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萨克斯：欧洲被美国忽悠着反俄反中，造就自身安全困境_风闻

Club提要：八月以来，特普会、特朗普会晤欧乌领导人等一系列外交斡旋接连上演，俄乌冲突的和谈进程似乎按下了“加速键”。在这场新的大国角力和斡旋中，欧洲却有可能被边缘化，既无法主导议程，也缺乏独立的安全与外交战略。

在这一背景下，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近日撰文，直言西方对俄罗斯威胁的夸大与炒作，使欧洲陷入对美国的从属地位和自身战略的混乱之中。他指出，欧洲在对华态度上的盲目军事化不仅损害自身利益，还会产生严重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削弱其经济与外交空间。

萨克斯同时提出，欧洲若要摆脱困境，就必须重建外交主动权，重审与俄中关系，在真正的安全利益与可持续发展上寻找突破。他的呼吁既是对欧洲现实的警醒，也折射出对欧洲仍有转圜机会的期待。

Club Briefing: Since August, a series of diplomatic maneuvers—from the Putin-Trump meeting to Trump’s talks with European and Ukrainian leaders—have unfolded one after another, seemingly pressing the “accelerator” on peace negotiations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Yet in this new round of great-power bargaining, Europe risks being sidelined, unable to set the agenda and lacking an independent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Against this backdrop, Jeffrey Sachs, renowned global development expert and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recently argued that the West’s exaggeration and hype of the “Russian threat” has trapped Europe in subservi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leaving its own strategy in disarray. He stressed that Europe’s blind militarization of its China policy not only undermines its own interests but also generates damaging spillover effects, further shrinking its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space.

Sachs contends that for Europe to break free of this predicament, it must reclaim diplomatic initiative, reassess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China, and seek breakthroughs grounded in genuine security interes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is call serves both as a sobering warning of Europe’s current reality and a reminder that opportunities for course correction still exist.

欧洲领导人带着泽连斯基前往白宫（图源：BBC）

当下，欧洲陷入了一个由自身造成的经济与安全困境：对俄罗斯的危险敌意、与中国的互不信任，以及对美国的极端依赖。欧洲的对外政策几乎完全由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恐惧所驱动——结果是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欧洲对美国的从属几乎完全源自对俄罗斯的深度恐惧，这种恐惧被东欧的“恐俄”国家以及关于乌克兰战争的错误叙事不断放大。在“俄罗斯是最大安全威胁”的信念驱动下，欧盟将经济、贸易、环境、科技、外交等所有其他外交事务都从属于美国。讽刺的是，欧洲紧紧依附于华盛顿，即便美国自身已在对欧外交中表现得更为虚弱、不稳定、反复无常，甚至危险，乃至公开威胁到欧洲在格陵兰的主权。

要开辟新的外交道路，欧洲必须克服其所谓“面临俄罗斯威胁”的虚假前提。布鲁塞尔—北约—英国的叙事认为，俄罗斯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只要有机会就会席卷欧洲。1945–1991年的苏联占领东欧，被当作今天这一威胁的“铁证”。但这种叙事严重误读了俄罗斯过去与现在的行为。

本文第一部分旨在纠正“俄罗斯对欧洲构成严重威胁”这一错误前提。第二部分将展望：一旦欧洲超越这种非理性的恐俄情绪，其对外政策将如何重塑。

​虚假的“俄罗斯西向帝国主义”前提

欧洲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的假设之上。然而，这一假设是错误的。事实上，俄罗斯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多次遭到西方大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入侵，因此长期寻求通过在自身与西方之间建立“缓冲区”来保证安全。这一争夺激烈的缓冲区包括当今的波兰、乌克兰、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这片区域正是西欧与俄罗斯之间最主要的安全困境所在。

自1800年以来，西方对俄主要战争包括：

1812年法国入侵俄国（拿破仑战争）

1853–1856年英法入侵俄国（克里米亚战争）

1914年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1922年协约国干涉俄国内战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期间苏联的宣传报

这些战争无一例外都对俄罗斯的生存构成了生死攸关的威胁。对俄罗斯而言，二战后未能彻底解除德国武装、北约的建立、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1991年后的北约东扩，以及美国在东欧不断扩张的军事基地和导弹系统，构成了二战以来对其国家安全的最严重威胁。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确实有过几次西向入侵：

1914年入侵东普鲁士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分割波兰及1940年吞并波罗的海三国

1939年11月入侵芬兰（冬季战争）

1945–1989年占领东欧并继续吞并波罗的海三国

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

欧洲普遍将这些事件视为俄罗斯扩张主义的铁证。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失真的，并被宣传所操控。在这五个案例中，俄罗斯的行动都源于其自身认定的国家安全需要，而非单纯为扩张而扩张。这一基本事实正是解决当下欧洲—俄罗斯冲突的关键。俄罗斯寻求的不是向西扩张，而是核心安全保障。但西方长期未能认识到，更遑论尊重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

接下来，我们逐一审视这五个被视为“扩张主义”的案例。

第一例：1914年入侵东普鲁士——可以立即排除在外。德意志帝国于1914年8月1日先向俄国宣战，俄国入侵东普鲁士完全是对德国宣战的直接回应。

第二例：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分割波兰并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在西方被视为俄罗斯背信弃义的铁证。但这种解读过于简单且错误。正如历史学家E. H. Carr、Stephen Kotkin、Michael Jabara Carley所揭示，斯大林当时积极寻求与英法结盟，共同抵御希特勒东扩威胁（生存空间、奴役斯拉夫人、击败布尔什维克）。但英法拒绝与苏联建立防御同盟。波兰更是拒绝在德苏开战时允许苏军进入波兰领土。西方精英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仇恨，至少与他们对希特勒的恐惧一样深。英国内部右翼精英在1930年代末甚至流行一句话：“宁要希特勒，不要共产主义”。

在无法达成防御同盟的情况下，斯大林转而通过划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来延缓即将到来的纳粹入侵，以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之战”争取时间。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波兰的分割和波罗的海的吞并可能确实延迟了德军的进攻，从而帮助苏联避免迅速败亡。

第三例：1939年冬季战争，在西方（尤其是芬兰）被视为俄罗斯扩张的明证。然而，其根本动机同样是防御。苏联担心纳粹进攻可能部分从芬兰方向发动，快速攻占列宁格勒。于是提出与芬兰交换领土：苏联希望获得卡累利阿地峡及芬兰湾部分岛屿，以换取其他俄方领土，从而更好防御列宁格勒。芬兰拒绝提议，苏联遂于1939年11月发动进攻。随后在1941–1944年“继续战争”中，芬兰果真加入了希特勒的战线对抗苏联。

第四例：冷战时期苏联占领东欧并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在欧洲被视为俄罗斯根本威胁的又一铁证。毫无疑问，苏联占领手段残酷，但其动机依旧是防御性的，这一点在西方叙事中完全被忽视。苏联为击败希特勒付出巨大代价，损失多达2700万公民。战后苏联唯一的核心要求，就是通过条约保障其安全，防止德国和西方再次构成威胁。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拒绝满足这一基本安全诉求。冷战的根源正是在于西方拒绝尊重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当然，西方叙事却反过来声称：冷战完全是苏联企图征服世界的结果。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历史学家们熟知，但在美国和欧洲公众中几乎完全不为人知。二战结束时，苏联寻求通过一份和平条约来确立一个统一、中立、非军事化的德国。在1945年7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一致同意“彻底解除德国武装并非军事化，消除或管控所有可能用于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当时设想的是，一个统一、和平、非军事化的德国。这一切原本应通过一份正式的战争结束条约加以落实。但事实上，美国和英国却竭力破坏这一核心原则。

英美苏领导人在1945年7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

早在1945年5月，温斯顿·丘吉尔就指示其总参谋长制定一份代号为“不可能行动”（Operation Unthinkable）的作战计划，准备在当年中期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尽管英国军方认为这场战争在当时不可行，但“美英应当为与苏联的战争做准备”的观念很快流行开来。军事规划者认为，最可能爆发战争的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初。丘吉尔的目的似乎在于阻止波兰及东欧其他国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在美国，同样是在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的数周内，美国最高军事策划者便已把苏联视为下一个主要敌人。美英迅速网罗纳粹科学家和高级情报人员（如纳粹头目莱因哈德·盖伦，他后来在美国支持下建立了德国战后的情报机构），开始筹划与苏联的未来战争。

冷战的爆发，主要源于美英拒绝履行波茨坦关于德国统一与非军事化的共识。相反，西方抛弃了德国统一的设想，把美英法三占区合并，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并在美国主导下对其进行再工业化与再军事化。到1955年，西德已被接纳进入北约。

历史学者们激烈争论波茨坦协定究竟是谁违约在先（例如，西方指责苏联未允许波兰建立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政府），但毫无疑问，西方对西德的再军事化是冷战的关键诱因。

1952年，斯大林提议以中立与非军事化为基础实现德国统一，但遭到美国拒绝。1955年，苏联与奥地利达成协议，苏联撤出驻军，以换取奥地利永久中立的承诺。5月15日，《奥地利国家条约》由苏、美、英、法与奥地利共同签署，结束了奥地利的占领局面。苏联的目标不仅在于解决奥地利问题，更希望借此向美国展示苏联在欧洲撤军与中立并存的成功模式。然而，美国再次拒绝以德国的中立与非军事化为基础结束冷战。甚至到了1957年，美国苏联事务权威乔治·凯南仍在BBC的“里斯讲座”中公开热切呼吁，美苏应达成相互撤军协议。他强调，苏联既无意图也无能力入侵西欧。但美国冷战派，由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领导，完全拒绝。德国的正式和平条约直到1990年统一时才最终签署。

值得强调的是，1955年之后，苏联确实尊重了奥地利以及其他欧洲中立国（包括瑞典、芬兰、瑞士、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中立地位。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最近声称，乌克兰应当拒绝中立，因为芬兰的中立“经历不佳”（2024年芬兰加入北约后结束中立）。这是十分荒谬的想法。芬兰在中立时期保持了和平，实现了显著的经济繁荣，并在《世界幸福报告》中长期位居世界前列。

约翰·F·肯尼迪总统展现了以相互尊重各方安全利益为基础结束冷战的潜在路径。他阻止了德国总理阿登纳从法国获取核武器，从而缓解了苏联对核武装德国的担忧。在此基础上，肯尼迪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成功谈判并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数月后，肯尼迪极可能因其和平倡议而遭CIA相关人员暗杀。2025年解密的文件证实，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当时正直接由CIA高官詹姆斯·安格尔顿操控。美国下一次对苏联的和平尝试是由尼克松发起，但他也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而该事件同样存在未解的CIA疑点。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通过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并推动东欧民主化，结束了冷战。我曾亲历其中一些事件，也见证了戈尔巴乔夫的和平努力。例如，1989年夏天，戈尔巴乔夫明确要求波兰共产党领导层与由“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派组成联合政府。华约的解体与东欧的民主化，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迅速展开，并促使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呼吁德国统一。这最终促成了1990年的两德统一条约，以及德、美、英、法、苏五国共同签署的“2+4条约”。在1990年2月的谈判中，美国与德国明确向戈尔巴乔夫承诺，北约在两德统一的背景下“不向东扩张一寸”，这一点如今在西方屡遭否认，但却有大量可验证的证据。这一关键承诺多次作出，却未写入2+4条约文本中，因为该条约仅涉及德国统一，而非北约的东扩。

第五个案例是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西方普遍将此视为俄罗斯“不可救药的西向扩张主义”的证明。西方媒体、学者与宣传机器最爱用的词是“无端的”，以此证明普京不但想恢复俄罗斯帝国，还图谋进一步扩张，因此欧洲必须为与俄罗斯的战争做准备。这完全是一个荒谬而巨大的谎言，但由于主流媒体不断重复，已经在欧洲广泛被接受。

事实是，2022年2月的俄国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挑衅的结果，甚至让人怀疑这是否是美国有意设计，用来把俄罗斯引入战争、以便削弱或击败它。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官员长期以来的一系列表态都证明了这一点。入侵发生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明确宣称，华盛顿的目标是“让俄罗斯虚弱到无法再做类似入侵乌克兰这样的事情。只要乌克兰得到合适的装备与支持，它就能获胜。”

2023年，奥斯汀与泽连斯基在基辅会面（图源：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美国挑衅俄罗斯的首要方式，是在违背1990年承诺，推进北约东扩，其关键目的在于围绕黑海布设北约国家，从而剥夺俄罗斯通过克里米亚海军基地投射力量至东地中海与中东的能力。本质上，这与帕麦斯顿和拿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目标相同：将俄国舰队逐出黑海。计划中的北约环绕圈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和格鲁吉亚，形成扼杀俄罗斯黑海海军力量的绞索。布热津斯基在其1997年的《大棋局》一书中明确描述过这一战略，坚称俄罗斯必然会屈服于西方的意志，并断言俄国绝不会与中国结盟对抗欧洲。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整个时期都充满了西方的傲慢（正如历史学家乔纳森·哈斯拉姆的经典论述所说），美国和欧洲自信可以毫无顾忌地推动北约和美军武器系统（如宙斯盾导弹）不断向东，而完全无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关切。西方挑衅的清单太长，以下仅作概要：

第一，违背1990年的承诺，美国自克林顿1994年宣布起正式推动北约东扩。当时，美国防部长佩里曾考虑因这一鲁莽举动辞职。1999年第一轮扩张纳入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同年北约对俄罗斯盟友塞尔维亚轰炸78天，将其肢解，并在科索沃设立大型军事基地。2004年第二轮扩张纳入七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及黑海沿岸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2008年，欧盟多数成员承认科索沃独立，背弃此前“欧洲边界不可更改”的承诺。

第二，美国单方面废弃核武控制框架：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尽管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仍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反导系统，并在2022年1月保留在乌克兰部署的权利。

第三，美国深度介入乌克兰国内政治，投入数十亿美元操纵舆论、扶持媒体、影响政局。2004–2005年乌克兰大选被广泛视为美国主导的“颜色革命”。2013–2014年，美国直接出资支持迈丹抗议，并推动暴力政变，推翻中立立场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为亲北约政权铺路。我本人在2014年2月政变后不久曾受邀前往基辅，当地一家深度参与迈丹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向我解释了美国资金在抗议中的作用。

2013–2014年，乌克兰迈丹抗议（图源：美联社）

第四，自2008年起，美国不顾多位欧洲领导人反对，坚持推动北约承诺未来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当时的美国驻俄大使伯恩斯发回著名电报《“不”就是“不”：俄罗斯的北约扩张红线》，明确警告俄国整个政治阶层坚决反对北约东扩至乌克兰，并担心此举会引发乌克兰内战。

第五，政变后，乌克兰东部俄裔地区（顿巴斯）脱离新政权。俄德推动签署《明斯克协议》，承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仍属乌克兰但享有类似意大利南蒂罗尔的高度自治。《明斯克二号协议》经联合国安理会背书，本可终结冲突，但基辅政权在华盛顿支持下拒绝执行自治，导致俄西外交彻底恶化。

第六，到2020年，美国帮助乌克兰扩军至约百万（现役加预备役），并支持其右翼武装（如亚速营、右翼部门）多次攻击顿巴斯，导致当地平民数千人死于乌方炮击。

第七，2021年底，俄罗斯提出《俄美安全协议》草案，核心是要求停止北约扩张。美国拒绝，重申“开放政策”，坚持第三国无权干涉。美国和欧洲多次公开重申乌克兰未来必入北约，并在2022年1月据称告诉俄方，美国保留在乌克兰部署中程导弹的权利。

第八，在2022年2月24日俄军入侵后，乌克兰很快同意在中立基础上展开和谈，谈判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3月底，俄乌联合发表声明称谈判有实质进展。4月15日，一份接近全面和解的协议草案已经成形。但此时，美国介入并告知乌克兰不会支持和平协议，而是支持乌克兰继续作战。

失败外交政策的高昂代价

俄罗斯从未对西欧国家提出任何领土要求，也未威胁过西欧，除了保留在遭受西方协助的导弹袭击时进行报复的权利。在2014年“广场政变”之前，俄罗斯对乌克兰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政变之后直到2022年底，俄罗斯唯一的领土要求是克里米亚，目的是防止其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落入西方之手。直到伊斯坦布尔和平进程在美国的干预下失败之后，俄罗斯才宣布吞并乌克兰的四个州（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如今俄罗斯的战争目标仍然有限，包括乌克兰的中立、部分裁军、永久不加入北约，以及克里米亚和四州划归俄罗斯，总计约占乌克兰1991年领土的19%。

这并不能证明俄罗斯存在向西扩张的帝国主义，也不是毫无缘由的要求。俄罗斯的战争目标是30多年来其不断反对北约东扩、乌克兰军备化、美国放弃核军控框架，以及西方深度干预乌克兰内政（包括2014年美国支持的暴力政变）的结果。

欧洲选择将过去30年的事件解读为俄罗斯不可遏制的向西扩张主义——就像冷战时期西方坚持认为苏联单方面应对冷战负责一样，尽管苏联多次提出通过德国的中立、统一与裁军来实现和平。正如冷战期间一样，西方选择挑衅俄罗斯，而不是承认其完全合理的安全关切。俄罗斯的每一个行动都被最大化地解读为背信弃义，从不承认俄罗斯的立场。这是安全困境的典型写照：对手之间完全各说各话，在错误假设下揣测最坏意图并采取进攻性行动。

欧洲选择以这种高度偏颇的视角来解读冷战和后冷战，其代价巨大，而且代价仍在不断增加。最重要的是，欧洲逐渐形成了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的认知。如果俄罗斯真的是不可救药的扩张主义者，那么美国确实是欧洲不可或缺的救世主；但如果俄罗斯的行为其实源于安全关切，那么冷战很可能早在数十年前就能在“奥地利中立模式”下结束，后冷战时期也可能成为俄欧之间和平与互信不断增长的时代。

事实上，欧洲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是互补的：俄罗斯在初级产品（农业、矿产、能源）和工程领域实力雄厚，而欧洲则拥有能源密集型产业和关键高新技术。美国长期以来反对欧俄之间因这种互补性而不断增长的贸易联系，将俄罗斯能源产业视为美国能源行业的竞争对手，更广泛地则将德俄之间的密切经贸投资关系视为对美国在西欧政治与经济主导地位的威胁。正因如此，美国早在乌克兰冲突爆发前就反对“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管道。拜登甚至明确承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终结“北溪二号”——然后这就变成事实了。美国反对北溪以及德俄经济联结，并非因乌克兰问题，而是出于根本原则：欧盟与俄罗斯必须保持距离，否则美国将在欧洲失去影响力。

北溪管道2022年被炸（图源：丹麦军方）

乌克兰战争与俄欧决裂对欧洲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欧洲对俄出口从2021年的约900亿欧元骤降至2024年的300亿欧元。能源成本飙升，欧洲不得不从廉价的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转向价格数倍于前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德国工业自2020年以来萎缩约10%，化工和汽车行业都在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盟2025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此后几年也只能维持在1.5%左右。

德国总理梅尔茨呼吁永久禁止恢复“北溪”天然气供应，但这几乎是德国的经济自杀契约。他的立场建立在“俄罗斯意图与德国开战”的认知上，但事实上，正是德国通过战争言论和大规模扩军在挑衅俄罗斯。梅尔茨声称，“我们需要对俄罗斯的帝国主义野心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他还说：“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有根深蒂固的战争恐惧。我不认同，但我理解。”更令人警惕的是，梅尔茨宣称“外交手段已经耗尽”，然而自他上台以来，似乎根本没有尝试与普京总统对话。此外，他也选择性忽视了2022年伊斯坦布尔进程中外交几乎成功的事实——在美国叫停之前。

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与对俄罗斯如出一辙。西方经常指责中国有“险恶企图”，实际上只是反映了自己的敌意。在1980至2010年间，中国迅速崛起为经济强国，这让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认为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不符合美国利益。2015年，美国战略家布莱克威尔与特利斯明确指出，美国的大战略是维护霸权，而中国由于体量和成功对霸权构成威胁。他们主张美国及其盟友采取措施削弱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例如将中国排除在亚太新贸易集团之外、限制高科技出口、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与其他限制、以及一系列反华措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措施并非因中国有具体“做错”什么，而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持续增长被认为不利于美国的主导地位。

在对华与对俄政策中，媒体战同样是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为例，西方声称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这一荒谬夸大的指控缺乏任何严肃证据，而西方却普遍对以色列在加沙对数万巴勒斯坦人的实际种族灭绝行为视而不见。此外，西方还散布大量关于中国经济的荒谬说法。例如，中国价值极高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融资建设现代基础设施）被污蔑为“债务陷阱”；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的巨大产能（如全球急需的太阳能组件）则被西方贬低为“产能过剩”，呼吁削减甚至关停。

在军事方面，对华的安全困境与对俄如出一辙，被以最危险的方式解读。美国长期宣称自己有能力切断中国的关键海上航道，但当中国为应对而增强海军力量时，却被指责为“军事化”；美国海军甚至宣称要为2027年前与中国的战争做好准备，而不是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安全困境。北约则越来越多地呼吁在东亚积极介入，对抗中国。美国的欧洲盟友通常也跟随美国在对华贸易和军事上的强硬路线。

欧洲新外交政策

欧洲把自己逼进了死角：对美国亦步亦趋，拒绝与俄罗斯直接外交；因制裁和战争失去经济优势；承诺大规模且不可承受的军费开支；同时切断与俄罗斯和中国的长期经贸联系。其结果是债务攀升、经济停滞，以及大战风险的不断加剧——这些或许对梅尔茨来说并不可怕，但对我们其他人而言应当感到极度担忧。最可能的战争甚至未必是与俄罗斯，而可能是与美国——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丹麦不“出售”格陵兰，美国就要“直接夺取”。欧洲很可能最终发现自己没有真正的朋友：既没有俄罗斯或中国，也没有美国，更没有对欧洲包庇以色列种族灭绝心怀不满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仍为殖民与后殖民记忆所困的非洲，更不用说其他地区。

萨克斯资料图

当然，还有另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条前景极为光明的道路，只要欧洲政治家能够重新审视欧洲真正的安全利益与风险，并把外交重新确立为欧洲外交政策的核心。我提出十个切实可行的步骤，以实现符合欧洲真实需求的外交政策：

第一，与俄罗斯直接建立外交沟通。欧洲缺乏与俄罗斯的直接外交接触，后果极其严重。欧洲甚至似乎信了自己的外交宣传，以至于不去同俄罗斯直接讨论核心问题。

第二，准备与俄罗斯就乌克兰和未来的欧洲集体安全通过谈判达成和平。最重要的是，欧洲应与俄罗斯达成一致：战争的结束必须基于一个坚固且不可逆的承诺，即北约不再东扩至乌克兰、格鲁吉亚或其他地区。同时，欧洲应接受一些对俄罗斯有利的乌克兰领土调整。

第三，拒绝对华关系的军事化，例如拒绝北约在东亚扮演任何角色。中国对欧洲安全不构成任何威胁，欧洲应停止盲目追随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妄想。相反，欧洲应加强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和气候合作。

第四，制定一套合理的外交制度架构。现行模式完全不可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基本上个“反俄喉舌”；而有限的高层外交则混乱地由欧洲个别国家领导人、欧盟高级代表、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或其不固定的组合来主导。简言之，欧洲根本没有清晰的外交发声人，因为根本没有统一的外交政策。

第五，欧盟应认识到自身外交政策需要与北约脱钩。事实上，欧洲并不需要北约，因为俄罗斯并没有要入侵欧盟的打算。欧洲确实应当建设独立于美国的防御能力，但成本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5%——这个数字完全是对俄罗斯威胁的荒谬夸大。此外，欧洲防务不应等同于外交政策，但近年来两者已被严重混淆。

第六，欧盟、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应合作推动欧亚大陆的绿色、数字和交通现代化。欧亚的可持续发展对四方都是共赢，且唯有通过和平合作才能实现。

第七，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应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目前全球门户被定位为一带一路的竞争对手，实际上两者应携手，共同为欧亚大陆的绿色能源、数字与交通基础设施融资。

第八，欧盟应加大对“欧洲绿色协议”的投入，加速欧洲向低碳未来转型，而不是将 GDP 的 5% 浪费在对欧洲毫无益处的军费开支上。这一投入将带来两大好处：其一是区域与全球的气候安全，其二是增强欧洲在未来绿色与数字技术中的竞争力，从而为欧洲创造新的增长模式。

第九，欧盟应与非洲联盟合作，在非盟成员国大规模扩展教育与技能建设。非洲人口从 14 亿将在本世纪中叶增至约 25 亿，而欧盟人口仅约 4.5 亿，非洲经济的未来将深刻影响欧洲。非洲实现繁荣的最佳希望就在于迅速提升教育与技能水平。

第十，欧盟与金砖国家应明确告诉美国，未来的世界秩序不是建立在霸权之上，而是建立在《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法治基础上。这才是欧洲乃至全球真正的安全之路。依赖美国和北约是残酷的幻想，尤其考虑到美国自身的动荡。相比之下，重申《联合国宪章》能够终止战争（例如结束以色列的有罪不罚，落实国际法院对“两国方案”的裁决），并预防未来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