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朗普关税案法律进展的深度解析_风闻

对特朗普关税案法律进展的深度解析

撰文：雅礼学人

2025年8月31日星期日

特朗普关税案在再次法律失利后迈向最高法院，特朗普又发帖子了**:**

所有关税仍然有效！今天，一个高度党派的上诉法院错误地表示，我们的关税应该被取消，但他们知道美利坚合众国最终会胜利。如果这些关税真的消失了，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这将使我们在经济上变得虚弱，而我们必须要强大。美利坚合众国将不再容忍其他国家（无论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施加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和不公平的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这些都损害了我们的制造商、农民和其他所有人。如果这个判决被允许生效，它将直接摧毁美利坚合众国。在劳动节周末的开始，我们都应该记住，关税是帮助我们的工人并支持生产优秀“美国制造”产品的公司的最佳工具。多年来，关税被我们冷漠和不明智的政治家用来对付我们。现在，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帮助下，我们将利用关税为我们的国家谋取利益，让美国再次变得富有、强大和繁荣！感谢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特朗普的上诉逻辑：权力博弈与政治姿态的双重驱动

特朗普明确表示将上诉至最高法院，这一决定既是其“永不认错”政治风格的延续，也暗含深刻的权力博弈逻辑。从法律层面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7-4裁决直指核心——关税权属于国会，而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的行为缺乏明确授权。这一裁决不仅否定了其政策的合法性，更触及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的边界问题。对特朗普而言，上诉至最高法院的本质，是试图通过司法途径重新定义总统在贸易政策中的权限，而非单纯为关税政策辩护。

从政治姿态看，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的发言将法律争议转化为“国家利益”叙事，通过“关税保护工人”“对抗不公平贸易”等话术巩固选民基础。这种“危机化”表达（如“判决生效将摧毁美国”）虽缺乏事实支撑，却精准契合其民粹主义动员策略——将司法裁决塑造为“精英阶层对民众利益的背叛”，进而转移对关税负面影响的关注。

二、特朗普社交媒体言论的矛盾性：法律规避与逻辑缺陷

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的表态存在三重矛盾：

1. 法律依据的模糊性：其反复强调“关税是最佳工具”，却始终回避法院指出的核心问题——**《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是否授权总统征收具有贸易保护性质的关税。该法案的立法初衷是应对“国家安全紧急状态”（如恐怖主义、军事威胁），而非调整常规贸易政策。法院的裁决并非否定关税本身，而是否定总统越权行使国会专属权力。

2. 因果关系的断裂：“判决生效将摧毁美国”的论断缺乏基本逻辑支撑。美国历史上多次调整关税政策（如20世纪30年代《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废除），均未导致“国家崩溃”；相反，当前关税的负面影响（如推高通胀、引发贸易摩擦）已被多项经济数据证实（如90%美国人认为食品价格压力大、制造商成本上升）。

3. 权力认知的错位：特朗普将关税政策视为“个人工具”（“我们将利用关税为国家谋利”），忽视了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下“政策合法性源于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即便关税政策存在合理性，也需通过国会立法程序确立，而非由总统以“紧急状态”为名单方面推行。

三、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从经济成本到社会分化

“关税负面影响已出现”具有充分的实证支持，且可从三个维度深化：

1. 消费者负担加重：Accountable.US的报告显示，关税成本通过供应链传导至终端消费，食品、学校用品等民生必需品价格上涨，直接冲击中低收入家庭。90%美国人对食品价格的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关税保护消费者”的承诺形成鲜明反差。

2. 产业连锁反应：参议院民主党报告指出，关税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依赖进口中间品的行业）利润压缩，部分企业被迫裁员或外迁。所谓“保护制造业”的目标，实际演变为“少数行业受益、多数行业受损”的零和博弈。

3.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关税战引发贸易伙伴报复，美国农业、能源等出口行业首当其冲。据美国农业部数据，2018-2020年特朗普关税期间，美国大豆对中国出口下降70%，农民收入损失需政府补贴数百亿美元弥补，最终仍由纳税人承担成本。

四、关税政策调整的正当路径：回归国会立法程序

“关税调整应由国会制定新法案”，这一观点触及美国宪政体制的核心原则——权力制衡与代议制民主。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国会有权“规定和征收关税、进口税、消费税”，总统仅拥有签署或否决法案的权力。特朗普试图绕过国会，通过行政命令单方面调整关税，本质上是对分权制衡原则的挑战。

退一步讲，即便美国确实需要调整关税政策应对贸易不平衡，也应通过以下合法路径：

1. 国会立法：由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关税法案，明确税率调整范围、适用对象及期限，经总统签署后生效；

2. 国际贸易谈判：通过WTO框架或双边协定解决贸易壁垒问题，而非单方面加征关税引发对抗；

3. 国内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税收优惠、技术研发支持等方式提升本土产业竞争力，而非依赖贸易保护主义。

五、司法裁决的深层意义：权力边界的再校准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不仅是对个案的判断，更具有宪政层面的警示意义：

 行政权的谦抑性：在“紧急状态”条款被频繁滥用的当下（如疫情期间的边境管控、移民政策），法院重申“国会专属权力不可让渡”，有助于遏制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扩张权力的倾向。

法治对民粹的约束：特朗普试图将法律争议政治化、情绪化，但司法系统通过严格的条文解释（如“明确授权原则”），避免了贸易政策沦为个人意志的产物。这种“去政治化”裁决，是美国三权分立体制自我纠错能力的体现。

总结

特朗普关税案的法律进展，本质是权力合法性之争与政策合理性之争的交织。其上诉至最高法院的决定，既是为挽救政策的“法律续命”，也是2026年中期选举前的政治表演。无论最高法院最终裁决如何，该案已揭示两大核心问题：

1. 贸易政策的合法性必须植根于国会授权与民主程序，而非总统的个人决断；

2. 关税作为工具的局限性——短期保护可能掩盖产业竞争力不足的根本问题，长期则会通过成本转嫁、贸易摩擦损害整体经济利益。

历史经验表明，健康的贸易政策应兼顾保护与开放、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并始终在法治框架内运行。特朗普关税案的争议，恰是对这一原则的深刻检验。

 注：本文参考了美国主流媒体的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