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劳动节抗议背后是政治角力还是结构性危机？_风闻

　　9月1日美国劳动节，全美各地爆发了数百场"工人胜过亿万富翁"的抗议活动。

　　从芝加哥的特朗普大厦，到纽约的曼哈顿街头，再到华盛顿特区的"自由奔跑"，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走上街头。

　　这不仅是一场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抗议，更折射出美国社会不容忽视的结构性危机。

　　从表面看，这些抗议活动确实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纽约时报》的报道明确指出，这是"特朗普反对者持续向政府施压的一部分"，与今年早些时候的"五一"抗议、6月的"无国王"抗议以及8月反对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抗议相呼应。

　　民主党参议员吉利布兰德出现在纽约州奥尔巴尼的示威现场，美国老牌工会劳联-产联主席主席舒勒公开表示这是"有机的、草根组织"的抗议。

　　这些都表明，政治精英正在利用劳动阶层的不满情绪，将其转化为反对特朗普的政治资本。

　　但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政治操作，为什么能够动员如此多的普通民众？

　　美国人均GDP确实排在全球第七位，表面上看起来很光鲜。

　　但这个数字掩盖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从1979年到2023年，最富有的0.01%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是底层20%家庭的17倍。

　　到2021年，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几乎是底层20%收入的139倍。

　　更让人震惊的是"工作贫困"现象很普遍。

　　休斯顿希尔顿酒店400多名工人罢工，要求将最低工资从16.5美元提高到23美元。因为这一最低工资已经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

　　2023年美国无家可归者超过65万人，创16年来新高。

　　美国总人口的43.5%，约1.4亿人生活拮据或收入微薄。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

　　这些数字说明什么？

　　即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大量劳动者仍然无法通过诚实的工作获得体面生活。扣除通胀因素后，美国人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工资水平并没有实质性提高，而生活成本却在不断攀升。

　　最重要的，这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困难，而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完全被少数人垄断。自1970年以来，收入前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182%，达到25.3万美元，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仅增长133%。

　　这种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富人拥有更多资源进行投资，获得更高回报；而穷人只能靠工资生存，面对通胀和生活成本上涨时毫无抵抗力。

　　政治影响力也呈现类似的分化：富人可以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政策制定，而普通工人只能通过上街抗议表达不满。

　　当64%的高收入群体仍然相信美国梦可以实现，低收入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39%。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经济分化，更是对“美国梦”的分化。这种分化一旦固化，就很难通过常规的政策调整来扭转。

　　美国作为典型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问题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

　　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化利润，这必然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当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时，拥有资本的人会越来越富，而仅靠劳动的人相对地位会下降。

　　美国的问题在于，它过分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而缺乏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税收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者保护都相对薄弱。这导致经济增长的红利无法有效分配给普通劳动者。

　　更深层的问题是，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冲击下，传统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大量流失，而新兴的高科技行业又要求很高的技能门槛。这种"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使得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快速上涨，而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工资停滞甚至下降。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面临的是一个无解的死结？

　　从短期看，确实很难找到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任何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都会遭到强烈阻力。

　　提高最低工资会被指责影响就业；增加富人税收会被警告会导致资本外流；加强社会保障会被批评为增加政府负担。

　　从长期看，如果这些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社会的稳定性将面临严峻考验。

　　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努力工作也无法改变命运时，社会共识就会出现裂痕。劳动节的抗议活动虽然带有政治色彩，但它反映的深层问题是真实而紧迫的。

　　美国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历史上，美国也曾通过罗斯福新政等重大改革，化解过类似的危机。关键在于，哪届政府能有足够的政治意志、政治能量去推动这样的变革。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