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学者对话：美国正在学习“中国特色”_风闻

近日，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英文《当代中国》双月刊主编赵穗生访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在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之“美国系列”第十九场活动中发表题为“中美大国竞争，从特朗普1.0到2.0”的公开演讲，并就该主题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展开对话。

以下为对话实录：

**王文：**特别感谢赵穗生老师非常精彩的报告，更要感谢您引述了我讲的“平视世界”，2016年，我在一次重要发言中首次讲到“现在到了平视世界的时候”。过去十年左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美国确实到了平视的时候。

在我看来，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美国而言，他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对华竞争总动员。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共识尚未完全形成，而特朗普1.0时代之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对中国的共识达成了一致。其次，对中国而言，特朗普的上台推动了中国对美国“祛魅”的过程。特朗普上台后，中国开始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制度进行重新评估。随着疫情在美国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中国对美国的社会治理能力也开始祛魅。今年，随着DeepSeek等工具的出现，以及北京举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也是世界上首次举办此类赛事——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也发现自己的技术，如豆包、DeepSeek和宇树科技的机器人，同样具有竞争力。

我非常赞同赵老师您所言，中国不应以俯视的态度看待美国。因为美国仍然拥有许多优势，但我认为心理层面上，中美开始趋于平等。现在，仍然对美国抱有崇拜心态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这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情况大相径庭。今年2月，我在海外撰写的一篇文章获得了全球约18个国家媒体的转载。我与您的看法不谋而合，我曾表述：“特朗普2.0有助于中国变得更伟大”。这篇文章受到了广泛传播。因此，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特朗普2.0确实为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当卢比奥提到“战略稳定期”时，在中国，人们更倾向于将其称为“战略相持期”。我认为，在未来，中美两国将在稳定相持的态势下，展现出相互竞争和交替领先的局面，在某些领域美国可能占据优势，在其他领域中国可能迎头赶上。

在我们开始互动之前，我想先向您提出一个问题：从中国的战略规划来看，我们将发展目标定为“两个百年”和中期愿景，普遍预期是到2035年中国GDP将超越美国，而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赵老师，在可预见的未来，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间互有消长的博弈状况？最危险的时刻会出现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赵穗生：**我完全赞同你刚才提出的观点。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特别是他发起的首次贸易战，对中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它促使中国觉醒，不再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所以，中国一直在积极准备，无论特朗普是否连任，都要应对美国可能的遏制策略。拜登接替特朗普后继续执行类似的对华政策，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在这之后：

第一，中国在科技领域，包括你提到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已经不仅仅是追求自力更生，而是正在努力实现对美国的超越。

第二，中国在贸易政策上实现了多元化，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这一点也已经实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显著降低，2025年上半年的中美贸易额相比2024年同期减少了大约10.4%。

**王文：**目前中国已经由2018年近14%的外贸总额要依靠美国，到今年上半年降到了9.5%左右。

**赵穗生：**那就是相当大的减少。

第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识别美国的弱点，找到能够对美国实施制裁的领域。过去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现在中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对等回应。

我看了一个数字，中美贸易，中国顺差很大，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大大小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别人说，中国对美国出口很大，这是美国可以拿捏中国的一个方面，这也是约瑟夫·奈的观点。恰恰相反，有数字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绝大多数商品都是美国市场依赖中国的。例如稀土成品70%依赖于中国，平板电脑、手机这些也是有50%以上依赖中国。

因此，如果在贸易战中中国停止向美国出口这些关键产品，美国将遭受重大影响。从特朗普首任期内开始，中美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变得尤为明显。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减少，每次回到国内我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上次访问时，我正好赶上了产业链的博览会。一到中国，我就发现，在美国很少能看到类似的产品展示。你提到的机器人运动会，我也是今天才首次听说。可以感受到，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活力，在美国虽然也存在，但规模远不及中国。

库尔特·坎贝尔最近也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Underestimation China（低估中国）》的文章。美国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中国缺乏原创能力，总是窃取美国的技术。但坎贝尔列举了众多例子，证明中国并非如此。随着中国对美国科技和贸易依赖的逐渐减少，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所谓的“相持期”。我认为“相持期”这一翻译更为贴切。尽管从2035年、2049年的中长期视角来看，局势尚不明朗，但考虑到美国社会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旦美国意识到这些问题，它将迅速迎头赶上。回顾过去，当苏联与美国展开太空竞赛时，苏联率先将卫星送入太空，而美国的卫星尚未升空。美国动员了全社会和国家的力量来应对挑战。如今，美国正在向中国学习，其产业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中国模式。特朗普政府甚至提出利用国家力量参股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英特尔，并提出使用政府资金进行投资，这与中国政府的做法如出一辙。美国拥有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卓越的科技实力，再加上向中国学习的经验，我认为在10年或15年后，局势将难以预测。

王文：《纽约时报》上星期有一篇文章说，“美国要大力推进建设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赵穗生：（笑）还是中国特色，向中国学习。

**王文：**他说：“中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国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赵穗生：**不仅是特朗普在做，拜登时期就已经在做了，拜登的《芯片法》都学自中国。

**王文：**赵老师，您这点提醒的非常重要，无论任何时候中国哪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还没有到骄傲的时刻，还应该更加兢兢业业。

**赵穗生：**一方面是兢兢业业；另一方面，有人说中国会在2035年实现GDP超越美国，我认为现在还很难断言，更别提人均收入了，所以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王文：**是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我们首先请王义桅教授做个小点评。

**赵穗生：**王义桅教授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我非常尊重的一流学者，今天我非常荣幸。

王义桅：上次赵老师来访国内时，我遗憾地错过了学习的机会，因此，这次我决心不再错过。

我对您的分析总体上感到非常信服，但是否可以对未来进行一些更前瞻性和基础性的分析？我个人认为，分析中美关系可以从三个维度入手：

首先是技术维度。中美关系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中国主要扮演应用型角色，而美国则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总体上还是依赖于美国首创构建的科技体系。然而，随着所谓的“新冷战”和技术脱钩，中国被迫走向原创，这些都是被逼出来的结果。目前，中美在技术创新方面，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除了美国，只有中国有能力构建自己的科技体系。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在内，都没有自己的搜索引擎、操作系统、大数据或自主平台。但是，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原创性上，还包括应用场景，当前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使用这些中国技术也使美国感到紧张。在AI领域，技术层面已经形成了一个“G2”的世界。

其次是资本层面。您刚才没有提及的一点是，美国正在推进稳定币项目。如果成功，这将类似于海湖庄园协议，世界货币将越来越趋向单极化。美国将能够将其债务延后一百年，或者再次华丽转身，重塑美国。这对中美博弈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的国内金融体系仍存在重大弱点。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仍然缓慢。

最后是国内治理和制度维度。有一种观点，声称过去中美关系是两种资本主义的对比，指责中国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而美国是私人资本主义。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美国的资本主义似乎演变成了封建主义，特朗普完全推行封建主义，不仅是家长制，甚至是国王制，要求效忠他的做法，包括在技术层面也体现出技术封建主义。而中国则回归到了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

因此，从曾经部分人认为的“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竞争”，到现在美国特色的封建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包括在全球治理理念上的竞争。在全球治理领域，特朗普似乎并未提出具体的倡议，国内问题尚且难以应对，更不用说在国际治理制度层面的竞争了。这种竞争并非新冷战的翻版，实际上反映了全球软实力的此消彼长。从这三个维度综合审视中美关系，可能会更加全面。技术层面呈现两极分化，金融层面趋向单极化，而治理层面或GDP则显示出多极化的趋势。未来中美关系如何在这三个维度上形成一个综合的预测，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这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赵穗生：**您所阐述的三个维度都十分精准，不过我对您的第三个维度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您说美国搞封建专制，实际上远未达到那个程度。特朗普的确可能有想当“皇帝”、想当“King”的心思。我在美国生活了40年，深知美国的制度极为健全，并非特朗普在四年内就能摧毁的。或许很多人都十分担忧特朗普是否会在四年内将其摧毁，实际上并不会。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想更换美联储主席，成天在那儿指责对方，却始终无法如愿。一旦他强行更换，对美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而言，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摧毁。大家之所以信任美元、信任美国的国债，原因何在？就在于美国有一个高度独立的联邦储备体系，不受政府干预，总统也无权干涉。

特朗普妄图成为封建帝王，但其实际权力并不算很大。他发布的行政指令，马上就会遭到法院的挑战，这个法院刚挑战完，另一个法院又接踵而至，各级法庭都会对其加以限制。在我所在的州以及加州，这两个由民主党掌控的州，他毫无办法。我所在的学校美国丹佛大学依旧推行DEI，即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包容（Inclusion），包括对我的评审也遵循DEI标准，我们根本不会听从他的指令。即便总统来访，我们也不会接见，更不会欢迎他。他根本无法施行封建帝王那一套做法。倘若他不同意我们州的政策，就得通过法院起诉我们的州长；而我们州长若不同意，同样可以去法院挑战他，他与封建帝王的权力相差甚远。

美国的制度极为健全。我在高校工作多年，还在学校的申诉委员会任职。我们处理事情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并非由某个人说了算，而是有着一整套严谨的程序。从联邦到州，再到地方、市、县，直至每所高校，这套制度都十分健全。他目前所做的事情，距离摧毁这一制度还差得很远。尽管现在大家都忧心忡忡，但实际上他根本无法得逞。

对于美国制度的韧性，我在美国时常常为中国发声，提醒大家不要低估中国制度的韧性。如今来到中国，我也想告诉中国的朋友们，不要低估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的韧性，这种韧性十分强大，美国经济的韧性亦是如此。    

**王文：**所以接下来我想问您的问题是，有另一批美国的中国观察者认为，美国的制度一方面较为健全，但另一方面内部存在各种倾轧和否决现象，似乎难以办成事情。例如，加州计划修建高铁，历经二十年仍未完成；波士顿规划的高铁项目，同样耗时二十年也未能搞定。从这一角度再去思考王义桅教授提出的问题：接下来美国若要与中国竞争，是否需要恢复到20世纪50 - 60年代的效率呢？

**赵穗生：**对于这一点，我觉得你还是存在一些误解。美国的高铁建设难以推进，一是因为成本高昂，二是受其制度所限。美国每个议员都要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若高铁要经过其所在地区，就要求必须在当地设站，否则就不让高铁通过。可如果每个地方都设站，那就失去了高铁的意义。

从商业角度来看，美国国土面积广袤，高铁建设成本高且长期难以建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需求不足。即便高铁时速能达到400公里，在美国地广人稀的情况下，运营也很难实现盈利。而在中国，即便高铁有大量的客流，国家仍需给予诸多补贴才能保证不亏损，中国高铁的客流量是美国铁路客流量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相反，美国的航空业十分发达且盈利状况良好。大约在十几年到二十年前，我来中国看到首都机场时，就不禁感叹中国人真厉害，机场如此先进，再看看美国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感觉还不如中国小县城的公共汽车站。如今，美国的机场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旧金山的机场已全部更新，丹佛机场也在十年间完成了更新，如今去丹佛机场，会发现它堪称世界一流。在中国，航空运输很大程度上被高铁所取代。新冠疫情之前，丹佛机场的客流量在全球排名十几位，如今已上升到全球第五位，而中国的广东机场、首都机场、浦东机场等客流量排名都有所下降，美国机场的发展令人瞩目。所以，真不能低估美国，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的情况差异很大，不能简单地进行对比。

**王文：**是的，您说的信心我非常认同，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了纽约三大机场总和，上半年是5000多万人的流量，中国最大的浦东机场上半年流量只有4000多万，只有美国最大机场纽约机场的80%。

**赵穗生：**纽约还不是美国最大的机场。

**王文：**对，是亚特兰大。

**赵穗生：**亚特兰大是美国最大机场，然后是芝加哥和我们丹佛。

**王文：**所以，您所说的不能低估美国的更新，也十分值得中国人关注。目前，中国关于这方面的声音非常少。中国对美国的观察似乎停留在美国基础设施不佳的层面，而实际上，美国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更新。

**赵穗生：**美国的更新能力很强，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他们就会改进，尤其是他们向中国学习的劲头十足。你可以看看我们的丹佛机场，它十分先进。我经常坐飞机，昨晚我从那里出来的时候还在观察，我们机场的设计特别科学。我去首都机场时，搭乘小火车的体验不佳。小火车的运行频次很低，半天才有一辆。而且小火车到站后，下车的门打开了，过了很久上车的门才开。今天早上我下飞机后赶时间，有一名服务员在管理小火车，告知我不能上车，说要么就得再等五分钟。而在美国规模类似的机场，那里每半分钟就有一辆车。

**王文：**这个我十分赞同，我也对中国机场有过很多吐槽。在美国大多数机场，包括到欧洲，机场已经完全自动化了。但在中国，绝大多数机场在安检时，依旧是保安拿着小盒子，将行李放置在盒子上，盒子通过后，保安再把盒子拿回来。当然，我已经有几年没去过美国了。在欧洲，包括土耳其、迪拜等地的机场基本都已经实现自动化了。

**赵穗生：**华盛顿和达拉斯的机场过去采用接驳车，比较落后，现在已经配备十分先进、崭新的地下火车了。如今中国在这方面与之相比，差距还很大。

**王文：**是的，这一点需要提醒。我常说中国有一些人如今有一个小症状，叫做“基础设施狂妄症”，总认为我们的基础设施是全世界最出色的。五年前这么说或许没问题，但在过去五年里，全世界的基础设施都在不断发展。最近几年，我去过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伊斯坦布尔的机场相当先进，规模比首都机场大两倍多。 多哈机场也是三年前刚建完的，它的一个航站楼直接就变成一个森林。

**赵穗生：**我们美国丹佛机场也是，贵宾室也是，很大，有几层楼。

**王文：**这点我们需要警醒。

观众提问：谢谢赵教授，我的第一个问题，8月15日，大家非常关心美国的元首峰会，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您认为未来中美俄三国关系会有怎样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您刚刚说到关于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以及您说到双方互相并不了解，以及刚才谈到的基础设施的问题我也非常认同。我想问在如此地缘政治的情况下，如何让双方更了解自己，如何更好的推进人们之间的交流？

**赵穗生：**特朗普这次见了普京以后在采访当中说了一句话，我认为中国一定要警醒，他说：“中俄是天然的敌人。”但是他这个话说的也许是太过分了，俄国人口少，中国人口多、土地少，所以，双方都看着对方，要夺取对方的资源。他说他的前任把中俄都作为美国的对手。其实很多人都在谈所谓Reverse Nixon（反转尼克松），尼克松计划把中俄分家，当时中俄已经分家了，但尼克松当时发展中美过线，拉中国来对付俄国，现在反过来发展俄美关系对付中国。在中美俄大三角这方面，很多年前伯克利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叫做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当时写到，中美俄大三角是“浪漫三大角”，像三个恋人一样，任何一方都想占据”Pivotal position”（关键位置）。什么意思？就是我和你们两个都好，你们两个打，这是最好的位置；第二好的位置，我是跟一方好，你们两个也好，我跟你们三方周旋；最不好的位置是你跟哪一方都不好，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你。

特朗普就说，在他之前美国把中俄推在一起了，他现在要拉回来，但能不能做到，另当别论，现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深入到相当深的程度，而且特朗普有没有这种大战略眼光和能力也很难说，尤其是他受到欧洲的很多掣肘，能否和俄罗斯完全改善关系也很难说。所以，将来这个“大三角”就看怎么玩，最好的玩法就是让他们打，中国让美俄打，中国和两个都好，特朗普想中俄打，美国和两个都好；俄罗斯想中美打，俄国从中取利。这是大家都有的心态，中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王文：**的确，昨天我接受塔斯社的采访也大体讲到这个看法，至少在安全和全球大国博弈上，世界正在进入到G3时代，还是得中美俄三国说了算，欧洲、日本都相对被边缘化，乌克兰成为最终的牺牲品，这点我非常认同。     

观众提问：赵老师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说特朗普2.0第一任期有明显转变，全部都集中在做交易，归根到底他通过交易得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第二，您在演讲中说到特朗普2.0时期，中美之间有合作的机会的，我注意到您在演讲中说到特朗普个人并不具备保障大国合作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具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呢？

**赵穗生：**在这种关系浮出水面之前，大家都看不太清楚，很多人都说存在一个所谓的“Grand Bargain（大交易）”。但从他在当前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来看，我认为，所谓的“Grand Bargain”似乎不太现实，更为实际的目标是实现贸易平衡。归根结底，就是中国要增加购买美国的产品，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同时，美国也从各个方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削减从中国的进口，而中国则要增加购买美国产品。前几天他提到，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的数量要增加四倍，不要购买巴西、阿根廷的大豆，而要购买美国的大豆，且购买量要达到原来的四倍多。由此可见，目标非常具体，就是要实现贸易平衡。

中国要和美国达到贸易平衡也很不容易，因为中国国内市场的消费，在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上，光买一些大豆又有多少钱；要买一些高端产品，一是美国卖不卖的问题，二是中国有没有消费能力？中国国内现在消费都非常疲软的话，要想增加对美国大量的进口平衡贸易，这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中国国内经济转型的基础上，由出口导向、投资导向转向国内消费导向，这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刚才讲的交易，其实是一种并没有那么难的交易，但对中国来说要做到需要花相当大的力气才能做到。    

第二个问题，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中美两国领导人要见面，越早见面越好。特朗普只要见到中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他就会受宠若惊，就像他见普京一样。而且他很相信强人政治。所以，领袖、领导人以及首脑外交的作用，在与特朗普打交道时要充分发挥。尽管特朗普善变，但一旦建立起彼此间不仅是信任的关系，也就是一种“Chemistry（化学反应）”，我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步。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诸多投资限制仍处于上次冷战框架之下，若改变这一框架，整个中美间的众多经贸关系，包括中美人文交流，比如美国很需要中国的留学生，若能与特朗普在这些方面达成诸多共识，通过首脑外交来推动，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得到解决。

观众提问：有两个问题，第一，您怎么看阿拉斯加峰会，现在我们感觉有可能达成类似于交易形式的一种和平方案，您认为，之后美国可以更加聚焦，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在对华竞争中，会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吗？第二个问题，您怎么看“九三阅兵”纪念二战胜利的活动对中美人文交流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穗生：**阿拉斯加峰会具体细节到现在都没有出来，大家都是猜，或者有一些捕风捉影的地方，包括你刚才讲的和平协议，大家对于土地交换、领土交换都在猜。无论怎样，对中国来讲没有太大的负面作用。因为最终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还是希望和中国合作。1月份，他在达沃斯，其实他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的第二天，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就说和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可能合作。因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会达成什么协议，明天泽连斯基到白宫会说什么大家还都不知道。大体上，我不认为通过他和普京就能决定乌克兰的未来，必须由乌克兰和欧洲在这里发挥作用。

至于“九三阅兵”，我在美国媒体上基本没见到这方面的报道。

**王文：**是这样的，世界媒体尤其美欧媒体为主对80周年的报道对阅兵仪式没有中国这么多。

**观众提问1：**赵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您在演讲中提到特朗普当前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是如何通过压制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建制派来背弃并放弃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基于您演讲的内容，您会把将特朗普目前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归类为民族主义导向的政策吗？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收益概念在美国当前外交政策中的分量还有多重呢？

**观众提问2：**感谢赵老师的分享，您说特朗普2.0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我还是特别关注这次美俄元首峰会，到底如何加强美俄合作，我们认为，对三角关系还是有比较大的撬动，特朗普2.0对中美关系到底可以合作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进一步合作的空间？我想请教两位老师，因为毕竟上合峰会在即，我们高度关注的是，美俄元首峰会到底对全球关系的影响。因为上合里，中俄这两个力量是有合作、有竞争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如何密切合作？我刚才也查了数据，我们担心美俄之间的合作很实，虽然两国在经贸投资领域合作比较少，最高也就是2012年400亿美元，而中俄经贸去年底已经超过2400亿，但是我们比较担心这种关系，谢谢。

**观众提问3：**赵教授您好！刚才您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中国有一个“过度反应”，特朗普是一个很特殊的总统，当他这三年结束以后，到2028-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这段期间，如果中国稳步改善了自己产业转型的问题，目标依然是有限地区发展权和影响力，您认为特朗普以后的其他的总统上台是否会再回潮，仍然有这种过度反应，或者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这种迹象？向您请教。    

**赵穗生：**美国在二战后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所以对于整个世界的稳定以及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非常在意，也就是你刚才讲的“霸权稳定理论”。美国作为一个霸权有能力维持稳定，做“世界警察”，同时它作为“世界警察”也是收益最大的。但是现在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25%左右，它的能力越来越小了，因为能力越来越小，相对收益也是越来越小了，其他国家发展起来以后，很大程度上，其他国家作为“搭便车”者越来越多的起来了。所以，它现在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国际义务了。特朗普的这一系列政策变化，之所以这么多人投他的票，就反映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能力和收益变化的现实。

第二个问题，你刚才提到的一个数字，我认为非常有道理。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远超美俄贸易额，所以对美国而言，中国比俄罗斯更为重要，因此特朗普如今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最近，他的财政部长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全世界二战以后打交道这么多的国家都没有一个像中国这么难对付。”当年，俄罗斯是军事强国，却缺乏强大的经济实力；日本是经济强国，却在军事方面较为薄弱。而中国既是经济大国，也是军事大国，在各方面都能与美国相抗衡。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少从特朗普的认知来看，美国必须与中国搞好关系。艾利森近期发表的文章指出，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如果想在选举中交出一份亮眼的经济成绩单，避免美国经济衰退，结束贸易战并与中国达成协议是关键。所以，在中俄之间，特朗普既要展现出大国领袖与普京总统的良好关系，同时他也十分钦佩普京的手腕和能力。不过，他不会为了俄罗斯而牺牲与中国的关系。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与中俄这两个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至于中俄之间是产生矛盾还是友好相处，他并不在意，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回潮。现在去竞选的民主党的候选人很多，包括哈里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对中国冷战派，包括特朗普的副总统。现在共和党中副总统J.D.万斯可能性最大，马尔科·卢比奥是第二大可能性。这些人都是建制派，如果这些人上台，不受特朗普制约了，有可能变化。美国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中国这几十年政策延续性很强，美国政策延续性都不强。包括我们学校里、学院里，只要换一个院长，他天天要骂他的前任院长怎么坏。我们新院长上来后把前任院长办公室都要搬出去，你全都错了，要不怎么让我来干，我来干就因为和他们不一样，我干得比他们好。所以，特朗普骂拜登，拜登骂特朗普，克林顿骂小布什，在美国都是这样的。所以，美国的变化太大了。

**王文：**时间差不多了。刚才赵老师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了中美关系的变化，我个人非常受益。从我个人来讲做一个补充，过去八年来美国的政策，其实从中国的角度过去八年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我简单梳理其为四个转型升级。

第一个转型升级是科技转型升级。特朗普1.0时制裁华为、绑架孟晚舟等等迫使过去八年中国进行了一次科技自主的、巨大的我们称之为运动、潮流或者战略，所以过去八年中国的DeepSeek、机器人宇树科技、操作软件鸿蒙系统等等都呈现了自主能力，现在我们的7纳米以上的芯片基本攻克，2纳米到7纳米之间还有一些距离，芯片的自主能力有极大的提升。

第二个转型是军事转型。过去八年中国军事力量极大提升。八年前中国只有一艘航母，现在已经三艘航母入列，福建号也要入列了。2027年据外界传闻第四艘、第五艘航母都要入列。这意味着在航母战斗能力上中美之间持平。再加上中国自主研发的最大射程1.2万公里洲际导弹，1.2万公里意味着中国的洲际导弹无法被拦截，可以打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也对美国是一种反威慑能力。再加上中国六代机的出现，无人机的战斗化，这种军事升级能力也是极大的提升。

第三个转型升级是能源转型升级。过去十三年中国新能源产能迅猛发展，光伏占到全世界90%以上，新能源汽车占全球70%以上，十三年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每年产量不过才1万辆，现在预计今年能有1500万辆，十三年增长一千多倍，充电桩占到全世界近80%。去年中国清洁能源装机容量第一次超过50%，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于石油，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能源短缺。

最后一个转型是经贸转型。二十年前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25%，十年前下降到22%，八年前是18%，去年只有14.7%。经贸战中国就不怕了，大不了不和美国做一分钱的生意，又能怎样呢？这是中国的底气。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中国国外是经贸领域的脱美国化，国内经济就是中国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型——去房地产化。过去八年，尤其过去四年，中国房价平均下降了20%，部分城市甚至能达到30%-40%，这放在美国绝对是一场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依然相对稳健，中国经济不再那么依靠房地产，这使得中国经济更加的高质量发展。所以，作为对赵老师的回应，赵老师从美国角度看了美国的变化，我刚才讲的四个转型也是从中国角度看到过去八年中国的变化，实际上是中国实力的提升，中国更加的高质量发展，这种实力提升使得中美之间进入一种战略相持期，也就是赵老师讲的谁都“吃不了”谁。

但对中国来讲，中国也要戒骄戒躁。我要继续强调，美国没有实力把中国干趴下，当然中国也没有实力把美国干趴下，双方都要有这样的清醒，这才进入到真正的战略相持期，这种相持期更加考验两国的战略界、决策层的智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回应赵老师的演讲，感谢赵老师再次来到人大重阳，我们期待赵老师下次还能继续来人大重阳，每次您来中国都希望来到人大重阳和我们交流，再次用掌声感谢赵老师。

今天我们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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