎正在采取一种更为灵活和选择性的策略，考虑在特定战略领域（如电子产业），允许通过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JV）并附带明确技术转让条款的方式，来吸引中国的投资和技术。

3.1.3 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前景

“中国+1”战略为印度提供了深度融入并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GVC）中地位的绝佳机会。长期以来，印度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相对有限，其出口结构以原材料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然而，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印度有机会在电子、制药、汽车零部件和纺织品等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例如，在电子产业，印度政府的目标是到2026财年实现3000亿美元的电子产值和1200亿美元的出口额。通过PLI计划，印度不仅吸引了手机组装厂，还逐步发展了印刷电路板（PCB）、摄像头模组和显示屏等关键子组件的本土供应链，国内附加值率已从30%提升至70%，并有望在2027财年达到90%。在制药领域，尽管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国之一，但其约70%的活性药物成分（API）依赖从中国进口，这构成了供应链的脆弱性。全球供应链重构和“中国+1”趋势促使印度政府推动API的本土化生产，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提升自身在制药价值链中的地位。

3.2 面临的内部与外部风险

尽管“中国+1”战略为印度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其成功并非板上钉钉。印度必须克服一系列严峻的内部结构性挑战，并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地缘政治风险。这些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严重制约其作为替代制造中心的潜力，甚至影响其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3.2.1 内部风险：基础设施、劳动力与政策不确定性

印度的内部风险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劳动力技能和政策环境三个方面。首先，尽管印度政府正在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如“总理加蒂·沙克蒂”（PM Gati Shakti）国家总体规划和国家基础设施管道项目，但其物流效率与中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印度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超过14%，而中国仅为9%。港口、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不足，以及繁琐的通关程序，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时间，削弱了印度的成本竞争力。其次，劳动力技能短缺是另一个关键瓶颈。虽然印度拥有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人口，但缺乏足够数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许多跨国公司在印度设厂后，发现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员工培训，这增加了初期运营成本。最后，政策与监管的不确定性也构成了风险。尽管印度政府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但复杂的法规、不一致的政策执行以及官僚主义作风仍然存在。土地征用困难和僵化的劳动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阻碍大规模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3.2.2 外部风险：地缘政治紧张与贸易保护主义

印度的外部风险主要源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首先，印度与中国之间持续的地缘政治竞争是其最大的外部风险之一。尽管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但边境争端和安全疑虑使得双边关系充满不确定性。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导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印度对中国投资和科技企业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这种“信任赤字”使得企业在印度进行长期投资时，不得不考虑潜在的政治风险。其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特别是来自其主要贸易伙伴美国的关税政策，对印度构成了直接威胁。例如，在假设的“特朗普2.0”政府下，美国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多国商品加征关税，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出口市场，2023年双边贸易额达870亿美元，高关税将严重打击印度的出口产业，如钻石、服装和海鲜等，影响数百万就业岗位。

3.3 中美博弈中的战略选择：平衡与自主

在中美两国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中，印度面临着复杂而微妙的战略抉择。其核心目标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战略自主的前提下，最大化自身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印度采取的是一种“多向结盟”（multi-alignment）或“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策略，试图在与美国深化战略合作的同时，与中国保持必要的经济联系，并避免被完全卷入大国对抗的漩涡。

3.3.1 印度在中美竞争中的战略定位

印度的战略定位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务实合作，在战略和安全上与美国及其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加强协调，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这一双重定位源于其复杂的利益考量。一方面，印度视中国为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特别是其在印度洋的活动以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对巴基斯坦、尼泊尔等邻国施加的影响，保持高度警惕。因此，印度积极参与并推动“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疫苗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技术等领域展开合作，以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印度也清醒地认识到，与中国完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其国家利益。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双边贸易额在2025财年达到1277.1亿美元。尽管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但印度在许多关键领域，如电子产品、原料药、太阳能组件等，仍然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3.3.2 对华经济合作的务实态度

印度对华经济合作的务实态度体现在其“选择性接触”和“护栏式”策略上。印度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完全排斥中国资本和技术将损害其“印度制造”和数字化的雄心。因此，在关键领域，印度正考虑有条件地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例如，在电子制造业，印度政府可能允许中国公司通过与其本土企业成立合资企业的方式进入，前提是必须包含技术转让条款。这种做法旨在利用中国的资本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同时通过合资模式加强对企业的控制和监管，以缓解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然而，这种合作也充满了博弈和不确定性。印度一方面希望吸引中国投资以弥补其技术和资本缺口，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依赖中国会削弱其战略自主性。中国方面也认识到印度的战略意图，并对其“替代中国”的策略保持警惕。因此，中印经济关系在未来将呈现出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态势。

3.3.3 对美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

与对华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相比，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在过去二十年里呈现出持续深化的趋势。两国在民主价值观、印太地区安全以及制衡中国等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印度将美国视为其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双方在防务、情报共享、高科技合作（如半导体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美国也视印度为“印太战略”中的关键支柱，希望通过支持印度的崛起，来构建一个更加平衡的地区力量格局。然而，印美关系也并非没有摩擦。贸易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痛点。美国长期以来对印度的贸易壁垒和市场准入限制表示不满，并曾多次对印度商品加征关税。这种经济上的压力有时会与两国在战略上的合作形成反差，让印度质疑美国是否真正将其视为平等的伙伴。尽管如此，从战略大局出发，印度仍然致力于深化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印度认为，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印美关系，是其应对中国挑战、实现大国抱负的重要外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