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祸首”究竟是谁_风闻

徐焰 军事专家、退休教授

自80年前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念了那份只称“终战”而不明言战败的诏书后，日本在事实上接受投降，但其高层长期以来大多不愿承认对外侵略罪行，首脑讲话往往只称战时政策发生“错误”而鲜少公开道歉。日本国内舆论又屡屡渲染战前少壮军人“下克上”冒犯高层，例如描绘“二二六”兵变的不少影视作品都突出了下级官兵对重臣行凶时刀枪齐下的血腥场面，这虽然是自曝家丑，却也就此把罪责向下转移，日本官方所编历史书籍也常声称一线军官在外“擅自”行动突破了当时政府“不扩大”的方针。

不过，了解战败之前日本国情的人却都知道，那是一个下对上要严格服从的社会，军队内又等级森严，一批少壮军官怎么可能越过上级挑起举国动员的对外侵略战争呢？如果仔细研究当年日本“官—军—财抱合”的体制，就能戳穿那些试图洗白上层罪责的手法，也会明白为什么那些人的战争罪责多年来得不到彻底清算。

军政高官和财阀是侵略主谋

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军人的凶残让世界惊骇，细究根源，一定程度上在于西方“优胜劣汰”的帝国主义法西斯观念与日本国内武士传统的畸形结合。古代日本列岛长期面临大名或军阀割据，他们培植出社会上的专职武士阶层，并造就其为上拼死效命和对下无情杀戮的“羊狼兼备”性格。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社会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武士阶层名义上被取消，其众多成员变成职业军人。日本旧军队特别是陆军保留着诸多派别，上下级中又保留了主奴式封建传统，一些少壮军官在派系争斗中往往会听命于“主子”，充当对异己斗狠的打手。

1868年正式开始明治维新后，天皇由宗教领袖变为日本最高的实权主宰，过去各藩分立的军阀武装统一成“皇军”。日本当时一些规模不大的工商业主，把握时机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大财团，并充当军政势力的支柱。明治初年形成的财力最强财阀之一的三井财团，就为建立“皇军”贡献了大批资金。日本发动所谓“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战争）时，年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当时汇率是1日元约合中国一块银元），是各财团牵头在全国筹集了2.5亿日元，才保证日本发展军工业并打赢那场战争。这场掠夺之战从中国得到的赔款和缴获品共计2.9亿两白银，折合3.6亿日元，日本政府随即用战争获利酬谢三井等大财团，这又刺激了官、财、军三界的扩张野心并形成“以战致富”的侵略国策。

甲午战后日本继续不断对外侵略，上层分工是“官”决策、“财”保障、“军”出手。不过，三方“抱合”时也常出现分歧。他们的扩张思想虽然一致，但计较收益的财阀因害怕赔本而相对谨慎，迷信“武士道”的军官中却充斥着狂热的“愣头青”。因为后果难料，政客、财团和老派军官在开战时往往讲“缓进”并在幕后观望，少壮军人却以“决死”态度出面挑事，若不成功则要充当“替罪羊”来承担责任。

1931年日军挑起的“九一八”事变，曾被日本描画成关东军几个参谋的“擅自行动”。但其实，那就是一场前后台配合演出的欺人把戏。当时日本正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经济总量下降1/3，上层便想通过侵略中国东北来振兴经济，“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在其国内成为一时的口头禅。不过，官方和财团担心美英会采取经济制裁，军部高层也有顾虑，便授意关东军的二流军官充当“出头鸟”。在沈阳下令开火的是三个佐级参谋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先装作不知情，交战后见东北军未抵抗才下令全军行动。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等要地时，日本政府向国际上宣布“实行不扩大方针”，军队却迅速实施全面占领。见美英没有制止，日本高层便批准建立“伪满洲国”，并对土肥原、板垣等人加官进爵。这哪里是什么少壮军官的“擅自”行动呢？

“官军财抱合”背后的复杂肇因

熟读日本历史的人会发现，财团和政界高层的名字很多都是“太郎”“一郎”“龙一”等，这是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原因。中国从汉武帝为削弱豪强而实行“推恩令”起，总体上是让儿子们平分家产，于是就有了“富不过三代”即大家族财产到孙辈就会分散之说。日本流行家产由长子代代相传，二战前的4万家大小企业和商户多数都是“百年老店”。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官僚体系，高层很多是出自财团的代表，往往也带有世袭性。这种体制导致权力和财富世代集中于极少数家族，日本战前的四大财团即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就掌握了国内半数工业生产，它们的态度极大影响了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决策。比如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三井等财团马上跟进“开拓”掠夺资源，获得暴利后滋长的扩张野心又让它们赞成继续向华北、华中侵略扩张。

细看战前日本军官的名字，则是常以“次郎”“贤二”“三郎”和“四郎”等多见，这主要是因家中诸子除老大外在成年后需要出去创业。在古代，这些人往往充当下级武士、出家或沦为浪人；到了近代，考军校升军阶成了一个新的出路，长子当军官者也多出自没多少财产的家庭。战前日军尉官收入不及大学毕业生，如果结婚成家就会颇为困窘，晋级少佐工资会升3倍以上，因而有“贫乏的尉官，富庶的佐官”之说，升将官后更能获得高层富豪级享受。1937年全面侵华开始前，日军总数限制在30万人左右，其中军官定额只有4万多，要想晋升主要靠战功和长官赏识这两条路。不少想升迁的下级校尉因此盼望开战，并且攀附某派长官，为其卖力成为“死党”。

战前日军高层不仅有地域性派系，还在三个主要侵略方向即侵华、攻苏或劫掠南洋的选择上出现不同意见，另外他们同政界也有军费分配之争。对于内部分歧，那些残暴的军头也往往想以暴力解决，因为自己“不便出面”，转而让下属动手。“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国内一再发生刺杀首相、大将和其他重臣的事件，凶手几乎都是尉级军官。比如1932年，一群年轻军官闯入首相犬养毅家对准他的脑袋开枪，原因就是这位老臣反对增加军费。后来，凶手却因一些军政要人称他们是出于“爱国心”而受到特赦。1936年2月26日，当陆军出现“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激烈对立时，几位大尉青年军官带领大约1400人在东京兵变，杀死多名有大将军衔的大佬重臣。“二二六”兵变之前，多位“皇道派”将领秘密对叛乱者表示支持，并说他们想袭击的人“该杀”。只是此事引发天皇震怒后被压制，多名尉级军官被处死刑，支持他们的高层人物却未受追究。后来日本当局和一些媒体称这些事是“下克上”，了解内情的人却清楚不过是“上克上”的高层内讧而已。

日本财团对军界内讧表面不予参与，实际上却认为“皇道派”主张北攻苏联捞不到油水，主张侵华的“统制派”得到其暗中支持而在“二二六”兵变后主导了军部。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5年间，日本国内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财阀获大利的同时下层民众收入也大多有所增加，这就促成了日本社会出现拥护侵略扩张的狂潮，那些对外滋事的少壮军官由此成了受拥戴的“国民英雄”。这种恶性刺激使官、军、财三界一致要求扩大战事，日本侵略战车就由中国东北进一步开向大半个中国，甚至冲到太平洋战场而无法刹住。

东京审判为何留下“历史缺憾”

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加上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吃亏后不久便转入反攻，使日本军方的消耗大大超过掠夺所得，国内财阀不仅发财梦破灭还面临输光老本的局面。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主要财团和代表他们的政客就私下商议要尽快与美国议和，天皇也派“御弟”高松宫在瑞士主持对美密谈。1945年2月，几百年间传承下来的日本头等权贵、战前首相近卫文麿汇集政商意见密奏天皇，说战败已不可避免，想要保存“国体”就须牺牲军界，尤其是让从“满洲事变”起就打先锋的军官们承担责任。

在瑞士的秘密谈判交易中，美方出于尽快结束战争以减少自身损失，同时在战后控制日本以抗衡苏联的考虑，于1945年夏初同意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可以保留天皇制。起初，天皇还想继续讨价还价，但当年8月上旬苏联出兵以及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后，他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接受美国的条件。当时，日军主要头目大多认为日本还有700万兵力，本土还未被攻入，不愿接受投降，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御前会议上就叫嚷要死战到底。不过，日本天皇的“圣断”得到政府文官和财团支持，军队没有政界和财力支持就无法再打下去，阿南等军头随即在家中自杀，东京城内闹事拒降的少壮派军人也只好在广场上向自己头上开枪。此时已经退位多时并在家中闲居的原首相东条英机也对自己的心脏开了枪，却因打偏而被抢救过来，当时的新任陆军大臣下村定还骂他不肯“到法庭上为天皇承担责任”。这段日本军国主义高层内部争执的历史及其结局，也清楚说明了谁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主要操控者。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军40多万兵力进驻日本本土，并根据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要求在东京主持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判处7名甲级战犯死刑，其他一些战犯分获无期徒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惩处这些战犯虽然伸张了正义，但审判也留有遗憾，那就是遭受惩处的主要是“光头军阀”，日本皇族因为美国事先的承诺而不被追究（包括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朝香宫鸠彦王），财阀们也安然无事。美国时任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就说：“日本的大企业家在战前和今后都是我们的朋友”。美国在日占领当局当时只解散了三井财团，而且也只是让其分拆成几家公司，其他财团在战后还是名牌企业，并在产业链上依附美国资本并引进新技术实现升级。被日本及其相关企业强征劳工的中韩等国受害者在战后一再要求赔偿，但相关诉求长期以来难以得到公正回应。

出现这些历史的缺憾，关键症结在于美国在二战后出于自身战略需求，对日本财团采取利用和收编政策，日本天皇制也得以保留，一些在侵略战争期间代表工商利益的政客战后继续当政。比如二战时的工商相、甲级战犯岸信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20世纪50年代还当上了日本首相。这批自身就背负战争罪的人当政并继续操控日本政经界，他们怎么会去彻底清算国家侵略罪行呢？因此，我们回顾历史，在强烈谴责当年侵略者在战场上所犯暴行的同时，还要深究日本国内的深层原因，并以此为戒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坚定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