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亲历：美国学术“铁饭碗”为何偏爱平庸者？天才反被淘汰的内幕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外学术研究”

在哈佛执教多年后，我终于看清了美国学术界最不愿承认的秘密…

当我在2009年初次踏进哈佛大学的办公室时，从未想过这个被全世界羡慕的"学术天堂"，竟然隐藏着如此残酷而又荒诞的游戏规则。

十五年过去了，我从哈佛到宾州州立大学，亲历了美国高校"终身教授"制度的全过程，也见证了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在这个体系中的挣扎与沉浮。今天，我想把这个被神话了太久的制度，真实地呈现给你。

一个世纪的学术"铁饭碗"实验故事要从一百年前说起。那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叫约翰·杜威的哲学教授。这位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激进的想法：给优秀的大学教师"铁饭碗"。

他的逻辑很简单：只有让学者们不用为生计发愁，才能让他们专心致志地追求真理，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这个想法在1940年代开始被美国高校逐步接受，到1970年代已经广泛推行。有趣的是，伴随着"终身教授"制度的普及，美国的学术研究确实迎来了黄金时代（1945-1975），无数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都诞生在这个时期。

看起来，杜威的设想获得了巨大成功。

但真相，往往比表面更复杂。

“非升即走”：一场持续六年的生死角逐在美国，想要获得"终身教授"这个学术界的"圣杯"，你必须先成为一名"预聘轨教授"——这个听起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的职位。

想象一下，你刚刚从顶尖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踌躇满志地进入心仪的高校担任助理教授。此时，学校会给你一个看似慷慨的承诺：六年时间，证明你的价值。如果成功，你将获得终身教职；如果失败，请另谋出路。

这就是美国学术界著名的"非升即走"制度。

六年，2190天，这是你证明自己学术价值的全部时间。在这六年里，你需要在三个完全不同的战场上同时作战：科研、教学、社会服务。任何一个方面的失败，都可能让你前功尽弃。

更残酷的是，这场考核的评委不是别人，而是来自5到10所外校的匿名专家，他们将决定你是否配得上"美国某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明星"这个标准。

平庸者的胜利：木桶理论的学术版在我参与的无数次评审中，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那些在某个领域有着突出贡献但在其他方面稍有不足的学者，往往比那些各方面都"还不错"的平庸之辈更容易被淘汰。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而不是最长的那块。在"终身教授"的评审中，这个理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位在权威期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的年轻学者，可能因为学生给他的教学评分偏低而被拒之门外。而另一位研究成果平平、但在教学和社会服务方面表现均衡的申请者，反而能够顺利通过评审。

以美国排名前50的大学为例，这些大学的金融系每年平均最多只有一个教职招聘名额。这些名额大都是来自于老教授退休、过世，或是该院系需扩大规模等原因。但与这50个名额相对应的，是上千名来自各个顶尖大学的金融学博士、经济学博士毕业生的角逐。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全能"成了比"专精"更重要的品质。

学生评分的暴政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让我感到荒诞的是学生评分对"终身教授"评审的巨大影响。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教授在一门12人的选修课中，有3个学生因为作业抄袭被警告，愤怒之下给了1分（最低分）；另外3个认真学习的学生给了7分（最高分）。最终，这位教授的平均分只有4分，达到了"被淘汰的危险线”。

这种评分系统的问题显而易见：通常只有特别喜欢或者特别不喜欢某位老师的学生，才会在准备期末考试的忙碌时刻抽出时间为老师打分。那些性格强烈、要求严格的优秀教师，往往在这种评分体系下吃亏。

更讽刺的是，为了获得高分，一些教授开始有意讨好学生，降低课程难度。学术的严谨性和挑战性，在"生存"面前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影响因子的新霸权近年来，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开始关注期刊的影响因子。在跨学科评审中，我经常看到评委们用手机搜索某个期刊的影响因子，以此作为评判学术价值的重要依据。

这种变化背后，是学科细分带来的问题。每个教授都是特定领域的专家，对其他领域往往了解有限。当一位心理学家需要评审一位营养学家的申请时，期刊影响因子就成了最直观的判断标准。

虽然评审专家们会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进行调整，但这种量化的评价方式，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研究向"热门"和"安全"方向倾斜。

那些被制度"误杀"的天才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九十年代前期曾在美国从事博士后工作。在他证明"灵魂猜想"后，一些美国顶级大学给了他tenure track的职位。但佩雷尔曼拒绝接受任何没有直接tenure的职位，于是他回到俄国，潜心研究庞加莱猜想。

佩雷尔曼后来因为证明庞加莱猜想而获得2006年菲尔兹奖，但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并退出了数学界。

还有张益唐的例子。他从博士期间就只关注大问题。导师莫宗坚评论说张益唐不能在"tenure track"、“tenure"和"promotion”（晋升）的生活里生存下来。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终身教授"制度虽然为学术自由提供了保障，但也可能成为创新的桎梏。那些专注于重大问题、不愿意按部就班发表论文的学者，往往被这个体系所排斥。

铁饭碗也不是真的"铁"即使获得了终身教职，也并非高枕无忧。在美国约2%的终身教授因为各种原因被校方开除。校方常用的理由包括能力不足以完成其本职工作、大量缺勤、道德堕落和严重失职。

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遭遇更是让人唏嘘。他在61岁时被学校以"人事缩编"为由终止教职，尽管当时他已经是终身教授。在《黄河青山》中，他详细记录了这段痛苦的经历。

当学校面临财务危机时，“终身"二字也显得如此脆弱。

制度的反思与未来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既是学术界的创新，也是一个不完美的实验。

它的优势显而易见：为学者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让他们能够专注于长期研究。“The common good depends upon the free search for truth and its free exposition”（共同利益取决于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自由阐述），这正是1940年《学术自由与终身教授制原则声明》所强调的核心理念。

但它的缺陷也同样明显：过分强调平衡发展，可能会抑制真正的创新和突破；学生评分的引入，可能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对"安全"研究领域的偏好，可能会阻碍科学前沿的探索。

写在最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术评价作为一个在这个体系中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人，我想说的是：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不断完善它。

对于那些在"终身教授"评审中失败的学者，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认为他们"不善"或者能力不足。很可能，这种需要"全能选手"的职位本来就不适合他们。

真正的学术评价，应该既能保护学术自由，又能鼓励创新；既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又不能成为平庸的温床。这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精细和人性化。

在中国高校纷纷引入"非升即走"制度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深入理解这个制度的优缺点，避免简单的照搬，而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学术发展的道路。

毕竟，制度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