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集200块，新人编剧逃不过短剧骗稿？_风闻

在小红书搜索“短剧骗稿”，你会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其广泛程度与恶劣程度堪称触目惊心。

当然，在影视行业发展初期，编剧遭遇“骗稿”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只是如今轮到了新生事物——短剧。

真实的短剧市场，已然到了向精品化转型的变革期，但仍然有不少投机者与入行新人，对短剧的印象还停留在最早期的“低门槛、赚快钱”阶段。神话的击碎具有滞后性，在短剧这个参差不齐的赛道里，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海。

非核心圈层的创作者跨界而来，既不懂短剧创作，也不尊重编剧，却想靠低成本博收益投机；而新人编剧怀着成名的想象进入行业，却发现自己成了最容易被收割的群体。

在与毒眸的交流过程中，新人阶段被骗稿“白嫖”，几乎是每个短剧编剧都有过的经历。一场骗局过后，她们慢慢从过期的造富神话和过时的蓝海幻觉中醒了过来。

“200块70集”

今年三月，待业中的尾巴在招聘App上看到一则短剧演员招募，她前去面试后，很快被介绍给一位制片人，这位制片人A问尾巴愿不愿意学着写短剧剧本，可以免费指导培养，将来写了剧本还能分稿费。

A有着百度百科可查的履历页面和院线电影作品，在尾巴看来，自己还是“新人小白”，而对方是“无法企及的圈内高人”，是从电影“下凡”来的，“那简直太好了”，尾巴当即答应了下来。

但建联后，所谓“指导”只是几份网上随手搜来的写作资料。A反而频频追问尾巴的私生活，“比如有没有过性生活”，尾巴提出质疑，对方则以编剧需要生活阅历作为解释，并批评她小县城出身“见识短浅”，是“榆木脑袋”。

不久后，A称与当地政府谈好了合作，让尾巴写一部文旅微短剧梗概，要求加入当地的非遗文化元素，期间A频繁提出模糊的批评意见，比如：你这写的都不叫梗概、故事不完善、情节不好……

尾巴要求A提出更具体可操作的修改方向，他又发来网上的资料链接，然后继续对尾巴写的新梗概提出批评，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尾巴觉得“就好像有个人让我画圆，我画了一个不那么圆的圆，然后对方一直说我画的不是圆。”

几个来回后，梗概终于被A拿去申请立项，顺利通过。尾巴开始写作正式剧本，谈到稿费，A继续推脱：“你是新人，东西行不行还不知道，怎么定价？”他开始描绘未来的蓝图，称自己导演的项目要和张艺谋合作，只要尾巴好好表现，就能在项目中署上她的名字。

写到十几集时，A突然要求尾巴一周内交付全剧剧本，并象征性给尾巴发了200元红包。尾巴不想放弃自己的剧本，硬撑着在一周内写完70集4.5万字，对方拿到剧本后仍拒绝谈费用，以“初稿不行，要改”敷衍尾巴，此后便杳无音信。这200元红包成了尾巴写作70集剧本收到的唯一一笔费用。

后来她才知道，A所谓的与当地政府合作，只是用尾巴的剧本申请当地精品微短剧项目扶持资金，项目申请需要全本剧本，但最终结果是这个项目没有通过申请。“我看了申请通过的名单，制作方都是山影、正午阳光、爱奇艺，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不太好过。”尾巴说。

尾巴的遭遇并非孤例，如今的成熟编剧小马和九九在新人时期也曾掉进类似的陷阱，给自己的编剧事业起步“交了学费”。

小马向毒眸回忆，两年前，一家小公司交给她一个女频复仇网文，希望她改编成短剧，小马不理解这家公司选IP的逻辑，因为原作平淡如水，没有任何亮点和钩子，在阅读平台的数据也很差。

尽管如此，小马还是花心思给这部剧加上了“一个大钩子、三个小钩子”。她清楚记得，交稿时，编辑连连称赞，“太炸了、太有画面感”，当场笑出声来。但最后，小马却被线上告知剧本“不符合要求”，不会过稿，公司也没有支付任何费用。

几个月后，小马刷到这部上线的短剧，赫然发现其中用了她设计的核心创意和剧情钩子。

九九遭遇的则是被恶意拖欠尾款。两年前，她曾与一家网大出身的知名公司S合作一个古装剧本，双方签订创作协议，九九前期按期交付10集剧本，随后交付剧本完整70集创作内容，期间，她多次沟通对方，希望得到修改意见，却没有得到反馈。直到交稿一个月后，该公司才回复，称“剧本未通过审核”，单方面宣布项目终止，同时拒绝支付报酬。

在九九看来，S公司给出的本就是一个过时的策划案，“设定很垃圾”，而对方一直拖延不推进剧本进度，是意识到策划和设定老套，而短剧题材迭代快速，S公司想终止项目开发，不愿支付稿费。

许翩翩在一家头部短剧承制公司做责编，负责收短篇小说，审核稿件是否达到签约标准。她对毒眸表示，上述骗术的确常见，责编冒名顶替原作者投稿，收稿没谈拢、窃取对方稿件中的核心内容创意，而后找写手“复刻”等情形在业内也比比皆是。

但许翩翩也提到，也有作者反向“行骗”，对责编谎报自己过往作品的数据成绩，以换取更高的签约金额。不过相比骗稿，这类骗局相对少见。

红海与蓝海之间

新人编剧遭遇的骗局，是短剧快速迭代过程中行业分层，由此产生的信息差、认知差的产物。

当下短剧行业，头部公司已经意识到机会窗口正在收紧，短剧正在从粗放走向精品，竞争激烈。去年一家产出多部爆款短剧的公司负责人就曾对毒眸表示，今年有可能是红果大力度补贴的最后一年，也是制片方赚钱的最后机会，“今年要是还赚不到钱，明年就更难了”。

如今已经产出了数部爆款短剧、成为红果开白编剧的九九意识到，相比小公司，红果虽然“透明敞亮”，但对编剧的补贴力度很快也会下降，同时内容侧红果还在进一步提高对精品短剧的要求，成熟编剧需要不断适应新题材，新人编剧入行会更难，过稿率也会越来越低。

行业侧传递出的信号同样清晰。月初，红果在短剧自制剧编剧沙龙上，多家制片方直言制作端产能充足，剧本供不应求。但在用户侧，观众已对同质化剧情产生疲劳，因此业内普遍倡议——男频开拓都市玄幻、都市日常等新题材，女频则转向都市情感、现言甜宠、都市玄幻类，以质量和创意突破。

几乎同期，红果也履行平台职责，在开白编剧群中发布通知，强调要严打剧本抄袭，对直接复制粘贴、洗稿、创意抄袭、融梗等行为“零容忍”。在融梗和借鉴仍然普遍的短剧创作环境下，这一表态意味着审核端的收紧，进一步强调创新和精品化。

只不过，在下沉市场和新人圈层中，短剧俨然有着另一幅“面孔”。它仍然被看作是“低门槛、快出头”的机会之地，滞后于目前短剧市场的真实发展进度。

在尾巴所在的县城，制片人A仍将短剧视为回款利器，误判市场。尾巴表示，A是典型的“轻视又逐利”，以为自己从电影“下凡”能实现降维打击，但实际上他既不真正懂短剧创作，也不尊重短剧编剧，天真地想借着这股热潮分一杯羹，做投机主义者。而像尾巴这样的新人编剧则因为缺乏经验和话语权，便成了他们最容易下手的对象。

尾巴对创作过程中与A的一次小分歧印象深刻——剧本中一个相当普通的过场情节，男主对他的龙套发号施令后，龙套奉命行事，A看后批评龙套角色“没有灵魂”，对男主俯首帖耳，尾巴解释短剧和电影不同，剧情要集中在男女主两个人身上，A不以为然。在那个瞬间尾巴确认，这个电影制片人完全不懂短剧，也不看短剧。

九九也对此表示认同，她提到，很多骗稿者都是从长内容转到短剧行业，他们拒绝理解短剧的创作逻辑，甚至“不把（短剧）编剧当人看”。

部分跨界者和新人编剧怀有不同的错觉，前者误以为“下凡”便能在短剧行业“登峰造极”，轻松赚到一笔热钱，后者希望凭借低门槛入局，抓住一次机会就能爆款出头。错觉孕育了过期的造富神话和过时的成名想象，变相培育了短剧行业的诈骗土壤。

不同的是，前者还能贩卖过期的个人或公司履历信誉，新人编剧怀着入行的期待，却只能被免费征用劳动力，成为一次次天真的以小搏大中的“炮灰”。短剧行业向来参差的信息差，转化成了诈骗空间，最后又为参差不齐的编剧权益保护，添了一笔败笔。

待补一课

认知错位之外，针对新人编剧的骗稿普遍存在，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短剧行业缺乏透明的反馈和规范的合同机制，致使信息差长期存在，并不断被投机者利用。

被骗的新人编剧往往没有议价权，也缺乏维权渠道，只能社交平台发文与新人们相互避雷。尾巴反思说，当时因为缺乏经验，不懂流程，也不敢谈钱，“他说免费指导，我就信了；他说先写完再签合同，我也答应了。其实我根本没有任何保障。”

但即便处于弱势地位，短剧编剧并非完全没有法律工具可用。北京元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杨对毒眸表示，类似尾巴这种情况，即便没有签订合同，编剧把完整剧本交给了收稿方，编剧依然拥有合法创作作品著作权。

胡杨介绍，著作权司法实践侵权的标准是“接触+实质性相似”。只要能证明对方在创作、申报前接触过稿件，并且成片与稿件存在实质性相似，则可以证明收稿方存在侵权行为。

具体而言，编剧一般可以通过提供稿件的沟通记录，或者作品公开发表在先的证据，来证明“接触”要件；然后通过权利作品与侵权作品的内容对比来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要件。

不过对于多数编剧而言，维权的难点在于执行。毒眸沟通的所有编剧，遭遇骗稿都选择了咨询律师，但最终都默认结局的不了了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稿费金额有限，往往只有几千到上万元，诉讼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往往远远高于可能获得的赔偿。此外，行业里大量小公司主体不稳定，即便编剧打赢官司，也很难真正拿到钱。

九九就咨询过律师朋友，想起诉那家不结尾款的公司S，但朋友并不建议九九为了一万块钱打官司费心力。她咽不下这口气，把S公司的短剧负责人当女反派写进了自己的每部短剧，目标是“凑齐她的100万种死法”。

相比诉讼成本，更普遍、也更隐蔽的问题在于合同本身存在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争议，新人编剧几乎没有任何筹码。

针对这种现状，胡杨建议编剧在签订合约时，将分期付款条件、每期验收标准、甲方有权要求修改次数、署名权行使方式、违约情形及对应违约责任等条款尽量进行明确细化约定，以便督促合同相对方及时有效进行履约。

在胡杨看来，短剧骗稿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而是“老问题的新表现”。类似的著作权争议，在长剧行业至今也依然存在，其积弊的核心在于：合同相对方主体经营状况不稳定，以及合同约定模糊，容易导致履行分歧和不诚信行为。

“我国的版权登记制度是自愿登记，是否登记并不实质性影响著作权归属的法律判断。短剧著作权权属争议，本质上和长剧一样，既可能涉及侵权，也可能涉及违约。问题不仅需要法律和合同条款的明确，还需要行业内的每个参与者自觉遵守和诚信践行。”胡杨解释道。

这意味着，受骗并非只是新人编剧的个人困境，而是整个短剧行业发展中必须面对的制度性缺口。过去几年内，短剧经历了爆发式增长，眼下刚刚进入沉淀期，与此同时，行业规范却并未同步建立。

收稿渠道混乱，审核过稿标准不透明，合同条款参差不齐，在新人编剧甚至不少成熟编剧看来，短剧的不少流程仍然是在黑箱中运转。

正因如此，短剧行业的“补课”已经迫在眉睫。这门课，不仅要求新人编剧学会保护自己的作品，更需要整个行业建立起清晰、透明、可追溯的规则。健康的行业，不该纵容投机者将试错成本批量转嫁到新人身上。只有当创作者的基本权益得到尊重，短剧才能沉淀出真正可持续的创作土壤。

（注：除九九外，本文中出现的人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