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凶杀人的精神病患者真不需要付出代价吗？_风闻

行凶杀人的精神病患者真不需要付出代价吗？

——他们的法定监护人首先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025-08-28

近来，有关精神病患者行凶杀人的报道，似乎又多了起来。

例如，下面这则由广西容县公安局签发的《警情通报》描述的这桩街头刑事犯罪案件（1）。

对精神病人犯罪，按照我国刑法第十八条有三种有关规定，（一）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完全不能辨认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但需进行强制医疗；（二）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三）尚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处罚。即，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或各种千奇百怪的“精神障碍”患者，在发病期间是不会被处极刑。换句话说，如果这时这些人杀了人，他们是不用偿命的。

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客观现实事实上大致如此。

比如，去年三月，26岁的广东佛山顺德女子陈某某，在东莞被其丈夫、也是大学同学杨某东以残酷方式杀害一案。警方的“尸检报告显示，陈某某身上的创口有136个，其中刀伤有86处，基本位于胸腹、颈脖的致命部位。而从视频证据可得知，从16时49分杨某东下车，至16时53分离开废品站上车，仅仅过了4分钟”（2）。

事发后，“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杨某东患抑郁发作，作案期间处于发病期，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3）。据此，东莞市检察院答复受害人家庭对一审死缓判处不予抗诉的理由之一，即是“被告人杨某东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被告人案发时是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4）。

那么，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及其家庭就这样忍气吞声地承受着命运的“虐待”乃至“被辱”吗？——本不应该是这样的！

作者并非质疑这些法律规定，而是对于在此状态下发生的这些不幸事件，对于受害人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不能完全视之不见！

有关精神病人犯罪的法律规定，源自于西方的法律理论。然而，个人认为，他们似乎却没有同时对精神病患者的法定监护人应该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对受害人及其家庭必须给予何种物质赔偿与精神补偿作出清晰的规定——这就完全有问题了！

其本质就是，没能正确回答法律究竟保护是受害人，还是犯罪嫌疑人。如同在著名的美国橄榄球星辛普森杀妻案中，“上帝看见了，只有法官没有看见”的司法实践现状。在上个世纪著名的美国总统里根遇刺案中，那位出身富豪家庭，幻想以此一鸣惊人引发其心目中著名好莱坞女星朱迪·福斯特青睐的年轻刺客约翰·欣克利，不正因此逃脱了美国刑法的惩罚，在40年后重新回归社会的吗？

——当然，他们可以将之解释为长期甚至终身监禁，较之死刑对罪犯的惩罚力度更为严厉。就如同此前一度喧嚣尘上的西方“彩虹旗”运动一样的热闹、甚至流行！

个人认为，在这些精神病患者行凶杀人案件中的受害人及其家庭，应该，也能够向其法定监护人提出相应的民事索赔甚至刑事自诉！

在我们相关的法律与司法援助制度中，对之应该有明确、清晰并且简洁的规定、政策措施和有效的宣传！从而有效避免类似2024年6月9日发生在成都郫都中航城小区****精神病患者梁某某敲门杀人案（5）中，素昧平生、彼此根本就不认识而打开房门的无辜女子王紫雅被杀害后，行凶者的法律监护人与其家庭表现出来的，那种令全社会愤慨的冷漠现象的不断重演！……

在21世纪到来的前后，在国际医学界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纪，在现代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人类今后最大的疾病可能就是各种精神疾病，甚至至今依然谈虎色变的癌症本身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病人在精神状态方面的某些失调。

仅仅依靠惩罚与补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首先从根源上认清人类与国内、甚至各个地区精神疾病的形成机理，才是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良好开端。看来，如何在现实氛围中有效实现人的精神健康，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如何使人的社会精神状态回归自然，转入正常的精神健康状态，将是卫生保健领域未来一个异常重大、甚至异常迫切的现实问题。

                                   初稿写于2025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