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谢超：从塑造印度人思维的根儿上看，如何理解印度地区秩序观？_风闻

摘要

考底利耶的思想塑造了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并投射到当下的政治讨论之中，深刻影响着印度的地区秩序观。冷战时期，印度版“门罗主义”凸显出印度看待地区秩序的大国沙文主义特征，而古杰拉尔主义则代表了冷战结束后印度地区秩序观的转折。瓦杰帕伊和曼莫汉·辛格接续发展“扩展的睦邻政策”，但其内核仍然是强调域内小国在内政外交问题上首先应考虑印度的利益。莫迪政府延续了印度把强大邻国视为天然对手的传统，并借助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契机，将目光投向邻国的邻国，希望联合更多区域内国家来制衡不断崛起的邻国。莫迪政府的“邻国优先”政策为其“门罗主义”外交提供了一种区域层面的保护，目的是对冲和制衡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同时服务于印度的大国梦想。

关键词：考底利耶 印度战略文化 邻国外交 印太战略 莫迪政府

考底利耶的《政事论》。图源：网络

由于自身的人口资源、国土面积和历史文化等原因，印度战略界始终认为大国地位是印度的天然属性。进入21世纪，印度经济和军事实力持续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印度战略界的类似认识。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战略界从“曼荼罗”理念出发，对印度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方面，南亚小国独立自主意识增强，试图摆脱印度的控制，还一直尝试将中国拉入印度主导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另一方面，美国霸权相对衰弱给国际秩序带来重大挑战，国际权力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印度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相对上升。这些认识都强调印度外部战略环境变化背后的中国因素，符合印度战略文化中戒备和防范较强实力邻国的传统。

印度战略界对国际关系和对地区秩序的认知受到考底利耶等古代战略思想家的影响。考底利耶及其《政事论》集中反映了印度古代思想中关于国家治理和战争与和平的战略思想，为维持社会秩序和维护国家利益带来启示。在南亚次大陆地理因素的影响下，考底利耶的地区秩序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考底利耶建立了“曼荼罗”体系论，指导国王如何将印度打造为南亚次大陆区域秩序的主导国家（Vijigishu）。考底利耶主张以印度为中心，将包括邻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分为不同等级并施之以不同的策略。第二，考底利耶建议根据“鱼类法则”（Matsya Nyaya），将强大的邻国定义为印度天然的敌人。第三，他还强调“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控制弱小的邻国，制衡强大的邻国。这些思想塑造了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并投射到当前的政治讨论，深刻地影响着印度战略界的地区秩序观及其在“印太”区域内的外交策略选择。

一、考底利耶与印度地区

秩序观念的渊源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由来已久，这种范式下的西方不仅是地理上的分野，也是认知上的分野，西方被有意无意地置于国际关系发展的中心。西方不仅被塑造为非西方空间之外的显性存在，还被置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引领位置。这导致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发展成为知识殖民的潜在表达，后殖民时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称之为西方“与‘他者’接触时的认知暴力”。相比较于“客观”“实证”和“普世”的发展方向，人们发现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先验性地把西方视为国际政治最高或最理想规范的指称对象。作为国际关系主导理论之一的现实主义流派发展更是如此，西方国家之间的历史经验成为其理论的核心来源，非西方经验在现实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边缘地位更是显而易见。

在国际关系领域，考底利耶的《政事论》被认为是最早系统阐述现实主义主张的经典著作之一，基辛格称《政事论》集合了马基雅维利和克劳塞维茨的特点，强调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为决策者提供“切实的行动指导”。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到考底利耶及其《政事论》传达的是真正激进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甚至详细描述了决策者应该如何运用暗杀、间谍和酷刑等手段。修昔底德详细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性，但也未脱离道德和公平问题，而考底利耶对于道德相对性的看法却让一些读者不寒而栗，因为考底利耶似乎在强调不存在永恒的道德，评判行为道德与否的唯一准绳是结果，只要结果正确那么整个过程就是道德的。韦伯也因此认为与《政事论》相比，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表达出的现实主义精神显得非常温和。

考底利耶提出现实主义思想的时间非常早，他系统继承了印度古代思想中对于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强调国际体系的鱼类法则，即“大鱼吃小鱼”的法则，与后世诸如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摩根索所言“人的本性带来国家间权力的争夺”，以及沃尔兹的“无政府状态”思想，都可谓异曲同工。这里的时间先后顺序是清楚明晰的，以至于印度学界对韦伯所指出“考底利耶是印度的马基雅维利”的提法不满，诘问为何马基雅维利不能是“意大利的考底利耶”。

在印度和东南亚等地方，曾流传过托名加曼达格（Ka-mandaki）所编著的印度教政体论权威著作《处世精要》（Nitisara），该书写作年代约在公元8世纪上半叶，是根据《政事论》主要观点编纂而来。时至今日，这些印度古代思想的经典著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并影响着当前政治讨论。印度政客们经常引用这些经典著作中的人物和话语，在批评对手的同时提高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在印度，德里的使馆聚集区被称作“Chanayakyapuri”（字面意思“考底利耶之城”），德里还有专门的考底利耶大道（Kautilya Marg），考底利耶思想的影响无处不在。

《政事论》旨在帮助国家扩张领土、扩大权力和发展经济，其主要的思想启示来自印度婆罗门教四大圣典，即《梨俱吠陀》（Rig Veta）、《娑摩吠陀》（Sama Veta）、《夜柔吠陀》（Yajur Veda）和《阿达婆吠陀》（Atharva Veda），以及被誉为第五吠陀的《往世书》（Puranas）和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根据四大吠陀的思想，国际关系的准则是“鱼类法则”，即大鱼吃小鱼，最终生存下来的是Vijigishu或者Chakravartin，Vijigishu字面意思是占领者，意指攻城略地的国王，而Chakravartin是转轮圣王，是统一天下的圣王。当然这里指称的国王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即旨在扩张领土和一统天下的王国。

根据考底利耶在《政事论》里的总结，志在征服次大陆的国王居于中心位置，强大的邻国是天然的敌人，敌国的邻国是国王天然的盟友，由此构成一种以印度为中心的“曼荼罗”花环结构。一个个彼此交叉的曼荼罗花环形成无限循环的国际体系模型，体系里存在征服者、盟友、敌人和中立者四种行为体，但国王以征服为己任，因此其他国家要么是盟友要么是敌人，对外战略的目标是联合盟友制衡强大的敌人，中立者只是一种暂时定位，要么是潜在的敌人，要么能通过外交策略转化为盟友。不难看出，“曼荼罗”体系论关注势力范围、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等，可以认为是考底利耶版本的“均势”思想。

考底利耶认为，一个志在开疆拓土的国王应该从曼荼罗体系中得到启发，自己的国家居于整个轮辐的中心，盟友是辐条，拱卫在周围，但自己和盟友被介于中间的领土分开。《政事论》的地区秩序观总体遵循权力政治的基本理念，强调国家行为准则是实用主义，国家行为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考底利耶被后世誉为印度的俾斯麦，他曾悉心教导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将这位年轻的刹帝利培养成为优秀的国王，并作为军师和丞相帮助后者建立了不可一世的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

考底利耶认为国家的福祉取决于积极的外交政策，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如果自己和盟友对其形成夹击之势，通过不断的骚扰和破坏，就可以削弱敌人。考底利耶从来都强调基于利益的结盟，在国力弱小的时候，可以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对抗强大的敌人。这符合《摩诃婆罗多》中毗湿摩对坚战的教诲，“国王发现自己力量薄弱，就应该与大臣们商议，与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缔约结盟”。因为国家利益是根据时势而随时变化的，因此“不顾实际利益，一味信任朋友，不信任敌人，他的生命不会安全”。这种古代思想对盟友和结盟的认知也符合现代研究的发现。查尔斯·凯格里（Charles W.Kegley）对1816—1965年的联盟案例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发现在危机爆发后，大约27%的盟国根据盟约承担了义务，61%的成员国选择了中立，还有12%的成员国攻击盟友。他认为盟国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主要在于它们有不同的信任文化。这些思想和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印度战略界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知，对于理解印度邻国政策和地区秩序观有着很好的启示意义。

印度古代思想对国际关系的认知受到了次大陆地理位置相对封闭这一因素的影响。历史上不同时期都出现过主导次大陆的帝国，这些帝国倾向于将次大陆视为自己的后花园和势力范围。自考底利耶时代以来，印度战略文化就具有浓重的次大陆特征，考底利耶战略思想也强调印度无法独立于其他邻国实现国家安全和发展，如何处理次大陆邻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独立以后印度外交的优先方向。对于印度在次大陆的外交战略，考底利耶“曼荼罗”体系提出了几个著名的论断：一是以印度为中心，将包括邻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分为不同等级并施之以不同的策略；二是根据“鱼类法则”，将强大的邻国定义为印度天然的敌人；三是强调“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控制弱小的邻国，制衡强大的邻国，从而维护印度的主导地位。

鉴于以上启示，本文将在印度战略文化视阈下，审视印度地区观的演变和邻国外交的实践。冷战时期，在尼赫鲁不结盟思想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英迪拉·甘地提出了印度版“门罗主义”，强调巩固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在处理与南亚小国的关系时展现出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特征。冷战结束后，印度地区秩序观迎来转折。古杰拉尔主义符合印度古代战略思想的启示，表明印度开始在新时期尝试“睦邻”政策。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和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接续发展了印度“扩展的睦邻政策”，但与古杰拉尔主义一样，其核心内容与英迪拉的干涉主义策略目标相似，仍然是强调域内小国在内政外交问题上应首先考虑印度利益。新时期，美国推行“印太战略”成为印度调整对外战略的契机，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义国际关系观开始将更多目光投向延伸邻国，希望联合更多区域内国家来制衡不断崛起的邻国。本文将尝试在印度古代思想基础上理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地区秩序观，并审视莫迪政府“印太愿景”下对邻国和延伸邻国（Extended Neighborhood）的外交理念与实践。

二、“英迪拉主义”与印度地区

秩序观的发轫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较长时间内主导了印度建国以来的外交理念发展与实践，尼赫鲁在担任总理并亲自兼任外交部长的17年里，给印度外交烙上了清晰的个人印记。尼赫鲁十分推崇考底利耶和《政事论》的思想，在《发现印度》一书中，他就多次提到《政事论》思想对于现代印度政治和文化的适用价值。在邻国外交思想方面，尼赫鲁秉承了“视南亚次大陆为印度后院”的理念，致力于防止域外国家（尤其是苏联和美国）介入次大陆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尼赫鲁发起的不结盟运动也部分服务于这一目标，尼赫鲁引导了印度国内关于不结盟战略的讨论，并在考虑印度独特地缘位置之后提出了这一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政策主张。面对当时冷战格局下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尼赫鲁坚持从国家利益出发，没有加入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从而避免了因为与任何一方结盟而可能导致的盟友牵绊，并借助不结盟策略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印度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留下空间。

在国际环境方面，南亚地缘次大陆相对次要的战略地位，使得美国和苏联选择容忍印度与对手保持合作关系，尼赫鲁的不结盟策略帮助印度在美苏两个对立阵营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抵御住了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不结盟也因此成为冷战期间印度外交的主要标签之一。总体来看，尼赫鲁时期的地区秩序观因其不结盟色彩而具备更多的国际主义色彩。尼赫鲁前期的不结盟战略取得一定成效，得益于在区域层面印度具有相对于南亚小国的绝对实力优势，其坚持采用单边主义手段处理与巴基斯坦间的矛盾、处理与锡金和尼泊尔等域内小国关系，反映了其邻国外交的大国沙文主义特征。尼赫鲁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邻国外交理念，帮助印度在短时间内稳定了地区秩序，使印度得以在国际舞台上以“南亚地区发言人”自居。尼赫鲁构建了以印度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为印度走向国际舞台奠定了地区秩序基础。

不过1962年印度与中国的边境冲突，暴露了印度军事实力不足的弊病，这表明尼赫鲁并没有充分理解和运用考底利耶关于权力政治竞争的全部思想，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则通过自己的外交捭阖，展示了其对考底利耶外交理念的娴熟运用。

在外交战略方面，英迪拉基本坚持尼赫鲁时期的不结盟政策，但强调印度的目标不是避免卷入大国竞争，而是以保持与两个超级大国的良好关系、同时不加入任何一方的方式实现战略自主。英迪拉政府借鉴美国的“门罗主义”，对外表明了对次大陆事务的态度，即印度视南亚次大陆为自己的“后花园”，在区域内有着特殊的安全和战略利益诉求。区域内国家在外交和安全上有任何需求，应首先寻求印度的帮助，而区域外国家涉入次大陆事务将被印度视为不友好举动，外界也因此认为英迪拉政府是在借此宣示印度版的“门罗主义”。有别于尼赫鲁时期通过不结盟运动谋求发展中国家领导地位的做法，英迪拉的地区“门罗主义”本质是在承认印度国家实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明确将区域事务视为印度外交战略的重点，发挥印度相对于南亚小国的绝对实力优势，在南亚地区打造以印度为中心的地区权力结构。

根据考底利耶的启示，印度的中小邻国无时无刻不想着制衡印度，英迪拉对中小邻国的“门罗主义”外交战略是确保这些邻国执行亲印政策，并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武力干涉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英迪拉任内，印度吞并锡金、涉入斯里兰卡国内冲突、利用东巴基斯坦动乱局势肢解巴基斯坦等举措，也可以认为是遵循考底利耶战略文化的代表性政策。特别是在巴基斯坦问题上，英迪拉政府利用中美苏之间的博弈态势，主动跟苏联签订《印苏和平友好协定》，从而在1971年印巴战争中，利用苏联延缓和牵制了美国可能发起的干预，被萨仁山认为是借鉴考底利耶“曼荼罗”体系思想下的一次经典之作。

拉吉夫·甘地接任印度总理后，印度基本延续了英迪拉时期的印度区域秩序观。拉吉夫继承了英迪拉积极涉入南亚次大陆国家内政的政策，并在斯里兰卡国内局势恶化之后，作出了派兵进入斯里兰卡进行维和的决定。不过当时印度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层面，里根政府开始推动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的缓和。区域层面，1986年11月，印度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边境地区开展“黄铜针”（Brasstacks）演习，投入50万兵力引发大规模军事对峙。1987年，中印边境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对峙，且持续较长时间。与此同时，印度与周边主要国家和中小邻国关系也在持续交恶，使得印度在新时期的大国外交和地区外交都有孤立之虞。

拉吉夫政府在维持区域秩序稳定方面开始采取相对柔和的做法，并尝试主动缓和与邻国关系，例如成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并援引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的教导，希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能帮助印度发展与南亚中小邻国的友好关系。拉吉夫还推动印度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争取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支持印度贷款请求以缓解印度的国际收支困境。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拉吉夫成为自尼赫鲁以来首个正式访问中国的印度总理，印度重回大国平衡外交的轨道。

三、“古杰拉尔主义”与印度地区

秩序观的转折

印度战略文化视强大邻国为天然敌人的传统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历任印度总理的对华外交都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认知倾向，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争端更是加剧了印度战略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与印度独立以来相对缓慢的国家发展历程相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相对成功的大国发展路径，使得印度战略界日益将中国作为自己的参照对象。从印度面临的外部战略环境来看，美国与南亚中小国家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这进一步削弱了印度对区域内中小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印度国内经济改革步伐缓慢，印度经济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长速度并不如人意，而印度相对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印度对区域内中小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在缩小，此时中国的崛起成为印度战略界在区域外交中的重要关注点，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成为这一阶段印度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

印度战略界开始进一步反思如何处理与这些中小邻国的关系。1991年至1996年，纳拉辛哈·拉奥担任总理期间，印度开启了经济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此前相对封闭的印度经济开始向世界打开大门，这也意味着印度开始以合作的态度看待它与区域和世界的关系。1994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奥在访问新加坡时正式提出了“向东看”（Look East Policy）策略，向外界表明印度将积极发展同东亚、东南亚和更广泛的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

1996年，时任印度总理古杰拉尔提出了印度处理与邻国关系的五条基本准则：第一，在处理与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的关系时，印度单方面展现诚意和信任，不要求它们做出同等回报；第二，任何南亚国家不应该利用其国土从事损害区域内其他国家利益的行为；第三，南亚国家之间相互不干涉内政；第四，所有南亚国家应尊重彼此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第五，南亚国家通过双边谈判的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这套主张后来被冠之以“古杰拉尔主义”的名称。古杰拉尔主义代表了印度地区观的转折点，是印度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调试邻国外交政策的新尝试，成为印度在新时期尝试“睦邻”政策的肇始。

尽管如此，印度政府在实际执行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并未放弃其地区观的“门罗主义”理念。例如印度对外明确表示如果周边邻国试图将任何双边问题国际化或支持任何不利于印度国家利益的行为，都将导致印度终止不求回报的睦邻政策，同时印度明确宣示古杰拉尔主义并不适用于同是印度邻国的巴基斯坦，进一步彰显了其地缘竞争的本质。古杰拉尔本人后来在自传中也表示，“古杰拉尔主义的逻辑是印度在西面和北面同时面临两个敌对国家，因此我们西部与其他邻国保持‘完全和平’（total peace），以便全力遏制巴基斯坦和中国在南亚区域的影响力”。古杰拉尔本人担任印度总理的时间很短（约10个月），但其提出上述策略时遵循了印度古代战略思想的教诲。从表面看，古杰拉尔主义是印度对次大陆小国的单方面示好，但其核心目标与英迪拉的干涉主义策略相似，那就是博得这些国家的信任，防止它们主动引入其他国家介入域内事务，从而使印度可以专注于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竞争。

20世纪末，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帮助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快速崛起并成为全国性政党，瓦杰帕伊作为印人党的总理候选人在世纪末上台执政，并在2000年左右正式提出了“扩展的睦邻政策”。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C.Raja Mohan）认为这是印度在重新发现“扩展的邻国”对印度区域战略的重要作用。不过“扩展的睦邻政策”核心思想仍是削弱南亚小国的安全和外交自主地位，维护印度在南亚的霸权地位。因此，“睦邻政策”也被认为是“古杰拉尔主义”的进一步优化。

曼莫汉·辛格曾在拉奥政府的财政部担任部长，是印度经济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其任内进一步明确了印度“在南亚的目标是寻求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邻里关系，加快域内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时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明确将巴基斯坦列入上述邻国政策范畴。曼莫汉·辛格延续并实践了拉奥政府提出的“向东看”政策，致力于推动印度与东南亚国家间经贸往来。2004年，曼莫汉·辛格担任印度总理之后，延续了“扩展的睦邻政策”，并在“向东看”政策的基础上提出“向西看”政策，以推动与海湾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曼莫汉·辛格还发展了“扩展的睦邻政策”的政治和安全内涵，例如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印度海军成功执行撤侨任务之后，曼莫汉·辛格在印度议会发表讲话，明确指出“西亚是我们扩展的邻居，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影响印度的安全和核心利益”。可以说，从“古杰拉尔主义”提出睦邻政策以来，加上瓦杰帕伊和曼莫汉·辛格政府接续发展“扩展的睦邻政策”，“睦邻”已经成为印度历届政府延续和不断发展的区域政策的核心词汇之一。

从拉奥时期的“向东看”到曼莫汉·辛格时期的“向西看”，从“古杰拉尔主义”的“睦邻”关键词到瓦杰帕伊和曼莫汉·辛格接续发展“扩展的睦邻政策”，印度外交的内核始终是强调域内小国在内政外交问题上应首先考虑印度利益、保持在中印竞争中站队印度等战略倾向，带有天然的胁迫性质。在印度战略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印度对于南亚中小邻国的外交目标始终是从主导国位置做出的，那就是印度不能允许任何邻国采取任何可能有损印度安全的外交和国防政策。这一目标使得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充满了胁迫性，可以说印度战略文化中的强权理念正让域内中小国家进一步远离印度。

四、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地区秩序观

与“邻国优先”政策

2014年以来，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展现出长期执政态势，印人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特征更加明显，莫迪本人领导风格强势，莫迪政府外交战略具备清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国际关系观印记。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末瓦杰帕伊领导的印人党政府并没有给印度外交留下很明确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国际关系观的印记，主要原因是瓦杰帕伊本人相对温和的领导风格和执政时间较短。在莫迪时期，印度展现了更明确的大国地位追求，莫迪政府以来，印度政治精英日益倾向于从强现实主义角度看待中国崛起和由此导致的印中竞争，认为一个日益强大的印度，需要正面回应中国带来的挑战，这也成为莫迪对华战略主动性和进攻性的主要认知基础，其地区秩序观更突出了与中国的竞争。这既反映了印度传统文化中对近邻中强国即敌国的认知倾向，也有对当前国际格局的独特认识。

在探讨莫迪政府的地区秩序观之前，有必要了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国际关系观。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萨瓦卡尔（V.D.Savarkar）和马达夫·戈瓦尔卡（Madhav S.Golwalkar）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包括人民同盟（Jana Sangh）、印人党等在内的印度右翼力量意识形态，在这些右翼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这些思想主张也有了影响内政外交决策的机会。实际上，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人民同盟和印人党的核心理念都强调领土观点，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印度教国家论”的主要提倡者萨瓦卡尔。萨瓦卡尔提出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主要强调同一个族群拥有同一片土地，也有着共同的文化特点，这三者都源自古印度吠陀（Vedic）的黄金时代，是缺一不可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组织之一，这个半军事化的组织为印人党等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干部，戈瓦尔卡提出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初衷就是复兴印度教价值观。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本质是现实主义的，萨瓦卡尔和戈瓦尔卡都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他们认为印度需要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对战争，保护印度不受他国的强权压迫和威胁。不过戈瓦尔卡的思想与国际关系古典现实主义思想有所不同。古典现实主义思想中的实力指的是物质实力，但戈瓦尔卡强调印度的实力必须来自“坚定的、排他的民族主义”（assertive and exclusionary nationalism），从而为提倡和发展他的印度教特性理论找到了依托。萨瓦卡尔和戈瓦尔卡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国民志愿服务团，也塑造了印人党的意识形态和外交观念。

莫迪时期的印度对快速崛起的中国抱有高度警惕，考虑到两国历史上曾经爆发过边境冲突，中国具备成为印度国家安全“假想敌”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印度战略界正在形成共识。实际上，早在莫迪政府执政之前的2012年，印度战略界的精英人士就共同撰写了《不结盟2.0》。这是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报告，意在渲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认为印度应该坚持执行不结盟2.0战略，主要就是关注中国崛起给印度带来的外部挑战，并探讨如何在具体议题上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应对中国。这些战略认识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国际秩序观不谋而合，后来莫迪政府的对外实践，尤其是邻国和区域外交吸纳了该报告中的很多建议。

在印度自导自演的南亚地区乃至国际权力的竞争中，印度认为南亚中小国家正在吸引域外国家涉入区域事务，用考底利耶的话来说，就是那些对印度心怀不满的邻国正在联合强国来反对印度，例如印度一直认为南亚小国不仅借助南盟（SAARC）机制集合力量抗衡自己，还一直尝试将中国拉入南盟。这给印度的邻国外交战略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在视强大邻国为天然对手的传统之下，印度开始将目光投向邻国的邻国，希望联合更多区域内国家来制衡不断崛起的邻国。因此，莫迪政府延续了曼莫汉·辛格时期将邻国置于外交政策优先地位的外交政策，但赋予了全新的内容，例如强调印度主导邻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印度对邻国发展援助应与印度安全利益挂钩等。对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来说，“邻国优先”政策只是为新时期“门罗主义”外交提供一种区域层面的保护，本质上仍是自尼赫鲁时期以来“不结盟主义”的延伸，即印度不欢迎域外大国干预域内事务，外部国家与域内中小国家发展关系时要尊重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和印度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

莫迪政府的邻国外交政策成为这种战略和观念的外化和实践。莫迪就任总理后的首访选择了南亚小国不丹，随后又去了尼泊尔，成为近20年来首位访问这两个国家的印度总理。他还顶住国内压力，主动让步并促成印度议会批准了印度与孟加拉国的边界协定，试图改变两国围绕边界和非法移民等问题导致的紧张关系。考虑到印度与这些南亚小国历史互动中的各种霸权行径，莫迪政府的小恩小惠举措显然无法打消它们对印度的战略疑虑。印度对于次大陆国家的外交目标始终是从主导国位置提出的，那就是印度不能允许任何邻国采取任何可能有损印度安全的外交和国防政策。这一目标使得印度在次大陆的战略充满了胁迫性。莫迪政府未能改变印度在区域内的肆意操弄、颐指气使的作风，例如，印度因不满尼泊尔修宪条款而发起禁运并造成尼泊尔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因孟加拉国和岛国马尔代夫的外交独立倾向而与两国龃龉不断，乃至以遏制中国影响力为名干涉斯里兰卡政局。

莫迪政府胁迫外交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导致一段时间内印度与南亚邻国的关系恶化，在此形势下莫迪政府不得不转而尝试对邻国采取怀柔措施。莫迪政府在前几届政府邻国政策基础上提出了“邻国优先”（Neighbourhood First）政策，核心思想仍是响应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强调印度位于体系的中心，最重要的目标是管理好与近邻的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莫迪政府在执行“邻国优先”过程中采取了实用主义拉打结合的策略，试图缓和与中小邻国间的关系。但莫迪政府的区域政策没能帮助印度逆转对周边小国影响力相对下降的趋势，反而导致印度提出的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和“孟不印尼”（BBIN）合作倡议等计划因为南亚小国态度消极而裹足不前。

莫迪政府对印度的远邻，尤其是广大的东南亚地区的战略主张也颇具延续性，同时强调积极主动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自冷战以来，印度外交精英们提倡的“向东看”便集中反映了“曼荼罗”思想远交近攻的策略本质。莫迪政府上任后发展了此前的“向东看”政策，正式推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表明莫迪政府将接续拓展印度外交的地理属性，在不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上向更广泛的“印太”区域进发。莫迪政府发布《2009年海军战略（2015年更新版）》，明确提出印度海洋利益覆盖“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德曼海及沿海地区”，以及“印度洋西南方向，包括印度洋岛国和非洲东海岸沿海地区”，囊括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泛区域。2018年1月25日，莫迪更是借印度-东盟峰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楚的信息，那就是印度历届政府正携手东盟试图将“东盟中心地位”构建为印度“印太愿景”核心内容之一。印度与东盟的关系被提升到战略高度，莫迪多次访问东盟并加强了与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和缅甸等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互动，包括利用越南与中国的竞合心态，试图协调印越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从而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加入制衡中国的因素。莫迪政府拓展邻国的策略选择，将印度的战略视野投向马六甲海峡以东更广阔的南海地区，通过争取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支持，让印度制衡其最强大的邻国有了更多抓手。

印度的东南亚外交政策添加了很多拉拢与合作的内容，但是印度战略文化中以利益为基础的合作理念，也影响了印度与东盟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印度战略界坚持从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角度看待与东盟的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印度与东盟之间有自贸安排，但2018年印度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赤字约1050亿美元。印度国内倾向于认为这种带来巨大贸易赤字的自贸协定，将冲击印度国内企业的发展和损害印度就业。2019年12月，莫迪政府宣布退出即将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核心理由之一就是RCEP并不符合印度利益。这不仅使得印度错失了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秩序的良机，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印度在“印太愿景”中坚持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落空，莫迪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从双边关系的范畴经营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五、莫迪政府“印太愿景”的

地区秩序意涵

印度战略文化对于考底利耶及其《政事论》提出的传统治国术推崇备至，莫迪本人也十分认可考底利耶及其思想的重要作用，他曾经将尼赫鲁时期的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达尔·帕特尔（Sardar Patel）称为“现代印度的考底利耶”，而莫迪上任以来在大国竞争中的策略运用也得到了一些印度学者的首肯，他们甚至相信莫迪将成为引领印度的“当代考底利耶”。莫迪时期的印度总体坚持了“战略自主”政策，只不过印度在国际层面更加青睐制度化的古典多边主义外交，例如利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制衡中国和进行国家间资源交换，从而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在区域层次，印度致力于提高“在受到外部干扰最小的情况下追求国家利益的能力”。因此，印度虽然事实上已经抛弃了不结盟政策，但其通过微调战略自主策略，为利用大国制衡态势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和增强自身实力营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莫迪政府“印太愿景”体现了以考底利耶为代表的印度古代战略思想的很多内容。印度希望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国体系，借此对冲和制衡认知中的中国崛起挑战，同时服务于印度的大国梦想。根据考底利耶提出的告诫，在国力弱小的时候，可以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对抗强大的敌人。在莫迪政府看来，美国具备遏制中国的决心和实力，最合适的合作对象非美国莫属，而在美国的遏制战略中，印度也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从地区主义的角度来看，莫迪政府倾向于把广泛的“印太”区域视为印度的邻国区域的拓展延伸。面对新时期的大国竞争，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开始助推“印太”概念，尤其是美国极力推行“印太战略”、高度重视印度地位和作用，为印度各界精英提供了调整印度外交战略的契机。

莫迪政府“印太愿景”的核心主张就是强调利用美国围堵中国崛起的战略契机发展印度自身实力。莫迪政府认定当前国际环境有利于印度打造遏制中国的统一阵线，其任内的印度已经不再掩饰联合美国共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印美两国在围堵中国方面找到了利益契合点。早在奥巴马任期内，印度就已被提升为美国“主要军事伙伴”（Major Defense Partner），双方还签订了《后勤交流备忘录协议》，引发学界关于印度在大国关系中全面向美倾斜、印度正在偏离不结盟政策的讨论。印度国内媒体也注意到政府对美战略靠拢的明确趋势。2016年6月，莫迪访美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表示印美关系“已经克服了历史上的迟疑”，印美即将成为彼此理想的合作伙伴，并再次启用“天然盟友”来描述对印美关系的憧憬。莫迪积极呼应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于印美关系将成为21世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双边关系的提法，美国也开始主动帮忙提升印度国际地位。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推出“印太战略”，致力于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立与发展。2020年10月，美印签署《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合作协定》（BECA），标志着美印军事合作已经上升到准盟友层次。拜登政府继承并加大力度推行“印太战略”，决意在军事安全和地缘经济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激烈竞争”，这进一步凸显了印度的地缘战略作用。印美地缘经济合作水平快速提升。2021年，印美双边贸易总额达1134亿美元，印度对美出口730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326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已正式成为其最大出口市场，同时也是最大顺差来源国，美国在印度经贸战略中的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莫迪政府充分认识到国际政治竞争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其任内推行的对外经济合作以提升印度经济和技术实力为主要目标，此时的印度明显加强了对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视力度，经济发展推动军事技术发展的路径成为印度提高自主能力的主导思想。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之下，莫迪政府推动印美军事技术合作取得长足发展：2018年，印度被美国列为“战略贸易授权1类”（STA-1）国家，成为继韩国和日本之后第三个获得此类贸易授权的亚洲国家，这意味着印度可以获得受美国政府管控的敏感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产品。这为印度从美国采购高精尖技术类武器扫清了法律和政策障碍，有望减少印度对俄制武器依赖，美国也在较短时间内就成为对印军售额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并推动印美在“印太”框架下的军事技术合作。

印美军事技术贸易快速发展，但印度坚持了武器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策略，以避免在武器进口方面高度依赖单一国家。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2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与2012—2016年相比，2017—2021年印度虽然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但这段时间内印度武器进口额下降了21%，其中印度从俄罗斯的武器进口额下降幅度达到47%，使得自俄进口武器总额从此前占印度进口武器总额的69%下降到46%。与此同时，印度自法国的武器进口额在这段时间内增加了10倍。虽然外界观察到印美军技贸易上升和印度减少对俄制武器的依赖这一趋势，但是基于持续推进武器进口来源多样化和本土制造的目标，印度将在未来防止对任何一方形成武器进口依赖，并着眼于本土制造。印度国防部的军购招标越来越倾向于本土企业就表明了这一点。印度国防部计划于2022—2023年将68%的采购预算用于国内本土制造军品，并加大印度私营工业企业的作用，后者预计将消化25%的国防采购预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美军品贸易的规模和深度。

印美关系的上述进展表明，印度虽然积极发展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但对于印美结盟却保持审慎态度。对于印度战略界来说，当前国际地缘态势有利于印度参与大国竞争，尤其是美国在其“印太战略”框架下，加大对印度的战略拉拢力度，试图形成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为基础的区域联盟，因此美国的战略拉拢符合印度战略界对当前国际环境和印度地缘政治优势的认知，加快了莫迪政府涉入“印太”事务的进程。但是印度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正式加入美国组建的盟友网络。根据考底利耶的启示，印度注定成为征服者，一旦印度选边站队，世界格局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两极化，如果与美国结盟，印度将只能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里扮演次要角色，也将难以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对手合作。印度认为与美结盟会让自己背上过重的战略包袱，因此即便是在2020年与中国发生严重边境对峙之后，印度也没有采取完全倒向美国的战略。研究表明，美国会施压盟国，限制其发展对华经贸关系，这成为与美国结盟需要付出的潜在成本。与考底利耶的告诫相符的是，莫迪政府发现与美国结盟除了需要考虑直接成本，还需要支付其他间接成本，因为在中国之外的其他战略议题上，印度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契合。例如在对俄罗斯、伊朗等国政策方面，印度与这些国家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恐怕难以响应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各种制裁措施。

那么该如何理解印度对美战略选择呢？印度外长苏杰生（S.Jaishankar）在其2020年的著作《印度之道》中指出，在中国崛起态势日益明确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反而更值得关注，此时印度坚持制衡策略有助于保持大国竞争的均势，减少权力转移可能造成的大国冲突。莫迪政府对美外交政策也表明了印度在大国政治上的制衡策略偏好。这表明印度战略界更愿意相信考底利耶的教导，印美利益的范畴和取舍原则各不相同，这决定了印美关系的发展高度。印美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两国各自与中国冲突时双方利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以及能够给对方提供多大程度的军事支持。美国有着广泛的全球利益，在区域层次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对外战略利益排序首先是美国自身，其次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再次是其他盟国，又次是紧密伙伴国，其他一般伙伴国、竞争对手与敌人则成为可以打压的对象。印美关于“航行自由”的立场分歧就是例证之一。美国自1983年就开始实行“航行自由计划”，反对其他国家限制其航行和飞越权利，但相关行动一般只针对与其关系不友好的国家。2021年4月，美军驱逐舰“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号在印度拉克沙群岛（Lakshadweep Islands）附近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强调在印度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进行军事演习或演练无需事先征得印度同意，印度的要求不符合国际法。印度政府对于美军活动未事先征得印方同意表示关切，强调应“优先考虑国际法在海洋领域的作用”，认为一国政府有权限制外国军舰在其专属经济区活动。印美对航行自由的立场分歧公开化。

印美分歧并不止于此。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印度并未追随欧美国家的对俄大规模制裁，导致印度与美国等国家的关系持续紧张。不过对于印度战略界来说，印度保持与俄罗斯关系，并趁此机会低价采购俄罗斯石油，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的外交被动态势，又服务于印度自身的能源安全战略，这是莫迪政府利用有利国际形势确保印度国家利益的例证之一。印度外长苏杰生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是唯一主导霸权国，但是如今美国必须认真对待，并且在与印度打交道时考虑到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四国集团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效，是因为我们四个国家都给予彼此同等的地位和理解”。苏杰生重申，印度正在重新回到它在世界舞台的位置，“我们是印度人，我们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我们正在主张自己在世界舞台的位置”。2022年9月9日，“印太经济框架”（IPEF）第一次部长级会谈结束，印度选择退出四大支柱之一的贸易谈判。印度也是赴美参会的13个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印太经济框架”的国家。事实证明，印度的制衡策略发挥了一定的成效，印度保持大国平衡态势，正帮助其缓解美国战略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印度对美战略选择也在深刻影响美国外交，当前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也因为包括印度等在内的主要国家采取对冲策略而脆弱不堪。

六、结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自尼赫鲁以来印度历任领导人的外交实践给印度战略文化留下的都是实用主义印记，综合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一些特点，总体呈现出单边主义的思维模式、双边主义的外交实践和多边主义的外交姿态。由于南亚次大陆不是冷战对峙的主战场，尼赫鲁时期的印度在区域内一家独大，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借此提出印度版“门罗主义”，明确要求域内国家在外交和安全上有任何需求，均应首先寻求印度的帮助，而区域外国家涉入次大陆事务将被印度视为不友好举动。冷战结束后，印度一度提出以对邻国怀柔为主的“古杰拉尔主义”，并在瓦杰帕伊和曼莫汉·辛格时期进一步发展出“扩展的睦邻政策”，但核心思想仍是削弱这些国家的安全和外交自主地位，维护印度在南亚的霸权地位。莫迪政府坚持但没有简单重复尼赫鲁以来的不结盟政策，而是延续了印度视强大邻国为天然对手的传统，强调利用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契机，并通过其“邻国优先”政策，联合更多区域内国家来制衡不断崛起的邻国。

总结来看，莫迪政府在联美制华的同时保持对美的战略疑虑和防范，目的是对冲和制衡印度教民族主义认知中的中国崛起挑战，同时服务于印度的大国梦想。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哈皮蒙·雅各布（Happymon Jacob）对莫迪政府以来印度外交姿态有个很好的总结：“印度决策者始终认为印度是国际体系的一极，所以那些想与印度合作的人必须学会如何与‘印度一极’打交道……想与印度在世界政治舞台合作，必须认清印度是合伙人而不是啦啦队长。不要问印度站哪一方立场，问印度是什么立场。”这符合莫迪政府一直强调的“印度追求世界多极化”主张，有助于理解莫迪时期的不结盟政策。然而，该主张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印度具有的地缘优势来自世界权力转移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等因素，印度需要依靠西方发达国家将对中国的担忧转化成对印度的支持，这种建立在综合实力劣势基础上的期望，并不具备牢靠的基础。其次，印度是否能够提出其他的身份主张选项，从而确立印度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亚洲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仍存在疑问。仅就目前来看，印度在“印太”区域主张的所谓自由民主身份，只会使得印度主张与西方趋同，导致印度名义上主张第三条道路，但实际上却走向西方道路，莫迪政府强调的“印度不结盟”或“独立一极”也将成为空谈。

**作者简介：**谢超，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