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我家的二三事_风闻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我家经历过抗战时期的长辈们几乎都已过世。回想起来，小时候听他们零零散散说起过抗战时期的一些经历，印象特别深刻，现在记录下来作为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抗战纪念。抗战改变了我家的生活轨迹，有点遗憾的是当年没有请长辈们讲得更多。

（一）   家毁

我老家在无锡，我父亲是在无锡城里长大。老宅在无锡的市中心区域，现在城市改造已经拆完了，所在地区的老房子只剩下了钱钟书先生的故居修缮保留着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我家老宅离钱家只有一百米左右，父亲的二姐跟钱先生的堂妹是小学同桌，因为住的近，儿时她们还串门。老宅是个三进的房子，我小时候放暑假去住过几次觉得很宽敞，老人们说我看到的不到原先一半的面积。因为前院在爷爷过世后分家分出去了，以后一直不来往，老辈人的有些恩怨关系从来不说我也不问。后来五十年代扩路，中院和后院又被切掉三分之一，可见当年的老宅还是城里比较好的一个房子。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时，奶奶，父亲，父亲的二姐，还有大哥一家住在一起。父亲的大哥因为在早几年冬夜遇到劫匪“剥猪猡”受了惊吓得了肺炎已经早逝，那时的急性肺炎几乎是不治之症。没了成年男丁，家道已经中落。上海一开战，人心就不稳了。早听说了东洋人恶名的奶奶和大嫂已经做了应急的准备。到了上海国军战败，奶奶和一家人就出城躲到了无锡乡下，那时在乡下还有几亩薄地。日军11月底就占领了无锡，大批日军入城，一伙日军就占了我家老宅。幸亏奶奶有先见之明带了一家子逃出了城，避免了人身伤害，留在城里的老百姓就遭了殃。日军占领无锡后的暴行有历史资料佐证，这里就不再多说。

奶奶一家在乡下避难，直到日军大部队开拔北上，才遣人回家探查。住在我家的日本人已经走了，但是老宅也变成了毛坯房。家里可用之物已经荡然无存，所有的家具都被劈成柴烧了，连木制窗框也被拆了烧了。要不是在市中心密集住宅区，日本人真可能把房子一把火烧了。虽然没有烧房，日本人就是不想让老百姓回来住，临走在烧饭的灶台里面外面，拉满了大便。老人说东洋矮冬瓜如此“恶势做”，纯粹是人坏。

老宅一时不能住，常住乡下也不是长久之计，一家人只好兵分两路。大嫂是极其能干持家的，老宅的修复事情及二姐都托付给她，奶奶和父亲准备去投奔在上海租界的父亲的大姐一家。大姐夫当时在租界里一家英国还是美国的公司里做工程师，生活受战争影响较少。历史记载这时上海周围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口逃难进了上海租界，这其中就包括了奶奶和父亲。

但是去上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交通早已中断，奶奶和父亲只能跟着逃难的人流从无锡走到上海。奶奶是裹小脚的走不快，父亲只有14岁，一弱一小只能走走停停，跟不上逃难的人流。两人从未出过无锡，不知到上海的路，父亲说只知道沿着大运河走，运河是通往上海的。因为是沿着运河走，天天可以看到运河里飘着被杀的老百姓的尸体，有些还是被砍了头的。就这样一路担惊受怕走了半个多月，两人才到了大姐家。

（二）   历险

到了上海，生活暂时稳定下来。但是大姐一家三口，一下子添了两人吃住，只大姐夫一人上班不是长久之计。父亲书是读不成了，经大姐夫介绍就去了工厂做学徒工。开始是没薪水的只管吃住，一天工作10-12小时，两三年后满师了有了工资，开始是两块大洋，后来有五块大洋。当时算不错的收入了。差不多时间的师兄弟们满师就算熬出头了，上班比较累，有工资了又年纪轻下班就打牌逛街见识大上海市面。但父亲是个另类，下班了就去上夜校，补习中学课程。不过人生一场险情也因此而来。

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人占领了租界实施宵禁。平时夜校结束马上回家刚好在宵禁前。有一天父亲课后向老师请教问题，老师是个健谈的人看见学生勤学高兴就多说了几句，讲完父亲发现不对了，已经不能在宵禁前赶回家了。当时老师就建议在夜校住一晚上明天再走，父亲犹豫了一下担心兵荒马乱时期奶奶见不到儿子回家一个晚上要急死了，当时又没有电话联系。父亲年少气盛，就大着胆子出门走了。走到半路，果然运气不好碰到了日本人的巡逻队。

日本人一看到父亲就叽里呱啦喊着要人停下检查。父亲说一刹那就作出了判断。违反宵禁被日本人关进去不死也要脱层皮，撒腿跑吧。看父亲一跑，后面日本人就大呼小叫地追过来了。父亲开始听到后面的日本人大皮军鞋呱呱地急追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再后来就开枪了，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那时的上海小路小巷比较多，父亲对附近的路径了如指掌，哪条小路可通哪条弄堂是死路，哪里有路灯哪里没路灯。再加上父亲从小练过举石担腿劲足，要逃命身体潜能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拼命跑过了几条小路后后面的追兵才逐渐没了声音。

       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是不跑掉，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你。

（三）   工业救国

父亲在夜校补完中学课程后考上了国立交通大学。读书期间正是大陆风云际会，交大是上海滩上著名的民主堡垒，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现在最有名的是江学长，还有两位学弟的纪念碑至今还立在交大的校园内。我在交大读书时也经历了两次学潮，于是有次问他，交大那时这么多学生运动，怎么没听你说起过？父亲说：一个是生活问题，一个是理念问题。父亲比同班同学年长2-3岁，考虑问题比较实际。首先是要养家。虽然有亲戚的一些资助，但奉养老母本来是儿子的责任。于是三年级课程略松之后，父亲就边读书边出去工作了。父亲上大学前已经是熟练的技术工人，经过交大两三年理论学习再加上交大的名气出去找兼职工作非常容易，有段时间在两个厂里兼职，虽然累点，但收入足够支付跟奶奶两人的比较体面的生活了。不过，更重要的是理念上父亲信奉的是工业救国。父亲说：我是亲眼见过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扔炸弹的，日本跟中国比是小国，何至于此？器不利也。人要有自知之明，我对各种主义搞不懂也没有兴趣，对机械很有兴趣也搞得明白。不管哪个主义，要救国一定要发展中国的工业，所以有时间就多读书多实践。这大概是经过八年抗战苦痛的普通老百姓的肺腑之言吧。

父亲一生奉行只搞技术不问政治。由于工作出色，组织上几次劝他入党，先是共产党后是民主党派，父亲都是婉言谢绝。终其一生，一直是无党派的群众。后来从父亲单位的追悼致辞中才知道，他主持设计和建设了两条国内首创的机械化生产线填补了国内产品的空白，也算是完成了他工业救国的个人抱负吧。

（四）   中日建交

中日建交是在文革中期，林彪事件之后。经过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社会大气候对时政话题都是谨小慎微，而我家更是从来不谈政治不唱反调，特别是在我们小孩面前，就怕小孩嘴快到外面去乱说。不过，中日建交是我唯一一次看到长辈们妄议时政。

消息传来反应最激烈的是奶奶。奶奶是家庭妇女见识不高开口从来没有顾忌。文革时反四旧红卫兵上门来把她一套心爱的麻将牌搜走了，气得她破口大骂小赤佬小王八蛋。父亲吓得没几天就把奶奶送回了无锡老宅躲风头。这次在老宅更是身临其境，奶奶把东洋人骂得狗血喷头，具体有多难听，住在老宅的父亲的二姐来信也不好细说，我只能想像八十多岁的老奶奶怒发冲冠的样子。二姐当时是无锡一家中学的副校长，算是国家干部了，信中也是愤愤不平，问以前日本人做得这么多坏事就算了吗？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思维当然更理性。父亲看了信后再看《参考消息》上的外电评论，看完坐在那里久久不说话。最后，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只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