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鑫：全球治理倡议引领下的南海治理新路径_风闻

全球治理倡议引领下的南海治理新路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场伟大胜利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在战火中淬炼并铸就了战后国际秩序。战后，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日本窃取中国的领土必须归还，这既是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的明确，同时也是构成南海秩序国际法律基础。然而，近年来南海局势因地缘政治回归和大国博弈等复合因素，逐渐演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也日益成为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和大国博弈竞争的前沿阵地。战后南海秩序遭到了挑战和破坏，这也使得保障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南海治理议题重要性和急迫性逐渐凸显。

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内涵与南海治理适配性

全球治理倡议的形成，是区域合作机制从单一领域向综合性治理演进的逻辑必然，其创新的治理范式与南海治理需求高度契合。该倡议不追求单一领域深度整合，而是通过灵活对话机制与议题驱动模式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为南海治理提供了方向和指引。

在价值层面，全球治理倡议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导的治理模式，对南海治理具有纠偏意义。长期以来，南海区域治理受到西方“霸权稳定论”影响，部分国家试图通过军事优势或外部结盟获取主导权，加剧了地区治理体系不平等性。而实践表明，当区域内国家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理念，即便国情差异显著，也能在关键领域达成实质性合作。这一价值导向可破解南海“零和思维”困境，为构建平等治理秩序奠定基础。

制度层面，倡议创新性地将法治机制嵌入区域治理，形成 “对话而非对抗、协商而非仲裁”的争端解决文化。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发言中强调“以法治方式促进各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这一理念对南海区域治理建立规则互信具有直接借鉴价值。与传统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刚性”特征不同，基于广泛共识基础上共同制定规则的治理模式，可通过预防冲突、降低合作交易成本，为南海合作创造稳定预期。

实践层面，倡议主张从低敏感领域入手构建合作基础，逐步积累政治互信，这种“先易后难”的渐进路径对打破南海治理僵局尤为关键。低敏感领域的务实合作能成为信任建设的黏合剂，通过具体项目合作释放合作红利，为后续高敏感领域协商创造条件。南海周边国家年贸易额超过万亿美元，具备开展务实合作的经济基础，只需通过合理路径设计，即可将经济潜力转化为治理动能。

南海治理的现状困境与转型潜力

当前南海治理呈现出“硬安全僵局与软治理潜力并存”的复杂局面。在主权争议方面，尽管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行为准则磋商持续推进，但实质性进展有限，部分国家通过岛礁建设、军事部署强化实际控制，外部势力介入进一步增加局势不确定性。这种传统安全领域的博弈，导致南海治理长期陷入集体行动困境，难以形成协同治理合力。

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潜力日益显现，为治理转型提供突破口。南海沿岸国家在珊瑚礁保护、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等领域已开展初步合作，这些领域不涉及核心主权争议，却与各国共同利益直接相关，具备优先推进的可行性。此外，南海治理的民间基础逐步形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渔民社区在传统渔场保护方面建立非正式合作网络，每年开展大量渔船互救、气象共享等活动，这种自下而上的合作实践，为 “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微观社会基础。

机制碎片化是制约南海治理效能的主要制度障碍。当前区域内存在多重平行机制，如东盟主导的以“东盟+”为主体的嵌套机制、大国双边对话、功能性合作论坛等，这些机制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甚至存在议程竞争，导致治理资源分散。南海周边国家功能性合作的资金投入与需求的不匹配，严重制约了海盗应对、海上搜救、跨境污染治理等跨国议题的解决成效。

外部环境变化为南海治理带来新变量。部分国家将地缘政治博弈思维渗透到南海区域，试图通过拉帮结伙组建“小圈子”替代区域内现有合作框架，这种做法易将区域合作政治化，干扰南海治理进程。南海治理需警惕外部势力介入主权争议，坚持“区域问题区域解决”原则，保持战略自主性，避免治理方向偏离 “共同利益”轨道。

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南海治理路径创新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南海治理提供全新价值坐标，其核心是将海洋视为连接各国利益的纽带而非分割线。全球治理倡议与这一理念高度契合，二者均强调通过规则共建而非权力主导构建区域秩序，将其转化为实践需从理念融合、机制设计、实践突破三个维度系统创新。

**理念层面，应构建“平等有序的区域多极化”治理共识。**借鉴本地区合作的多层架构经验，南海治理可设计“核心圈 + 扩展圈”模式：由直接争议国组成核心协商圈处理敏感问题，邀请东盟其他国家及相关方作为观察员，参与环保、科研等非敏感领域合作。这种设计既能保证争议解决的针对性，又能扩大合作参与基础，逐步培育“友谊之海”的社会认同，缓解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分歧。

**机制创新是连接理念与实践的关键。**可建立“南海法治论坛”，由周边国家司法、海洋事务官员及专家学者参与，就海洋法解释、争端预防、法律服务开展常态化交流。专业技术层面的法律合作较易取得突破，可优先推进司法鉴定、海洋权益保护等领域的技术对接，为法律互信奠定基础。同时，需组建“南海治理智库联盟”，汇集区域内专家学者提供智力支持，形成类似区域合作组织学术网络的支撑体系，为机制创新提供持续智力保障。

实践层面应采取“梯度推进”策略，分阶段实现治理目标。初期聚焦低敏感领域突破，重点建立海洋环保合作机制和海上搜救热线，通过具体项目积累信任；中期拓展至经济合作领域，推动建立南海蓝色经济合作基金，支持跨境渔业、海洋旅游项目，以经济利益共享强化合作纽带；长期逐步构建政治安全对话机制，在互信基础足够的前提下，重启争议海域实质性磋商。

**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应成为突破口。**参考区域合作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协同经验，南海可建立“海上应急协作中心”，整合各国搜救力量，制定统一应急响应标准，开展常态化联合演练。生态治理方面，可将区域内现有环保实践升级为区域标准，重点推进珊瑚礁保护、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等跨国项目，通过“小切口”合作积累治理共识。

**经济合作制度化能为“合作之海”建设提供持久动力。**南海可重点推进三项合作：一是建立区域渔业资源联合养护机制，吸纳渔民社区参与资源管理，将民间合作转化为制度性安排；二是开发南海海上旅游航线，通过旅游合作增进民间互信，培育区域认同感；三是共建海洋科研合作网络，聚焦气候变化对南海生态系统的影响等跨国议题，以科研合作推动技术共享与利益融合。这些合作不仅能产生直接经济收益，更能培育“利益共同体”意识，为破解安全困境创造条件。

南海治理的挑战应对与前景展望

全球治理倡议在南海的落地面临三重现实挑战，需以战略智慧应对。一是地缘政治制约，外部势力介入可能干扰合作进程。南海治理应保持开放性，但需明确排除外部势力在主权争议中的介入权，坚持“区域问题区域解决”原则，避免治理进程受外部地缘博弈裹挟。二是机制兼容性问题，需与东盟现有治理框架协调，避免资源分散。可建立机制间定期对话平台，借鉴区域合作组织间协调经验，实现现有机制与新机制的资源整合、功能互补，形成“1+1>2”的治理效果。三是信任赤字的长期存在，需通过制度设计与时间积累双重作用化解。应建立密集合作议程，涵盖官方对话、民间交流、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通过提升“治理密度”逐步消融信任赤字。

展望未来，南海治理转型将呈现三个发展方向。其一，治理理念从“权力主导”转向“规则共建”，逐步形成区域性海洋治理规则体系，以规则与法治筑牢信任基石。其二，治理主体从 “国家中心”转向“多元协同”，地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将在特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构建网络化治理结构。其三，治理目标从“危机管控”转向“共同发展”，通过蓝色经济合作、生态治理等建设性议程，实现从“争议海域”到“合作海域”的转变。

南海治理的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这一实践将检验多边主义的有效性，为全球其他争议地区治理提供参考与借鉴。全球治理倡议所蕴含的“以合作创造共同利益、以包容化解分歧”的智慧，是破解南海治理困局的关键。从长远看，随着全球治理倡议的深入实施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地，南海有望形成新型治理秩序：在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合作积累的信任逐步外溢至传统安全领域；经济领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创造广泛共同利益；社会领域，频繁民间交流培育深厚友谊基础。尽管进程面临挑战，但只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原则，南海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目标终将实现，也必将成为人类共同应对海洋挑战、共享海洋利益的典范。

（作者胡鑫，中国南海研究院北京分院执行主任、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