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本什么时候就已经感到无法战胜中国了？_风闻

1：“仅仅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强。”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做成了“跨出南进步伐”的决议，即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东南亚等国，扩大战争范围。但得知消息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却直接一句哀叹：“仅仅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强”。

这时的日本，在中国的力量“勉强”到什么地步呢？在进入1941年后，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就决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发动“治安战”。单在这年春天，华北日军就倾巢出动，发动了三次大扫荡。这年八月到十月，日寇更是出动十万军队，在晋察冀根据地疯狂扫荡。同年二到三月，日寇在苏北地区发起“清乡”，目标是赶走当地新四军。但这些猖狂进攻，最终都被各根据地军民粉碎。

而在第二年，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为了从中国战场抽身，日寇还制定过两个疯狂计划。一是夺取西安，1942年5月2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做出战略计划，准备动用七个师团加两个旅团夺取西安，但计划“上奏”给日本天皇后，却换来对方一句吐槽：“维持治安也是大事吧。”连日本天皇都明白：由于广大敌后根据地的牵制，日寇动用这么大兵力打西安？根本不现实。

第二个计划，就是夺取四川。这个计划，日本大本营从1942年4月起就开始酝酿，到这年八月完成了“五号作战”的规划：即日本本土出兵十二万，关东军出兵十八万，东南亚日军出兵六万，三十六万日军分两路出击，从华北和武汉两个方向夹击四川，甚至一举拿下重庆。但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却反对说：“中国派遣军（侵华日军）只能按照当前任务作战，特别要努力提高占领区的治安”。即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才是它们此时的头等大事。

在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里，蓬勃发展的抗日根据地，渐渐成为捆住日寇脚步的铁链。

2：反扫荡战斗有多残酷？

熟悉抗战的朋友，都熟悉一个词“反扫荡”。但“反扫荡”到底有多残酷？很多人却未必知道。

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个常识：侵华日军到底有多难打？抗战时期八路军一一五师某部旅长，未来的新中国大将，就曾经这样描述过：日寇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三五人一组就能发起进攻，被打散之后也能各自为战。火力极强，飞机大炮的配合很熟练，“习惯于机械化战斗”。作战时通信联络非常灵活，部队“协同一致很迅速”。进攻时擅长隐蔽，而且作战意志顽强，“即使剩下最后的几个人，也不容易缴枪”。

这就是艰苦的抗战时代，广大根据地面临的敌人，不但凶残顽固，更有着极高的战术水平。

而从抗战相持阶段起，日寇进攻的重点，就是广大抗日根据地。以华北地区为例：仅仅在1942年这一年，华北每个地区都要遭到上万日寇的扫荡，平均每个日本兵每半个月就要参加一次扫荡。1942年“五一大扫荡”里，日寇集中五个师团的部队，动用大量坦克飞机汽车，一路烧杀抢掠。还在冀中平原八万多村庄，修筑了一千五百多个据点，挖了近千公里长的封锁沟，意图将八路军彻底“锁死”。

一个被俘日本兵的供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残酷场景：参加扫荡的每个日寇，接到的命令是“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每支日寇大队里，都要设立“放火中队”和“撒毒小队”，因为一路上经过的村庄，都必须要烧光，还要投毒。他所在的日寇223联队第一大队，一路上就杀害了3000多人，“沿途的房子也烧光了”。

单是这一次扫荡，冀中军民遇害者就多达五万多人。这种规模的扫荡，在1942年的冀中地区，前后有75次。

这样的景象，当时不止发生在冀中平原，而是每一块敌后根据地都曾遭受的劫难。敌后抗战也一度蒙受了巨大损失。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例：1942年日寇的大扫荡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都损失高达三分之一。有的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庄沦陷，能坚持下来的不到百分之九。一位在1942年受中央委派来到山东工作的干部回忆说：“很多地方，几十里范围内没有一头牲口”。足见局面之困难。

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年代里，广大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不但粉碎了日寇一次次残酷的扫荡，更逐步开创了抗战新局面：到了1943年底，华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基本恢复到百团大战前的版图规模。许多根据地还组建南下部队，开辟了中原、湘鄂赣等新的根据地。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根据地，已经牵制了百分之六十四的侵华日军。

无论在二战法西斯战场上，还是二战历史上，这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事奇迹。

3：牛肉罐头哪去了

全面抗战早期，一种公认的美食，就是侵华日军的牛肉罐头。

日寇敢发动侵华战争，一大依仗就是其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当时每个侵华日军，每天的伙食标准是“13两精米、4两精麦、4两鲜肉、600克蔬菜”。比起中国军队显然好太多。日军的“牛肉罐头”，也被称为“大和煮”，以肉多味美著称。

这样的美食，也曾是全面抗战八年里，许多抗日军人的难忘记忆。1937年太原会战，八路军某团在沙河成功伏击日军，缴获了日军数百箱牛肉罐头。于是接下来几天“战士们饭都不想吃，专吃牛肉罐头”。一位八路军名将回忆说，那时八路军战士庆祝战斗胜利时，曾经“就用刺刀撬开牛肉罐头，吃得满嘴油乎乎的。”

但这欢乐场景背后，却是抗战时代另一辛酸的真相：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艰苦的生活条件。比起日寇的伙食标准，1938年时每名八路军战士，每天的伙食只有一斤半小米和三钱油。而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即使这样的标准，经常也不能保证。在1939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为了不给当地群众增加负担，从将军到普通战士，一起进山挖野菜。而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连年饥荒，当地经济更困难，八路军一度定下纪律：不能和老乡争野菜。

在那个时期，如果能缴获一罐日寇的牛肉罐头，对于战士们来说，那是何等的重要。

但到了抗战晚期，无论八路军还是新四军，一个普遍感受，居然是日本牛肉罐头越来越少了。一位新四军名将就曾感慨说，全面抗战早期伏击日军，曾经缴获过日寇的牛肉罐头。“而现在日军却吃的是小米饭”，伙食水平直线下降。

其实在抗战晚期，能吃小米饭的侵华日军，都还算条件好的。日伪的报纸报道说，当时山东诸城的日军因为缺粮，居然用野菜做“野菜团子”。《鲁南敌占区留存档案》告诉我们，当地很多日军士兵，甚至因为饿得受不了开小差。缺粮，几乎是十四年抗战最后一年，中国各地侵华日军的常态。为什么会缺粮？那就要问问当时快速发展，切断各地日军补给线的广大抗日根据地了。

在日寇饿肚子的同时，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代表的人民军队，却是越吃越好。自大生产运动起，各根据地经济高速发展，比如从1944年1月到日寇投降前，山东抗日根据地扩大耕地70万亩，1945年全年增产粮食6亿多斤。于是人民军队的伙食水平也快速改善，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的伙食标准规定：每个八路军战士每天小米一斤八两，每月保证6斤肉和45斤菜，以及一斤八两油。

所以很多抗战老兵回忆日寇投降前的往事时，一大记忆就是“越吃越好”。抗战老兵王永明就回忆说，1944年时他们部队已经可以“每天三顿饭，偶尔开荤，逢年过节会改善伙食，能吃到肉”。新四军女兵曹凤珍在抗战胜利前后时，部队每次行军“前面的部队负责伙食，大锅里装着饭菜，放在路边，后面的队伍走过去盛起就吃，吃完接着走”。

截然不同的伙食水平，缩影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4：大反攻的前奏

在人民军队的成长历程里，1944年7月1日，绝对是一个重要日子。就是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整训指示。各大根据地，从此开始了一场重大运动：练兵运动。

为什么要练兵呢？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给人的一个重要印象，就是装备差。比如1937年的八路军120师，全师九千多人，只有四门迫击炮和四千多支步马枪，平均每个战士只能分到29发子弹。同一年完成整编的新四军，全军一万多人，只有一门炮。由于缺弹药，新四军一度规定，每个战士战斗中只能打三发子弹，否则就要被处分。

改变这个困境的，就是各大根据地高速发展的军工业。在克服重重困难后，到了抗战晚期，许多根据地已经能自行生产高价炸药、炮弹、枪械等装备。1943年之后，仅一个晋察冀根据地，每年高级炸药产量就高达24万公斤。平射炮等攻坚装备也在各支部队里陆续普及。人民军队的装备条件不但日益改善，而且日趋正规化。因此也面临着一个重大任务：从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

因此，也就有了从1944年7月起，这场对人民军队战斗力影响深远的大练兵运动：以曾经装备惨淡的120师为例，其358旅经过1944年105天的冬季练兵，步枪射击命中率提高了近一倍。士兵投弹距离从25米提高到近41米，部队“状态转换时间”从15分钟减到2分40秒。无论基础作战素质还是整体战术素养，几乎都是飞跃。

如果再对照六年后朝鲜战场上，那支被惊叹为“人类轻步兵巅峰”的志愿军。我们可以说，这场大练兵，是一个重要阶段。

而对于抗战胜利来说，这场大练兵，又是重要的前奏。从1944年夏天至1945年8月，经过各根据地的局部反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已经遍布全国19个省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敌占区的侵华日军，大多已经被牢牢压缩在少数中心城市。1945年8月9日，随着《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发表，人民军队随后开始了大反攻，历经近一个月奋战，收复县以上城市150多座，切断敌占区大多数铁路交通线，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5：大反攻前的鬼子兵

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发表前，那些长期盘踞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兵，又都是什么心态呢？

1945年春节时，晋察冀根据地某位司令员奉命去晋察冀分局开会，返程的时候，他特意从日寇的两个大碉堡中间穿过去，碉堡里的日本哨兵也看到了他们，却是装看不见，眼睁睁看着这支八路军小分队大摇大摆路过。负责护送他的八路军干部，还在日寇碉堡前，霸气扔下一句话：“不要紧，他们（日本兵）没有机枪和掷弹筒，只要他敢出来，我们就收拾他。”

只这一句话，就可见这碉堡里的日本兵，窘到什么地步。而此情此景，在当时中国各地的沦陷区，并不罕见。

八路军老兵刘同太回忆说：在1944年春天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一个叫铃木的日本小队长，为了逃避参加“扫荡”，居然多次挖空心思装病。他曾经把疟疾病人的血抽出来，打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感染疟疾。为了让自己发高烧，他还猛吃蓖麻子花，结果高烧“如愿而来”，可由于他吃得太猛，直接导致发烧到癫狂。如此玩命，就为了不上战场。

日本兵都这么“聪明”，昔日为虎作伥的伪军们，也跟着变“聪明”。抗战时期曾在沿河城一带从事地下工作的游击队员王树瑞回忆，1943年时，当地伪军和八路军打了几次仗后，都纷纷学乖了，说“八路军的子弹长了眼，专打穿黄衣服的鬼子，不打咱中国人。”这年11月，平西游击队对沿河城警务段发起攻击，伪军们集体当了缩头乌龟，周边的鬼子也只是在外围放枪，不敢支援，干看着游击队拔完钉子后安然撤离。

而在侵华日军老兵斋藤邦雄的笔下，进入1943年后，他所在的日军独立15旅团某大队，士兵们自杀、自残等事件激增。而当地八路军的活动也日益频繁，以至于“（日军）依然疲于防守而无力进攻”。而到了1944年，其旅团驻扎在河北保定的司令部“每天晚上都会接到无数要求派兵过去的电话”。注定的末日，已经离他们不远了。

这些抗战胜利前夜，零零碎碎的细节，也同样昭示了一个无可置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敌后根据地，是支撑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了解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就可以从我们伟大的根据地开始。

这是大生产运动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开荒统计

这是大生产运动里，根据地开荒生产

这是大生产时期根据地的合作社

这是黄崖洞兵工厂的生产情况

这是八路军兵工厂生产复装炮弹

这是八路军烈性炸药的生产实况

这是八路军生产出制造迫击炮弹专用的碳素材料

这是山东根据地生产的炮弹

等待动手术的八路军伤员

参考资料：馒头大师《历史的温度》

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屈辱的岁月，奋斗的征程》

（热血山河丛书）《将领讲述：八路军抗战》

白孟宸：《全面大反攻》

吕军《伟大的敌后抗战》

胡德坤《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

刘同太《日军惊恐厌战二三事》

王树瑞《我在沿河城三年的地下斗争》

《根据地的一天》是一套献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图画书，巧妙选取“一天”为视角，以真实人物为原型，通过造地雷、截物资、巧选举、制肥皂、递情报等精彩故事，展现山东抗日根据地、江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东江抗日根据地艰苦、火热的生活，及根据地人民信念坚定、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套书引领孩子从真实可感、富于细节的生活视角回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建设以及少年儿童的成长，同八十多年前的根据地少年做跨越时空的对话，从而更好地理解伟大的抗战精神——那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更是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著者张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媒体“作家老张读书会”主讲人，原微信公众号“朝文社”主笔。从事历史类书籍创作，已完成书稿500余万字，文章多次入选中高考模拟题与真题。出版图书《了不起的中国军事》《不容青史尽成灰》《明朝原来是这样》等。荣膺第八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当当影响力作家称号。

绘者梁帅，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动画系，现为插画师。代表作有《于都阿秀》《一学就会的古文分级》《张猫猫折纸星球历险记》《真理的味道》。长期为期刊《放学后》供稿。

绘者陈达鹏，广东佛山人，毕业于肇庆学院。在校期间热衷数码手绘，在数字画布上反复打磨笔触与技法。毕业后从事博物馆、电脑、出版等领域的插画创作，擅长以精准构图搭建叙事框架，并进行细节刻画。曾参与广州市文化馆、电白区博物馆、杜甫江阁等场馆的图画创作。

绘者黄嘉民，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祖籍台山，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从事艺术创作，作品涵盖博物馆相关绘画、展陈艺术设计绘画以及书籍插画等多个领域。作品曾参加广州设计周、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等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展览。出版《天工开物少儿绘本》《朱德的扁担》等。

绘者刘丽，自由插画师，毕业于福建工艺美术学校，进修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从事童书封面及插图的绘制工作，并为国内多家知名儿童杂志长期供稿。作品有《忙碌的晚上》《金色的鱼钩》《糖人王》等，为期刊《超级宝宝》等绘制图画书《蒲公英和毛毛虫》等。

绘者兰田雨，山东青岛人，2025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本科期间开始接触图画书创作，因热衷中国传统绘画，研习综合材料与当代视觉语言相结合的艺术表达方式。已出版图画书《抗日英雄王二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