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尔尼卡到加沙：战争中对平民的屠杀与历史的重演_风闻

从格尔尼卡到加沙：战争中对平民的屠杀与历史的重演

撰文：雅礼学人

2025年8月30日星期六

历史并非线性进步，在战争的残酷性上，尤其如此。从西班牙内战的格尔尼卡到今日的加沙地带，对平民的系统性屠杀非但没有被终结，反而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升级和“完善”。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一种根植于战略计算、道德推诿和强权逻辑的可怕循环。

一、历史的先例：轰炸的“常态化”与道德悖论

二战是“屠杀平民”成为标准作战程序的转折点。纳粹德国空军的闪电战开启了针对人口中心的恐怖轰炸，而盟军的反击则将其推向极致——汉堡、德累斯顿、东京乃至广岛和长崎的毁灭，共同构成了20世纪战争史上最黑暗的章节。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学者亚历克斯·贝拉米所揭示的悖论：“有意针对平民”与“拒绝承认这是他们的目的”。盟军领导人设计了精妙的语言陷阱，将针对城市的燃烧弹轰炸包装为对“工业中心”和“士气”的打击，从而在舆论和历史上为自己开脱。这种“做了却不承认”的双重思想，为后来的战争罪犯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剧本：只要胜利属于我方，暴行终将被历史叙述所柔化甚至正当化。

二、历史的滥用：以过去的暴行为现在的暴行辩护

当前加沙地带发生的悲剧，完美演示了历史如何被滥用。以色列官员在私下谈话中直接援引二战期间盟军轰炸德累斯顿和广岛的先例，来为其在加沙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的行为辩护。美国大使迈克·赫卡比的言论更是将这种逻辑赤裸地公之于众：“既然你们过去也这么干，今天就无权批评我们。”

这种辩护方式的致命缺陷在于：

1. 它拒绝道德进步：它将最黑暗的历史时刻设为道德基准，而非底线。人类社会设立国际法、战争公约和人道主义原则，正是为了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并禁止其重演。以“前人也杀人”为理由杀人，是对人类文明本身的否定。

2. 它忽视具体情境：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独特的背景，简单类比是极其危险的。将一场针对纳粹德国的全面战争与一场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地区冲突相提并论，本身就缺乏逻辑和历史依据。

三、技术的异化：“无菌战争”下的无情杀戮

美国在21世纪的战争模式，进一步扭曲了战争与道德的关系。无人机、远程导弹和空中力量创造了所谓“无菌战争”的神话——指挥官在千里之外按下按钮，看不到鲜血，听不到哭喊。正如修道士托马斯·默顿所警告的，这让人产生一种“更好”的错觉，因为它用物理距离和心理疏离感掩盖了杀戮的本质。

这种模式带来了两个恶果：

责任感的消解：如哈罗德·许和阿基尔·里德·阿马尔在为利比亚战争辩护时所展现的荒谬逻辑——只要没有“美国士兵的尸袋”，就不算“敌对行动”。这意味着，敌国平民的死亡根本不被计入战争的代价，他们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无名的、甚至不存在的统计数字。记者阿南德·戈帕尔在阿富汗的调查彻底揭穿了这一谎言：那些未被记录、被严重低估的平民伤亡，是无数个“夏奇拉”和“古尔朱玛”家庭持续20年的悲剧。

杀戮效率的极致化：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使其空中力量能以“工业效率”进行杀戮，这是触目惊心的概括。现代军事技术将屠杀变成了一个高效、系统化的生产过程，其规模和对生命的蔑视程度，确实“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法西斯领导人可能钦佩的”。

评论总结

从格尔尼卡到加沙，一条清晰的线索贯穿始终：在战争中，平民总是最先被牺牲、最后被铭记的。强权者通过篡改语言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利用历史的灰暗面为当下的罪行开脱，并借助先进技术将杀戮变得更为“便捷”和“无感”。

加沙的悲剧之所以格外刺痛人心，是因为它发生在全球媒体的聚光灯下，它是对人类集体良知的一次公开拷问。我们拥有比1937年更先进的通信技术，却未能阻止更先进的杀人技术施虐于平民。这证明，技术的进步并不自动带来道德的提升。

终结这一循环的唯一希望，在于坚决拒绝“以暴制暴”的历史虚无主义，在于无条件地坚守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任何平民的生命都不应成为可接受的代价，任何过去的罪行都不能成为今日罪行的许可证。否则，格尔尼卡的悲鸣将在人类历史中永不消散，每一个今天的热点，都将是下一个被后代引用的、为新的暴行辩护的“德累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