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终究还是向“三超行李”低了头_风闻

2023年12月，我们发表了这篇文章：从青岛机场飞韩国的粮食贩子，引起了超乎我想象的影响。过程不多说了，但轰轰烈烈的整治“三超行李”运动的序幕就此拉开。

两年过去了，我们整得如何？

前段时间我坐了一个航班，商务航线，黄金时段。刚过了安检，乘务长就给我发来信息：

“哥，我们今天前后全满，已经拜托地服在登机口帮我们拦一下箱子，你帮我看看他们拦了没有。”

我走到登机口，正看到地服小伙正在一个一个跟拿着行李箱的旅客沟通，表达出客舱行李空间有限，希望请理解并托运。

但旅客们大多只是抬头看他一眼，然后就迅速低下头。

巧的是，这个地服我也认识。喊了他一声，他晃悠着过来，我说“这么多箱子啊。”他回头看了看，说“对啊哥，根本没人吊我。”

登机。

我数了，一共大约有80多个箱子跟着旅客上了飞机，其他的大包小包暂且不计。

我上去后，前前后后看了看，行李架全部塞的满满登登，甚至你想把已经放进去的包拿出来，都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还有19个箱子被乘务员塞进了餐车里。

是的，19个，我一个一个数的。前舱后舱的每一个餐车里都有箱子，空的餐车位也全都是箱子。

这就是我们整治了两年的“三超行李”？

其实我们都知道旅客为什么不愿托运。

一是落地后，托运行李出来的慢——一等就是半小时，打乱行程。

二是怕被摔坏——从装卸到搬运，在到舱底随飞机剧烈颠簸，在整个托运流程上，有太多节点可能导致旅客的托运行李被摔坏。

三是索赔困难——几千元的箱子，航司只愿意赔两百，或者赔一个普通行李箱，旅客不可能接受。（而赔偿这事，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复杂原因，比如旅客无法出示发票，比如旅客拿赝品箱子索赔真箱子等）

这些旅客的不安我们都能理解。

但他们可能并不了解的是，这两年，从航司到机场，整个民航系统其实都在努力完善托运机制。

提高行李流转效率、建设全流程监控、干部一线督查、地面岗位协同，每一环都在被不断修正。可即便如此，旅客依然不愿意托运。

事实上，近几年因托运行李引发的投诉并未明显减少。一旦出现一次舆情事件，就足以让所有曾经历过“行李被摔、被弄坏”的旅客集体共鸣，导致旅客群体的更加不信任。

那在旅客信任之前，既然我们已经喊了两年的口号，那民航能不能“强制”旅客托运？或者不说强制，而是采取“先来后到”的原则，行不行？

很难。因为民航还被捆着手脚，拴着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旅客满意度。

眼看着旅客人手一个箱子，地服不敢拦，客舱里塞不下了，乘务员不敢管，怕一个投诉毁了一整个月的绩效。

我们苦口婆心的劝，旅客一句话就能把我们怼的檐哑口无言：摔坏了你赔？

于是满意度成了我们行业头上的紧箍咒，它本是为了改善服务，但如今却反过来限制了执行标准的能力。

我们得承认，在托运行李这件事上，中国民航乃至世界民航（除极个别机场），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旅客的不信任不是凭空而来，破损、延误、丢失、赔偿流程复杂，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体验缺陷。

但更大的问题是，当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却选择了“**放弃底线”**来讨好情绪。

行李问题解决不了，就只能牺牲了安全原则和管理秩序。能塞就塞、能藏就藏、能忍就忍，只为“别让旅客投诉”，只为“满意度不出红线”。

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的民航不缺规定，缺的是敢执行规定的环境；不缺制度条文，缺的是一个不让执行者背锅的体系。

这不是在提升服务体验，这是在鼓励违规操作。不是为了更好地飞行，是为了更稳地“避责”。这才是真正的荒唐。

所以在三超行李这事上，民航自缚双手已经输了。

航空公司一边堆高会员等级、商务快线一条一条的开，营造着高端形象，另一边却连最基本的行李管理都无力管控。

就算遇到一个认真的乘务长，坚持要把那些塞不下的行李箱托运，可晚关了舱门，“航班延误”这四个大字谁也担待不起。

在暂时“安全”的表象下，这些隐患似乎可以被视而不见。但航空安全从来不是概率游戏。安全一旦让位于“表面满意”，就意味着整个系统开始以侥幸为常态运行。

谁能保证每一次颠簸都恰到好处、不至引发行李架结构受损？那些行李不会砸到旅客头上？

谁能保证在一次紧急撤离中，那些被塞进餐车、堆在厨房间的行李，不会成为逃生的障碍？

我们不敢保证，我们只是假装问题不存在。

据我这两年的观察和接到的各种各样的反馈，我觉得就行李这事，民航已经低头了。

但我也想拜托列位衣服父母，我们承认民航还有进步的空间。可如果你也有关于托运行的遭遇，以及其他乘坐飞机时不满的情绪——能不能点击下面的图片，留下你的故事，试着让我帮你去沟通——不必非得去投诉。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的声音也许微弱，但我们不会停止努力。

来源：微信公众号“停机坪”（id：tingjiping789），作者：停机坪大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