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科学嗅觉早察日本侵华之心，积弱之下以何抗衡？_风闻

气象学家竺可桢非常早就意识到日本有全面侵华之心。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中国不仅在主权和军事上受日本侵略，即便在学术上，在气象学领域也曾与日本有一场持续多年的正面对抗。为了国家长远利益和学术主权，竺可桢设法开展了一系列抵抗行动……

撰文 | 刘元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国人的抗战事业不是从日军炮轰宛平城、枪响卢沟桥的那一刻才开始的。我们无法枚举，在那以前的许多年里，有多少中国人在各自的战线上为抵抗日本侵略或声势浩大或默默无闻地进行准备。可是，中国人，人同此心，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一二十年里，在日本逐步蚕食和侵略中国资源和领土的同时，中国第一代科学家陆续学成归国，白手起家，开启独立自主的进步科学事业。这些代表着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的年轻学人，他们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救亡图存。

可是，书本知识、实验室探索要转化为得以抵御侵略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谈何容易。在这一批爱国科学家中，有一位很快找到科学方案并为抗战作出积极准备的年轻人，他就是气象学家竺可桢。

1937年4月30日拍摄的竺可桢头像 | 图源：李玉海先生提供

一

竺可桢是较早意识到日本有全面侵华之举的有识之士。自1910年以后，他在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与讲演中都对日本侵华野心有过论述。他讲日本侵华野心，往往是用科学原理去摆事实讲道理。

1917年，竺可桢将当时的学界领袖之一、地质学家丁文江的英文论文《中国之煤矿》翻译成中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译者识”里有这样几层意思：今日之世界是煤铁之世界。中国储藏煤炭很多，为列强羡妒。东邻小国更是虎视眈眈，已在逐步侵占。[1]

《中国之煤矿》首页| 图源：《科学》杂志第3卷第5期

1927年，竺可桢从日本考察回来，在南开中学演讲，综合人口、资源等因素解释了日本对外发展的必然性。他尤其提到：由于日本缺煤铁，成为强国根基不稳。1915年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中首先着眼煤铁，而最近日本报纸又在注意此事。竺可桢说“日本的对外发展，中国适当其冲。”[2]事实上，日本多年来对中国资源的蚕食已将“适当其冲”坐实。此处竺可桢还有一层言外之意，旧事近来又见报端，想必日本正在酝酿比较大的行动。

当然，当时意识到日本将要大举侵华的知识界人士并不少，而竺可桢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很早意识到了气象学与战争的关系，这种敏感度是他所处科学领域的特殊性赋予他的。

1932年3月，竺可桢在金陵大学做了一个演讲《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当时刚刚发生“一·二八”事变，也即淞沪抗战。竺可桢评价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时认为，十九路军很是骁勇，但日军还是占了很多便宜，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与非科学尔”，因为日军用了烟幕、毒气等手段。在这个演讲中，竺可桢提到了地质、气象，提到了地震观测，笼统地讲了科学对战争的影响。[3]

1932年3月21日竺可桢于南京金陵大学演讲《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图源：《科学》杂志第16卷第6期

同年10月，竺可桢发表了一篇文章《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专门讲气象测候对战争的作用。其中两句“近世战术之有赖于气象者以飞机与炮队为最”，“近世海军之战争，所赖于天时者尤巨”，足见气象测候对现代战争整体性的影响。[4]

竺可桢在30年代初频繁地向公众做这些科普，并不是因为他到此时才意识到气象学在战争中的作用，而是要通过这些宣传来加持他正在推进的全国气象测候网络建设的整体计划，并为这个气象事业网罗更多的青年人才。所以，竺可桢不仅意识到气象学和战争息息相关，而且还从气象学的角度为抗战做了积极准备。甚至可以说，竺可桢对全国气象测候网络的推进，是对国内将发生大规模反抗侵略战争有明确洞察后，所采取的直接行动。

二

竺可桢为何如此看重这个计划呢？这个计划为何又与抗战相关呢？于国内而言，这意味着将出现一个科学布局、统一管理、统一规制的气象观测网络，高效传递并即时汇总全国各地气象数据，为军事民生诸多用途提供精确参考。于国际而言，这意味着中国将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合作网络，填补东亚气象数据极度缺乏的现状，与各国共享科学资料，实现在科学研究、军事行动中的各类合作。

这个计划不是个人之力可以推进的。1921年竺可桢担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之时就曾建议应在位于南京的北极阁上建筑观象台，虽然得到郭秉文校长鼎力支持，但最终未能如愿。[5]

所以，竺可桢在等，等一个关键时机。1927年，为实现学术独立之目标而筹办的中央研究院正在酝酿，筹办气象台亦在计划之列。当年上半年，竺可桢还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东南大学希望他回南京。其妻张侠魂5月给张其昀（地理学家，竺可桢学生）寄了一封书信，其中一句提到“如中央有建设气象台之决，届时再往接洽亦不为迟。”[6]竺可桢在1927年最终选择回到南京，根据这封书信推知，这一决定与建气象台这件事有很大关联。何况，当时不仅仅是要建气象台，而是整个气象事业都有可能被中心化、机构化了。这个机构就是后来由竺可桢亲手筹建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 图源：《竺可桢年谱长编（第二卷）》（待出版）

1928年6月，气象研究所筹办半年后，第一份对外公开的宣言就是《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竺可桢将全国分为十区，计划每区设气象台一座，头等测候所三所，二等测候所十所至三十所。[7]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通盘计划。

《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首页|图源：《地理杂志》第1卷第2期

可是，想推进一个全国性的计划，就要有号令全国的能力。这一计划是以科学文化事业的名义来请款和自居的，而原有的测候机关大都嵌于政府部门之中且因各地情形不同各有统属。这个计划如何由科学家竺可桢为主导来推进呢？

中央研究院第一本年度报告中，竺可桢就在气象研究所部分指明:“本所以名义论，虽纯粹研究机关，以职责论，实兼中央气象台之任务”[8]。这是在中央研究院内部明确气象研究所的职能定位。1929年3月，中央研究院公函财政部，其中一句“嗣后关于全国气象事件，当以本院气象研究所为总枢”[9]，这是目前可考的第一次明确在政府部门间公函中表述气象研究所统领全国气象事业。从行动看，竺可桢可算是有气象“总枢”意识的国内第一人。此前，测候机关往往是附属于各类各级有特定需要的部门，因此这些机关之间是断裂的。竺可桢以此全国气象测候网络的推进，在混乱的政治局面中，有意识地去争取一项科学事业的全国一盘棋，这才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应然之举。

1931年7月竺可桢获准调查全国气象观测机关，图为当年10月昆明私立一得测候所回复的调查表| 图源：《竺可桢年谱长编（第二卷）》待出版

从此时起，竺可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行动。气象研究所开始设立练习班培训气象测候人员，为包括建设、军政、航空、交通、水利、渔业等各类各级部门输送专门人才。练习班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在竺可桢的指挥下去往全国各地建站设所。竺可桢先后推进气象观测规程会议、全国气象机关联席会议，逐步完成了全国气象机关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竺可桢尤其注重与航空部门、无线电部门的合作，到全面抗战之时，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无线电台网络。等等。

竺可桢与气象研究所第三届练习班同学毕业合影| 图源：《风雨百年——陈学溶口述自传》第44页

三

我们并不知道也很难估计竺可桢试图建立的这个气象测候网络在抗战中到底发挥了多少作用，也许只是微乎其微。但是，竺可桢做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对侵略行为的抵抗。

气象研究所成立之时，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苏俄、瑞典已经先后在中国领土之上设站测候，在《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中，竺可桢说：“若此越俎代庖，宣宾夺主，固足为吾国学术界之羞，而言念国防亦应为国人所不许。”他还说，“军事与商业上侵略，固应抵制，而学术界上之侵略，亦不能不加以抗衡。”[10]那么，这份计划书，就是他的抗衡。建立全国最高气象科学学术机关，也是他的抗衡。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中日之间在气象学上也曾有过一场关乎主权、持续多年的正面对抗。青岛观象台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观象台之一，自1918年开始，把持观象台的日方人员就先后以不具备专业素质为由拒绝中方接管观象台，以尚未有官方科学机构为由妨碍信息数据通过中方名义进入国际气象网络，以地磁观测为由拒绝撤出人员。1931年2月9日，中央研究院联合中国气象学会要求外交部与日本政府沟通，正式要求撤回青岛观象台所有日方人员。[11]10日，《社友》第6号头版刊登由蒋丙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时任青岛观象台台长）、竺可桢、杨铨（中国管理科学先驱、人权运动先驱，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起草《中国科学社为青岛观象台日员悬案事敬告政府当局及国内各学术团体》[12]，由《申报》于2月18日以《中国科学社为青岛观象台日员案宣言》予以报道，是以将此事正式宣告于公众。

持续在国际科学界发声，亦是一种抵抗。

1933年6月初，竺可桢与地质学家翁文灏、农学家沈宗翰一同代表中国出席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竺可桢在会上宣读论文《中国气流之运行》，备受各国学者之推重，普遍认为是巨大成功。次日加拿大、美国各报皆用头号字刊登首栏。消息传回国内，各大报纸都争相报道“我国科学家在国际受到普遍赞誉是国家之荣誉”。

《时事新报》1933年7月15日太平洋科学会议相关报道

但是，蔡元培在此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认为“太平洋学术会议纯系帝国主义之工具”，中国学者参会“仅为点缀文章”。[13]早在这一年3月24日的《盛京时报》中，就有报道称此届太平洋学术会议是“以日美两国为核心，网罗关系太平洋之十数国学者”。[14]

可是，即使“点缀文章”，也要一往无前。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中国学者更有参会之必要。这是在无声地呐喊，中国还有自己的研究者，还有容得下科学研究的领地。竺可桢在此次会议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获得了国际声誉，也再一次提振了国内各界的士气。

为第二次国际极年计划所建的泰山日观峰气象台全貌 | 图源：李玉海先生提供

在那一代有报国之志、推动“科学救国”运动的科学家之中，竺可桢是幸运的。他所专长的领域在军事、民生方面的重要价值非常直接地凸显出来，使得他有机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抗战作出直接行动。尤其是，全国气象事业得以推进后，竺可桢使得中国科学家自主运行的气象测候网络自然接入了国际测候网络之中，参与如“国际极年计划”等全球性的科学事业，以平等的科学身份与西方大国开展科学合作、共享科学资料。当一个代表中国的科学家站在国际科学网络之中时，就代表着中国仍是一个保有主权的国家，中国没有倒下。这些走上全球科技事业合作舞台的中国科学家，以他们特有的方式维护着祖国的尊严。

参考文献

[1] 竺可桢：《中国之煤矿》，《科学》1917年第3卷第5期，第564页

[2] 李玉海、樊洪业、潘涛著：《竺可桢年谱长编（第一卷，1890—1927）》，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490页

[3] 竺可桢、朱炳海：《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南京金陵大学讲）》，《科学》1932年第16卷第6期，第859-870页

[4] 竺可桢：《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国风（南京）》，1932年第5期，第11-21页

[5] 《南京观象台之筹设》，《史地学报》1922年第1卷第3期，第246页

[6] 李玉海、樊洪业、潘涛著：《竺可桢年谱长编（第一卷，1890—1927）》，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501页

[7] 竺可桢：《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气象年报》1928年第1卷第2期，第1-3页；王东、丁玉平：《竺可桢与我国气象台站的建设》，潘涛主编《竺可桢与他的时代》，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4年，第172-178页

[8]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211页

[9]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317页

[10] 竺可桢：《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气象年报》1928年第1卷第2期，第1页

[11] 《五.本院公牍:(丁)关于撤退青岛观象台留台日员案:4.致外交部、中国科学社函:第一八九一号:二月九日》，《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1年第2卷第8期，第37页

[12] 《中国科学社为青岛观象台日员悬案事敬告政府当局及国内各学术团体》，《社友》1931年第6期，第1页

[13] 《蔡元培谈 太平洋学术会议纯系 帝国主义之工具 我学者参加仅为点缀文章》，《益世报》1933年6月16日。7月1日，蔡元培致函《华年》辟谣：“该报所载，不但非鄙人之真意见，而适为相反。”《蔡元培书信集（五）》，商务印书馆，2025年，第1703页

[14] 《泛太平洋学术会议 六月一日在加拿大开会》，《盛京时报》1933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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