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炜能否让北京银行重新拿下城商行第一？_风闻

实力派戴炜，众望所归。

北京银行董事长霍学文是1965年9月生人，将在今年年内年满60周岁。

这位执掌银行三年的“学者型高管”是否卸任，不仅关乎这家资产规模超4万亿城商行的治理稳定性，更牵动着城商行阵营的格局重塑

在霍学文任期内，北京银行已从净利润榜首跌落至第三，继任者能否重拾荣光？戴炜这位刚获核准的实力派新任行长，是否具备扛起“东山再起”的大旗。

01

退休与否：

政策弹性与治理需求的双重博弈

霍学文作为1965年9月生人，其60周岁法定退休节点本应在 2025年9月，而根据《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规定，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所在单位与职工应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延迟退休时间等事项。弹性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

“三年任期”的特殊性难以构成延期理由。霍学文2022年3月才正式接任董事长，相较于前任闫冰竹15年、张东宁5年的任期确实偏短，但北京银行2025年2月的连任决议已预留过渡空间。

图源：北京银行

彼时选举其继续担任董事长时，同步安排副行长戴炜代行长职责，这种“董事长留任+行长补位”的组合，本身就暗含为退休后的管理层交接铺路的考量。

若霍学文突破退休时间节点，同样可找到行业参照与现实需求。北京银行历史上就存在高管超龄任职的传统，前任董事长闫冰竹64岁才卸任，张东宁也任职至62岁，均显著超出法定退休年龄，这为霍学文的继续留任提供了治理惯性支撑。

更关键的是业务转型的连续性需求。霍学文任内推动的“水晶球”数字化风控系统、文化金融生态圈等战略，投入周期均超过三年，其中与中关村管委会合作的科创金融专项计划刚进入落地期。北京银行2024年年报显示，数字化转型相关IT投入同比增长22%，占营收比重达3.1%，若核心决策者中途变更，可能导致战略执行中断。

此外，2025年上半年北京银行中层干部调整涉及涉及公司、零售、资管条线等条线，管理层动荡期的风险规避，也可能成为董事会请求其留任的重要原因。

02

丢掉第一：

规模与盈利的分化困局

北京银行“丢掉第一” 并非全面溃败，而是在盈利质量与增长动能上被对手拉开差距。资产规模的“第一保卫战”成效显著。2022-2024年，北京银行资产总额从3.39万亿增至4.22 万亿，年均增速4.5%，始终保持城商行首位。这一成绩得益于霍学文依托北京金融中心区位优势，强化与央企、市属国企的合作，对公存款三年增长28%，为规模扩张奠定基础。

但盈利指标的“退位”已成定局。净利润方面，北京银行从2022年的249.3亿元增至2024 年的258.9亿元，三年仅增长3.9%，而江苏银行同期净利润从246.5亿飙升至318.4亿元，增幅达29.2%，宁波银行也以271.3亿元反超北京银行位列第二。

更值得警惕的是盈利能力的下滑：加权净资产收益率（ROE）从2022年的8.03%降至2024 年的7.23%，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的ROE均稳定在13.59%，杭州银行更是达到16%。

2024年北京银行营收增速4.81%，显著低于江苏银行的8.78%和宁波银行的8.19%，根源是净息差持续承压，其对公贷款占比高达62%，而2023-2024年央企、国企贷款加权利率下降0.8个百分点，导致利息净收入增速仅2.1%。

图源：北京银行2024年度报告

反观江苏银行，依托长三角中小企业客群，零售贷款占比达41%，净息差比北京银行高出 0.3个百分点。

霍学文任内将科创金融、文化金融作为战略重点，2024年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突破千亿元，但这类贷款风险权重高、审批成本大，且需计提更高拨备。同时，数字化转型投入尚未形成规模效应，2024年科技人员占比虽提升至 5.5%，但线上业务渗透率仍低于宁波银行15个百分点，投入产出比暂未显现。

03

戴炜接棒：

优势与挑战并存的“反攻之路”

作为北京银行内部成长起来的高管，戴炜的继任前景与北京银行的“复位”可能性深度绑定。其履历优势与战略布局，既孕育着突破的希望，也面临现实挑战。

戴炜的核心优势在于对北京银行生态的深度理解。自2009年加入该行后，他历经长沙分行、北京分行、总行副行长等10个岗位，完整覆盖对公业务、区域管理、风险管理等核心领域。2024年，他跟随霍学文参与科创金融、绿色金融调研十余次，深度参与“专精特新第一行” 战略制定，这种“战略参与者+执行者”的双重身份，使其能最大限度延续政策连贯性。

2025年5月，戴炜的行长任职资格获北京金融监管局核准，这一过程中监管机构重点核查了其在任北京分行行长期间的风险管控记录，该分行不良贷款率连续三年低于全行平均水平 0.2个百分点，合规背景成为其重要背书。

图源：北京银行

此外，53岁的年龄正处于高管黄金期，较霍学文年轻7岁，符合城商行管理层年轻化的趋势。

戴炜提出的“五大转型”战略，已显现针对性破局的思路。

其将“打造专精特新第一行”作为核心抓手，这恰好契合北京的资源禀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聚集了全国众多专精特新企业。

若能将区位优势转化为盈利优势，有望在科创金融领域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文化金融与绿色金融的深化布局，则可能打开新增长曲线。

戴炜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融资+融智+融商”的综合服务模式，2024年北京银行文化金融贷款余额达980亿元，已与光线传媒、博纳影业等头部企业建立战略合作。

随着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速，这一板块有望复制宁波银行零售业务的爆发路径。此外，其主导的绿色信贷“双碳专项计划”，已获得北京市财政局的风险补偿资金支持，不良率可控制在0.5%以下。

戴炜面临的最大压力来自江苏银行、宁波银行的“双重夹击”。江苏银行凭借长三角经济复苏红利，2024年资产增速达16.12%，高于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则以财富管理为尖刀，零售AUM持续突破。

霍学文无论去留，北京银行都已站在战略转型的关键路口。规模驱动模式在息差收窄时代的必然瓶颈，而非单纯的管理失误。

戴炜的继任，为北京银行带来了“内部革新 + 战略延续”的双重可能。其依托区位优势深耕科创、文化金融的思路，切中了城商行差异化竞争的核心逻辑，但要实现“复位”，仍需跨越同业挤压与盈利模式转型的双重关卡。

若能在未来三年内将科创贷款转化为稳定收益来源，将中间业务占比提升至20%以上，北京银行重夺城商行盈利榜首并非不可能。

更应关注的不是“第一”的头衔之争，而是北京银行能否在戴炜的带领下，完成从“规模领先”到“质量领先”的蜕变，这才是城商行在利率市场化浪潮中真正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