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理形势的准确判断，是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的关键原因”_风闻

刘炳辉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文化纵横》华东研究中心主任

【导读】我国于今年9月3日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其相关消息不仅被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高度期待，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关注。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侮、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这场战争历时十四年，付出超过三千五百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最终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赢得了完全的胜利。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近代史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也使得我们有必要深刻地思考彼时作为极度落后之农业国的中国得以战胜作为世界头号列强之一的日本的原因。

本文指出，对地理因素的准确判断和利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中取得辉煌战果的关键原因。日本在入侵中国时，其主要目的在于掠夺中国的煤、铁、钨等重要工业和军事资源。因此，日军争夺与控制的区域是依据资源的类型与分布而有优先顺序的。那些具有关键资源的地区往往会发生中日双方的激烈交战和反复争夺。据此，本文指出要从战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日本的军事决策，并详细了分析了日军出于矿物和农产品等资源而入侵各地区的考量。

而我党正是深刻认识到了日军军事行动的资源动因，以聚焦重点地区而非均衡的策略打击日军，从而破坏了日军以战养战的策略，使其战争成本收益严重失衡。因此，日军逐渐深陷中国战场的泥潭，而最终招致失败。作者还强调，地理固然重要，但是“人和”也是必不可少的。抗日期间，我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以土改和民兵两个方法成功动员和组织人民，由此广泛激发了农民的参战热情。以“人和”驾驭“地利”是中国抗战成功的关键。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从抗日战争胜利看中国革命地理学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九三阅兵更成为历史标志性事件，中国展现了震撼世界的国防军事力量，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彻底祛除。回首80年前，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中国实现伟大革命的关键转折。但当年的先辈们没有我们今天的先进武器，他们是在极为落后的武器装备下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先辈们到底利用了哪些因素进行英勇斗争？“地利”与“人和”是关键法宝。重温那段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历史，学习先烈们的精神与智慧，依然是我们缅怀先烈的重要形式。

近代中国革命的核心任务有二：一是反帝，二是反封建。而且反帝还在反封建之前，即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指出的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最凶残的敌人，为了打败这个最凶残的敌人，中华民族进行了空前的总动员，在抗日战争中开启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的全面重塑。

抗战全面爆发时，日本已经进入工业社会，而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当时日本一年钢产量数百万吨，而中国只有几万吨，也正是这一点让日本产生了“速胜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现代工业战争的持久潜力和能力。此外，清末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中的软弱无能和屡战屡败，甚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短短几个月基本未遇实质抵抗和付出什么代价就占领东北全境，更是助长了这种嚣张气焰。

日本利用“工业革命”之天时在初期迅猛推进，而中国只能利用“地利”与“人和”争取最终胜利。所有的历史都是在具体空间中展开的，战争是革命的最激烈表现形式，更是高度依赖地理因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是地理因素的极为出色运用者，本文将通过抗日战争的制胜之道着重剖析中国革命如何利用“地利”以及其深层次道理，以及“地利”如何与“人和”互相配合。

**▍**辽宁、山西、河北、江西：日军的核心掠夺区

（一）铁、煤、钨、棉、粮：日军的真正目标

日本侵华，究其动因，远有16世纪丰臣秀吉时代就产生的弹丸岛国的扩张野心传统，近有工业化以来的掠夺资源成为强国的短期目标。简单地说，掠夺资源是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核心动力。侵略中国、掠夺资源、完成自身工业革命、晋级世界强国，是日本的几步盘算。

那么问题就来了，日本到底想到中国掠夺什么资源？这还要回到日本的“以战养战”角度来看，战争需要的是军工产品，而制造这些军工产品核心需要的是矿产资源是：铁、煤、钨三大矿产资源。这三大矿产资源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分布极为集中，铁矿集中在辽宁的鞍山，煤炭集中在山西的大同，钨矿集中在江西赣南的赣州。钢是铁矿炼出来的，炼铁需要的煤主要是焦煤，焦煤集中在山西大同，且埋藏较浅适合露天开采，辽宁抚顺的煤主要是动力煤，并不适合炼钢。煤与钢铁，工业革命的核心，煤是核心能源，铁是核心原料。钨矿是军工产品的关键材料，不可替代。而这三大矿产在中国是高度集中的，并不是均衡分布的，所以也就决定了日军争夺控制的区域是有优先等级排序的。铁矿的分布和冶炼，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北唐山的地位才不断攀升，逐渐成为“钢都”。煤炭的分布和开采，内蒙的地位也是本世纪以来才大幅跃升。

抗战中，山东大部分地方都是我党的根据地，日军仅仅占领小部分城市和区域，其中就包括淄博，他们还从淄博抓走了一个青年到抚顺煤矿当矿工，此人就是后来成为我党干部楷模的焦裕禄，日军之所以要长期占领淄博，就是因为那里有煤矿，此事也是理解日本侵华路线和侧重点的一个事例。日军优先要的是“点”和“线”，“点”是资源点，“线”是运输线。

明白了这个基本家底和当时的时代特点，就明白了日军的真正所图，河北在当时既有唐山开滦煤矿，还是棉花和粮食种植区，棉花是军需服装必需品，粮食就更是不必说了。此外，山东的黄金和海盐、河南的粮食、吉林的水电和粮食、黑龙江的木材等，都是日军重点掠夺对象，这几个省对日军的必须性和重要性紧随辽晋冀赣四省之后。

圈出这些重点省份，就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楚日本真正的目标并理解其线路，以及后来我们的应对，即入侵和抗战是在某些重点区域反复厮杀争夺，并不是均衡分布在所有地方的。比如西部多个省份在抗战中并未沦陷，沿海省份中福建基本全境长期保持独立未被日军控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入侵西部，从日军的战争成本收益上看，并不划算。入侵福建也是同理，当时福建全省没有铁路，交通不便，全省都是山地，位置偏僻且缺乏日军急需的战略资源，强行攻占得不偿失。

之所以要算经济账，或者说战争经济学，因为所有的行动包括战争都是有成本的，日本为掠夺资源而来，又是小国，希望以小博大，其最后失败或者说必然失败，就是从掠夺资源的成本和收益来看，入不敷出，必然崩溃，之所以成本高到无法承受，恰恰是中国军民的同仇敌忾和持久战。后文会仔细分析其中必然性和规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铁、煤、钨、棉、粮五大物资，是日本最急于从中国获取的战略资源，用以支持其军工生产和工业化。那么，铁、煤、钨因为分布极为集中，可以理解必须集中军力攻下辽宁（东北三省）、山西、河北、江西，事实上先后顺序也确实如此。但棉与粮为何也集中从河北获取，而不是其他省份？

先说棉花。从种植角度说，山东和河南两省当然也是种棉大户，也适合种棉花，虽然同处华北大平原，但河北、河南和山东之间还是有差异。第一，平原比例。河北最高，山东多丘陵，河南多黄泛区，粮食产量和稳定性均不及河北。第二，控制成本。河北基本都是平原，特别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部署和行动，而山东河南因为刚才所列二点，更有利于八路军游击战和伏击，控制和掠夺成本较高。第三，运输成本。从河北运粮到东北和日本本部，成本均低于河南山东，这种成本既有交通线路长度，也有八路军袭扰破坏因素。所以从山东掠夺主要改为黄金、海盐等物资。

那么一定会有人问，若论粮食产量，中国当时的粮仓在南方水稻区域，为何不是重点从南方掠夺粮食呢？如果仅就粮食产量而言，确实如此，日军也不是没想过，但问题就出在中国南方多山地丘陵，特别适合阻滞伏击日本机械化部队快速前进，而且无论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还是国民党武装，均在江河和丘陵地带反复袭扰阻击，成本高到难以承受。加之征粮是需要人手的，日军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征粮队伍，根本不可能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和赋税征收。所以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无法控制中国南方山区丘陵地带，继而选择从东南亚等区域获取粮食，即粮食获取可以用替代方案实现。

（二）敌后抗日：打破日军“以战养战”的关键

整个抗战过程中，日军在初期展现出凌厉攻势，即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到了1938年初的徐州会战，地方军在李宗仁的出色指挥下打出大胜仗，鼓舞了全国士气。再到1938年夏秋的武汉会战，南方的水网纵横和泥泞道路加上中国军民的浴血抵抗，日军就开始遇到较大阻力，更是在武汉会战后难以呈现战略攻势。而我党领导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百团大战（1940年）、敌后游击抗战，则展现出人民战争的伟力。

日军一开始确实有“从北往南打”的侵华路线计划，但这种计划也并非简单的军事角度，还是深层次的资源掠夺控制角度，要首先占领控制山西！为什么是山西，而不是河北？因为河北是大平原，无险可守，如果先占河北，则山西可以东出打击袭扰。所以日军占领东北后，首先谋划的是攻占华北，而这个华北其实是一个广泛的说法，要害是山西。这也是1936年西安事变后，我党领导的北方抗日武装改编为八路军，1937年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与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共同阻击日军，因为日军上来就冲着山西来的。

抗战期间，我党领导的最出名的战役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主要都是在山西，也并非没有原由。平型关大捷是因为阻击日军，这路日军为的是进攻占领太原，控制太原是因为这里是工业基地和军事要冲，是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交汇处。同蒲铁路贯通山西南北，北起大同，南抵运城蒲州。正太铁路连接山西和河北，从石家庄到太原。这两条铁路都是煤矿等物资运出山西的关键通道，也是日军进攻山西力求必占之地。

我党领导的八路军百团大战，主要就是为了破坏正太铁路，阻碍煤炭运出山西，打击日军的“以战养战”战略，对日军进行釜底抽薪。所以，回头看，正面战场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大战役慷慨悲壮，消耗日军有生力量；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破坏铁路阻碍日军物资运输，是对日军“以战养战”的釜底抽薪。抗战后期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已经濒于崩溃，其之所以被中国“拖垮”，深层次道理就在于我党带领人民持续的进行袭扰打击，使其战争成本获得严重失衡，对此日本是有清醒认识和总结的。

同时，这种分析其实还仅仅是限于国内视野，这场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如果在更大的视野看，日本的失败也是一早就注定的。因为对于整个日本的战争体系而言，其努力要掠夺和控制的区域排序上，中国东北第一，东南亚第二，中国关内的山西河北第三。这是因为发动战争和工业化，日本还急需东南亚的橡胶（马来西亚）和石油（印尼）。日本当时因为技术等原因，在中国东北的大庆勘探到800米处停止了，而大庆油田一般要打到1000米以下才会出油。如果日本在大庆打出石油，则无疑会给抗战带来更大的难度，因为日军南下分兵会适当减少，但这依然无法阻止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他还是要去东南亚争夺橡胶，始终面临资源掠夺的成本与收益不均衡的问题。掠夺资源，扩大侵略，分兵驻守，战线拉大，遭遇抵抗，需要更多资源，终究难以支撑。

以1941年抗战僵持阶段的各方资源条件看，日军若想保持全面的控制主动态势，至少需要在中国本土再增加100-200万部队，而这是绝无可能的。当时日本本土只有7000多万人口，男性不超过4000万，适龄征兵人口不超过2000万，征兵比例超过15%一般就会带来经济社会的崩溃。事后来看，虽然日本在二战后期军队数量虚高到数百万，但其实多数是充数，兵源质量严重下降，其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极限不会超过百万。事后看，这样的部队规模是绝无可能在如此广阔的空间和战线上获得胜利的，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题，日本之所以会“算错”，就是千算万算没有想到，中国居然会殊死抵抗，其所有的计划都是速胜论。这道计算错误的算术题，后面会详细分析。

概括起来，辽宁、山西、河北、江西、吉林、山东、河南、黑龙江等不超过十分省份，是日军在侵华过程中的主要“资源掠夺区”，通过这些地方掠夺急需资源，而其他广阔的战场和占领区是其“成本代价区”，面对中国军民的长期抵抗，付出极大代价。日本的入侵和占领，核心目标呈现“东北（核心是辽宁）——华北（核心是晋冀）——江西”的大三角体系，考虑到其对江西赣南矿区的入侵始终不能完全得逞，进而将进口钨矿转向海外其他途径，其在中国的入侵主要目标就是控制住东北和华北，核心就是“辽宁——晋冀”的“哑铃型”空间特征。持久战的关键，就是“熬”到其代价远高于收益，无法支撑而崩溃失败。

**▍**山西与山东：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两个最关键支点

（一）山西：依托山地开展游击

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而胜利的关键是总动员，是亿万人民的支持，是源于人民战争，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区域和空间是有相对聚焦的，接下来我们来具体分析。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各大区域因为地形地貌、资源分布、区位特点、交通便利、人口规模等因素，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在战争与革命中会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会形成一些“矛盾焦点”和“关键区域”。

我提出了“四大关键区域”一说：赣南闽西（赣闽）、陕北山西（陕晋）、山东、东北。如果把“革命”稍微扩大点，包含建党的话，那就是“二城加四地”，京沪加上刚才四个地方。

京沪（大城市）是头脑。为新思想的策源地，赋予了党灵魂和大脑，北京是思想文化中心，上海氛围活跃宽松，所以北京风起，上海结胎。

赣闽陕晋（山区）是子宫。艰难环境中以其相对封闭性阻挡外部侵扰破坏，闽赣孕育了革命的生命体，所谓“星星之火”，太形象了。但终究其地域过于狭窄，不是成事之地，转战出走（长征）是必然。陕晋（山区）是积蓄，其依然是山区，无非是规模比赣闽规模大一些。其实依然是生命体的孕育成长阶段，还是比较弱的。

山东（平原）是血肉。我党我军大规模壮大，山东人贡献突出，借助山东人的积极加入，党终于魁梧起来了。解放战争中，我军出兵关外接收东北，11万人的队伍里山东兵占6万多，尤其是胶州半岛和沂蒙山区的老乡。

东北（工业区）是铠甲。借助东北的重工业加持，我们军队魁梧的身体穿上了金光闪闪的战甲，具备了和国民党正面硬刚的实力，工业文明的空前加持，脱胎换骨。

这里丝毫没有忽视其他区域重要贡献，如抗战中华中根据地、东北抗联、海南的琼崖游击队等，都做出了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牺牲和奉献，后文也会再叙。

比如陕北毫无疑问是我党抗战的指挥中心。延安至今仍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红色圣地，对整个抗战的引领指挥地位无可动摇，但在整个部队中陕北士兵的规模并不大，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陕北地贫人稀，人口规模实在太小，兵源自然很小。陕北人口规模不过百十万，加之灾荒战争等影响有变动，陕北已经达到了动员极限。考虑到那里是党中央驻地，还需要大量的人员从事服务向导工作。同时陕北的粮食亩产还低于南方，自然条件过于贫瘠，所以总量上已经就限制了他们在军队中的数量以及幸存者规模。但在极端贫乏的条件下、极高供养负担的条件下，陕北人提供了数万兵源，应该说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与陕西一河之隔的山西，抗战中光参加八路军的就70万，全省才1100万人口，还有地方武装100多万，青壮年里每5人就有1人参军，人口牺牲比例全国各省第一，以至于解放后十年不征山西兵。山西是陕北的最后门户和屏障，也是日军推进的关键阻碍，天下锁钥，中国脊梁，双方在此厮杀极为惨烈。抗战中出兵源最多的三省是四川、河南和湖南，这三省的人口规模都远超山西和陕北，所以规模体量还是基础因素。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核心区域就是在山西、河北和山东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一带，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都是在山西，山西确实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山西的多山地形为我党开展游击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时在山西的空间控制上，呈现我党占“金角”（山西四角的省际交界处）、国民党占“银边”（晋南一带）、日军占“草肚皮”（中间平原地带和城市）的态势。抗战中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铁三角。

（二）山东：面向平原扩大兵源

1、贫农还是中农？

我们党依靠发动“贫下中农”，这句话影响太深远了，以至于当我们远离那段历史时，会照字面理解，以为我们党和军队动员参军的主要是“贫农”，即破产无地农民，然后才是“中农”，逻辑上似乎应该是越穷越革命嘛。

其实并不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党的兵源主力是农民，这一点不假，中国革命本质是一场“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是以土地为手段和支点撬动亿万农民，实现了民族独立、社会重塑、为工业化完成前期准备。

简单地说，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用一场农民革命的“前现代手段”，完成一场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建立的“现代化任务”。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实在是高！

到达陕北之后，即抗战阶段和解放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动员参军的主力一直是“中农”（自耕农），即户均耕地10-30亩的农户子弟。这是超出大部分人直觉判断的。

我党的兵源，为什么会是自耕农，为什么会是中农？

所有的奥秘都在细节里！首先，我们也不要被“中农”误导，以为类似中产阶级，完全不是。简单一句话，中农也是穷人。我们来看看为何户均10-30亩的中农子弟会是兵源主力？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方小麦区亩产百十斤，南方水稻区亩产大约150斤。户均25亩，意味着在北方能收粮食2500斤，南方大于3700斤。这里有一个关键常识今天人们逐渐生疏了，这个产量是“带壳”的原粮重量，如果去壳加上各种损失，实际成为能吃的食物时，一般只有七八成，也即只剩了北方2000斤和南方3000斤。而当时的一户一般是5口人，人均一年需要至少300斤粮食才能不饿死人，正常需要500斤粮食。

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一年500斤粮食，一天要吃一斤多主粮，不可能啊，今天的人们吃不下啊。对，因为今天我们吃了太多的肉菜蛋奶等副食，而且重体力劳动大幅度减少了，过去一个人一年只能吃不到十斤肉，又是重体力劳动，只能拼命“干饭”！

而这么一算，北方人均就是400斤和南方人均600斤，那日子还能过啊。又错了。这个计算还没考虑上农民“交皇粮”的沉重税费负担，农民的税费负担可以达到30%以上。如此一算，北方只剩人均300斤，南方是人均400斤。

此刻，还有最严峻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处于亚热带季风区，三年一小灾是必然规律，十年之内必有大灾。

由此可以看出，中农/自耕农其实是一群生存在温饱线边缘刚好还不饿死的一群人，这个群体占当时中国农民的比例，国民党的统计，认为在一半上下，也有统计认为在20%左右，各地差异较大。整体来说，解放前，南方土地集中，地主富农占土地多，贫农雇农占一半以上；北方自耕农多，占接近一半左右，土地集中度不如南方。

中农/自耕农参加我军，土改给他们分了土地，改善了生活，免于随时沦为赤贫，保卫土地就要参军，共产党还帮忙代耕，子女还给政治出路。所谓“保家卫国”，家其实就是人口，人口背后其实是土地，有了土地才有家！土地是农民的核心生产资料。山东当时的口号就是“保田保家”。

中农一般有家有口，且往往还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利于理解党的政策方针，加之家族宗族力量，参军的稳定性强，便于组织动员。

共产党，从农村中动员出来的，长期大范围来看是“有地农民”，这是一个极为朴素的坚硬的事实，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对于我们理解共产党、中国革命、革命的阶级基础、今天的执政基础，意义深远！历史上，中农是支持战争的，是愿意出人出命打仗的！即使追溯在赣南闽西的苏区时期，贫农雇农占80%，中农占16%。但其实也是动员起来“先分田，再保田”。在苏区时代，等于共产党先“再造”了社会结构，生产出来一个“中农”群体，然后鼓舞他们持续紧随革命队伍斗争到底！

2、为什么是山东？

当看清楚我军士兵的来源，就明白为什么北方成了兵源重镇？尤其是山东？因为这里的中农比例特别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山东的中农比例在30%-50%之间。山西也有类似现象。

为什么不是河北，为什么不是河南？都是华北大平原，地形差不多啊，人口都挺多啊？因为抗战时期，河北被日军严密控制，河南被国民党炸了黄河大堤，耕地减一半，几年颗粒无收，人口变流民。所谓中原“四战之地”，往往被破坏也特别严重。

原来，根据地也不是哪里都能建，想建哪里建哪里的。我党的根据地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才容易成功：一是依山而建，敌人来了，便于躲藏打游击，解决安全问题；二是邻近粮区，有粮就有人，有人就有兵，便于补充兵源；三是交通枢纽，便于商贸，方便搞钱，打仗是需要花钱的，人是要吃饭的。

东北在抗战中条件极为艰苦而最终难以施展，正是因为无山可依、无粮可收、地广人稀、天寒地冻、敌人力量强大、社会组织脆弱等诸多因素导致，反过来体现根据地是需要特定地理和社会条件支撑的。

山东，尤其是胶东半岛和沂蒙山区，恰恰最大限度满足了这几个条件，又是日本人控制相对薄弱的地方。这里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相对也比较好，人口充足。

胶东半岛历来是海上贸易走私、盐、黄金、手工业等重镇，还有闯关东的勇猛，并不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这里也曾是齐国故地。山东的孔孟之道重视忠诚，恰好是大兵团作战的优秀文化素养。中国革命是南方人挑头造反，北方人大兵团冲锋当主力。辽沈战役时，有人总结“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是非常恰当的，这个北方指的就是山东人，当时东野指挥层都是南方人，营级干部八成是山东人，山东人出兵东北6万，都是骨干，在东北就地扩充兵源60万，主要是下层士兵。

（三）土改与民兵：农业国的“人和”致胜之道

如果说国民党的抵抗策略将日本人从“由北向南”拉到了“从东向西”，以时间换空间，利用南方的水网纵横和山地丘陵阻滞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以中国西部的大后方抵抗沿长江西进的日军，呈现一种“T字型”防御态势。共产党的抗日则呈现“U字型”态势，可谓“两厢夹大路”，日军为的是掌控贯通中国南北的平汉线和粤汉线铁路，便于运输物资，共产党组织八路军和新四军带领人民，持续进行抵抗袭扰。

地理当然重要，但仅有地理显然是不够的，关键还是人！人，并不是简单的生物人，而是有思想有头脑的。如前文所述，事后看日本是必败之局，很简单的一道算术题，为何日本还会愚蠢到看不出呢？因为日本错算了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人根据占领东北的经验，以及清末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国民态度和组织动员能力，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如此态势，百万工业化部队，三个月内横扫中国，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从清末到1937年，不过二三十年而已，何以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出现了迅猛提升？同样是抗日，为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和民众，动员能力又强于国民党？

这就不得不说文化，从清末以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新式教育推广、识字率提高都极大改善了中国民众的文化自觉、国家认同，不能不说，鲁迅、秋瑾、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奋斗和鲜血都没有枉费，中国人终究是觉醒了！

塑造文化的来源，我认为主要有二：一是和平时期的生产方式，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到生产方式再到文化习俗，这是一条线；二是战争时期的斗争需要，生存斗争决定文化气质，种地是为了活着，拼刺刀也是为了活着。**文化都是适应生存需要的产物。**种地的时代自然推崇勤奋，斗争的时代必然推崇勇猛。

抗战后期，国民党号称有500万兵力，其实多数是拉壮丁，战斗力不行，逃亡率较高一直是国民党部队的死穴。共产党在1945年抗战结束时有120多万正规部队，同时还有200多万民兵。而且考察当时中国可以动员的兵源总量，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就是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人口总数，以及相应的粮食总量，再考虑征粮率一般在15%-20%之间的，则可以推算出当时兵力动员的极限。传统农业社会，动员兵源占总人口比例一般要低于1%，极限是3%。国民党区域已经突破极限，而共产党则能够自给自足。国民党征粮已经到了逼民造反的程度，1942年河南大饥荒饿死300万人口，重要原因就是本已因国民党炸毁黄河大堤导致河南半数土地沦为黄泛区而出现盐碱化，农业生产条件已极为严峻，国民党依然高强度征粮。相反，从士兵数量与控制区人口总量看，共产党动员的比例还高于国民党。而同时日本等列强国家的兵源动员比例明显更高，原因也很简单，他们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粮食生产因为大量使用化肥而产量高，余粮较多而可以供养更多士兵，中国则条件更为艰难。

共产党到底是如何做到高强度动员农民的？因为没有技术优势条件下，依托有利地形，采用正确战略战术，大量的民众参与才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关键。民众的参与意愿和持久参与能力就是关键。共产党恰恰是通过土改和民兵两个方法实现了“低成本动员”和“持久动员”，土改激发了农民的参战热情，因为国家-土地-农民之间实现了贯通，而反观清末之所以无法动员民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与农民之间缺乏足够的链接，国家是“皇家”的，不是农民的。而民兵恰恰就是不脱离生产的士兵，这方面共产党也有一整套合理的制度安排，尽量保证农民的农业生产必须。

“人和”不会凭空产生，是要依靠制度安排进行协调，有了人和，地利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得东北者得天下：不是得中原者得天下吗？

中国自古有句名言“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话到了1945年，显然已经变成了“得东北者得天下”，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对此都领悟得极为透彻。原因无他，当时全国八成以上的工业家底都在东北，尤其集中在辽宁。国家已经走到了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核心区”不再是以往的粮食主产区（古代的中原），而是资源和工业体系的聚集区，那一刻天下的新中原——东北！

东北有铁矿、煤矿、森林以及庞大的工业生产体系，东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成就了其最辉煌的“共和国长子”，不无道理，那时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全国支援东北，东北反哺全国，一种明显的双向拉动模式。各种具体的数据汗牛充栋，不需过多罗列，早已是所有中国人的常识。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利用珠三角的开放优势和长三角的制造创新，实现了新的历史发展。进入新世纪，这种区域关系更出现新的态势，各大城市群成了新的空间节点。而当下，网络更是新空间，又带来了新机遇。

“中原”和“东北”都是表象，深层次是国家发展的核心资源区，这种资源因时因势而异，国家要发展，必须深刻理解洞察这种核心区在哪里，以及如何利用。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这是全国人民高度认可的事实，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先锋队，非常善于利用“地利”并创造“人和”，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任何历史都是在特定空间里展开的，必须对中国的地理和各区域的优势有更深入的理解，善加利用因势利导，才能更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

最后，再次向伟大英勇的先烈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是你们的英勇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盛世！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领导人民取得胜利不仅仅是依靠武器装备，更是与人民生死与共同甘共苦的根本立场，因势利导发挥一切积极因素的战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