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真地认真反思历史了吗？谈谈游日的一些观感和思考_风闻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

1. 在日本国民心中，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形象是虚化的，是缺乏细节了解的，而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形象是具象的，整个国家各个县、各个大中城市都有护国神社、慰灵馆、战灾纪念馆，不厌其烦地向国民讲述日本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日本社会对两种记忆的塑造力度是截然不对等的。

2.  在施暴者佯作无事，没有认真反省和悔改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要大度，放下历史包袱。这显然是在用不同的权利观和道德水准来要求施暴者和受害者。如果是以强迫受害者的宽容来结束历史争议，这是伪善，是对公理正义的亵渎。

3.  我们决不能忘记受戕害的历史，也不要选择性记忆历史，以及工具化历史。中国人处理历史面临两难境地，人性导致很难在两者之间把握好平衡，这也是施暴者留给受害者的另一个难题。

（一）位于政治话语中央的“昭和馆”式历史叙事，以及位于边缘的“立命馆”式叙事

每逢重大历史纪念日，以及中日之间发生什么不愉快事情。经常有人说日本其实已经对二战历史做了很好地反思，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操纵历史话题，煽动国民情绪，来为现实服务；或者说我们国民性有问题，纠结于历史，不愿平复伤痕，跟历史过不去。笔者之前对这个观点无法置评，直到去年在东京系统参观了几个二战历史纪念地之后，才有所直观感悟。

笔者曾经访问过很多德国二战纪念地。仅柏林就有9个二战相关的纪念馆，其中最著名的是“战争与暴政牺牲者纪念馆”，另外还有数十个二战暴力题材的纪念碑、纪念花园，无处不在地提醒德国法西斯主义给人们造成的灾难。在德国，你可以非常容易获得纳粹暴力史信息，即使乡下小城也有很多纪念地。

但是笔者去东京前做攻略时，却费了很大的劲，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竟然没有一个正式的二战史纪念馆，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二战是日本现代历史上最重大事情，连一个纪念馆都没有，就充分说明这个民族的回避心态。

如果非要说这个国家有这么一个二战专题纪念馆，那就是作为日本十二家国立博物馆之一的昭和馆。昭和馆位于皇宫隔壁的九段，约等于北京王府井、南池子的位置，亦可见其处于国家政治话语中心地位。纪念馆最显眼处是巨幅美军轰炸东京的照片，显然是告诉观众，日本才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昭和馆对战争的叙事，基本上是战前日本宁静繁荣，然后进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然后日本遭受巨大战争灾难，然后日本人自力更生、奋发重建。偌大的纪念馆，见不到日本对他国造成的暴力伤害，也不提日本人民为什么被卷入战争。

（昭和馆）

俨然这是一个日本是受害者的历史叙事，正如日本国家旅游局对它的介绍是“专为纪念日本百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承受的苦难生活而建，保存了日本历史上这段最悲剧时期民众的生活百态”。只讲自己的苦难，而不提给他人造成的苦难，不讲自己为什么遭受这种苦难，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昭和馆不厌其烦地讲述日本人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

昭和馆尽管是国立博物馆，却由遗族会这个右翼组织来运营，也显示出日本政府的心态，即让战争发动者的后人去书写二战的历史，当然得出自己是受害者的结论。笔者又顺腾摸瓜找到遗族会办公室，它就设立在日本帝国时代的军部俱乐部大楼内，似乎表达它对过去的眷恋。

（九段会馆及遗族会办公室）

站在昭和馆就可以看到靖国神社的大鸟居，如果东京还有二战相关纪念地，这里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之一。靖国神社是东京五社之一（约等于对标北京的天地日月社稷坛），占地约10万多平米。它的位置和规模，亦证明它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

笔者路过这里时候，一群人正在纪念冲绳战役死亡的士兵，挥舞着当年的军旗，如果一群德国人挥舞着纳粹旗帜阿登战役死亡的党卫军战士，世界会如何反应？靖国神社并不是完全是一个历史建筑，参道上的建筑基本都是二战后不断偷偷被加进去的，比如最显眼的青铜大鸟居是1974年建造的，它同时还是日本最大的鸟居。

靖国神社最近一些年又增添两处纪念标志。一是“送家人出征雕塑”，把战争塑造成温情的行动，完全忽略了对外派遣士兵血腥的一面。另外一处是“帕尔博士功德彰显碑”，帕尔（Radhabinod Pal）是远东军事法庭唯一主张战犯无罪的审判委员，他的神奇逻辑是：“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国际法的追诉对象仅仅是国家，而不能罪及个人；日本对那场战争负有道德的责任，但是没有法律责任”。日本人为了感念它的“仗义执言”，于2005年为他立碑记功，安倍接任首相后还专门接见他的家人，代表政府表示感激。这不是赤裸裸地否认一切战争责任，以及军国史观仍在不断被完善中吗？

笔者也曾访问过大阪城市中心的“国际和平中心”，这个纪念馆上下三层分别介绍明治至昭和初期的大阪、1945年大空袭和战后重建。不厌其烦展示大阪在空袭中遭受破坏之惨状，意在塑造日本是受害者的形象，以及展示日本国民坚忍不拔的精神。虽冠以和平之名，但这里的“和平”表达的并不是日本不要破坏他人的和平，而是日本期待自己不受侵犯的和平。另据据研究者讲，这个和平纪念馆本来是有展示对其他国家侵略罪行内容的，但是2010年后被强行删去了。

如果你寻找一个反思日本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的历史纪念馆，那将很艰难。笔者很早就结识的池田惠理子（NHK制片人）创办的“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是为数不多的几家之一。不过无论是位置和规模上，比起前面几个都不可同日而语，它坐落于西早稻田（大约相当于北京中关村吧），仅是租用了几间民房，随着池田女士越来越年老，维持经费也越来越困难，并且还经常受到右翼分子的骚扰。

（西早稻田居民区的“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

笔者再多介绍几句池田女士和慰安妇的事情。在21世纪初，池田女士数次带领慰安妇诉讼法律团队，去山西、河北看望幸存的慰安妇，笔者也曾经一起前往，见到了正在与日本政府打官司的万爱花等人。面对这些诉讼，日本法院采取了一个拖字，把流程延长到好几年，就是把这些七老八十行动不便的老年拖到没有力气来东京告状，或者等着他们死亡，案子自然就终结了。即便是走到诉讼最后一个阶段，也都以诉讼时效过期（最长20年），“个人请求权”缺失(个人无权告国家)来搪塞，现在这些慰安妇已全都去世，无一人拿到日本政府赔偿，这又是一个对历史的怎样怯懦和回避呢？

京都西郊金阁寺旁边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也是少见的展示日本侵略罪行的地方之一。这个小型博物馆尽管这是一个反思日本战争行为的场所，但是依然不能大大方方地反思，日本对殖民地伤害只不过是十几个展区中的其一，并且只能包装在反思20世纪人类所有战争伤害主题下进行。

笔者权且把回避战争罪责的历史叙事称作“昭和馆”式叙事，承认战争罪责的叙事称为“立命馆”式叙事。昭和馆赫大的建筑、显耀的位置，彰显着这种叙事的中心位置，而缩居偏郊的立命馆，则反映了这种叙事在日本社会中边缘的位置。

（二）具象的“受害者”记忆与模糊的“侵略者”记忆

历史建构的另一个重要依托物就是历史教科书，日本教科书是如何写中日战争的呢？上次去东京，我专门到国会图书馆查阅到一些中学教科书，简单听翻译介绍了一下，其立场与“昭和馆”式叙事并无本质差异。回国后，又找到首师大史桂芳教授和旅日记者徐静波先生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内容非常详实。

日本中学历史教材采用率比较高的有清水学院版、第一学习社版、东京书籍版、实教出版社版、山川出版社版这几家，合计覆盖率达到90%以上，以上史书的二战史观点就可以说是日本主流关于历史的认识。

对于九一八事变，清水书院版教科书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制定了满洲自立开放的目标，推进与满铁并行的铁道线路建设。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以民族运动为背景，乘机收回列强的利权。在这种形势下，拥有满洲和蒙古利权的沙皇俄国倒台，日本深刻地感觉到在中国东北权益的危机，发动了柳条湖事变”。

明成社版教科书认为：“国民政府提出收回日本拥有的既得利益、国权的政策。满州反日运动高涨，伤害日本侨民和权益事件增多，担任关东州及满铁警备任务的关东军，企图以武力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保护满蒙权益、对抗苏联的威胁。1931 年 9 月石原莞尔等一部分关东军将校计划在柳条湖附件炸毁铁路路轨，关东军随即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半年内控制了整个满洲（满洲事变）”。

显然，都是把中国正常收回本国权利的正当行为，当做事变爆发的诱因。光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会危及日本人，不提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因为日本侵略产生的，这是什么逻辑呢？在日方责任上，又把政府说成是无辜者，无力控制关东军行为，这跟当年战争发动者的说辞不一样吗？

对于卢沟桥事变后的战争扩大化，普遍也都是这套逻辑，归咎于中国的“过激反应”，归咎于军部势力，而日本政府似乎是被动无奈的。比如山川出版社版教材认为：“1937年7月7 日，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日中两国军队发生冲突事件。虽然现地一度达成停战协定，但是，近卫内阁屈服于军部的压力，改变了最初的不扩大方针，增兵扩大战火。与此相对应，国民政府也作出坚决抗战姿态，战斗超出了日方的预想，发展成为全面战争 ”。

明成社版教材认为：“1937 年 7 月，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日中两军忽然发生冲突。近卫内阁提出了不扩大方针，现地达成了停战协定。但是，7月末，在北京郊外发生通州事件，8月，在上海发生杀害大山海军中尉事件。因此，政府为了武力应对事态、保护侨民，向国内师团下了动员令，华北的两国军队冲突扩大。8 月战火烧到上海，两军处于战斗状态，日本放弃不扩大方针。对此，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共产军参加战线。于是，战线扩大到中国全境”。

对于日军暴行和南京大屠杀，多数书籍都有提到，但是做简单化处理、一笔带过，南京大屠杀人数均无涉及。东京书籍版教材说： “占领南京时，日军杀害了包括女性、儿童在内的很多中国人 （南京事件），受到很多国家的谴责”。清水书院版教材说： “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时，杀害了许多非武装的中国人（南京事件），还对共产党控制区域，不加区分地屠杀士兵和平民，实行掠夺、放火等。因为受报道管制，当时日本国民并不知道这些野蛮行径。”

所以，尽管日本教科书没有否认日本大屠杀和战争罪行存在，但是均是轻描淡写，用笔远远不如日本在战争期间受到侵害内容多。日本教科书规避战争责任，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非中国一些学者所说的，那些否定战争责任的教科书使用率不超过1%。

依据以上的了解和观察，我们可以初步断定：日本整个社会从来没有很好地反思二战历史，反思派（以战争前后出生的左翼为主）始终是支流，并且随着他们的老去，反思力量越来越边缘化。

在日本国民心中，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形象是虚化的，是缺乏细节了解的，而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形象是具象的，整个国家各个县、各个大中城市都有护国神社、慰灵馆、战灾纪念馆，不厌其烦地向国民讲述日本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日本社会对两种记忆的塑造力度是截然不对等的。

（三）关于历史问题的几个探讨

因此，国内一些人在中日历史问题上，无限苛责中国人，每当中日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习惯归咎为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狭隘民族主义，而从来认为日本人是无辜的，这种认知都是完全背离事实的，在逻辑和道义上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们作为受害者，一个牺牲了近两千万国民性命的受害者，最有资格纪念历史。难道记录历史要反道我们民族的羞耻？这是什么逻辑！一个个死于屠刀的冤魂，一个个牺牲于自卫的英灵，还配不上我们拍几部电影、写几本书来纪念？（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尊重史实，不能为了抒发仇恨，去杜撰历史）当全世界——日本、美国、东南亚在故意曲解、淡化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更有义务认真记录这段历史，这么做不是为了复仇，而是避免人类重蹈这样的悲剧。

我们要与人为善，要对一切盲目仇外的狭隘民族主义零容忍。但是这个善是有底线的，对其他人的宽容、理解、善良、文明要建立在对方也是同样态度之上，尤其是施暴者的一方佯作无事，拒绝对你宽容、理解的时候，你反倒要求受害者去宽容、理解，那么这种劝说是伪善、是愚蠢、是助纣为虐、是历史虚无。

在施暴者没有认真反省和悔改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要大度，放下历史包袱。这显然是在用不同的权利观和道德水准来要求施暴者和受害者，如果希望用这种方式去终结历史问题，那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伤害，以及对公理正义的亵渎。

中国人并不是喜欢跟历史过不去，事实证明中国人最容易遗忘历史，受害者对历史的执着，不是来自于对苦难伤疤的留恋，而是对是非曲直颠倒的愤恨，以及公理不张带来的不安全感。因此，解开历史问题的关键不是让中国人去忘记历史，而是日本人真诚反思历史问题，这个最基本的顺序不能颠倒。

任何民族都有狭隘的民族性一面，即使是民主政体、信息公开社会之下生活的人们，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只对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津津乐道，而对他国的排外仇恨情绪视而不见；对日本人在华遇袭痛心疾首，而对中国人在日遇袭充耳不闻，并且认为一定是我们做的不好而导致的，这不是客观、文明，是一种变态的自虐，是对另一个民族合法权利的蔑视，终点是法西斯主义。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时候，也一定要记住以谦卑的心对待历史。我们不仅不能忘记日本侵华造成的伤害，其他任何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严重伤害，也都不许忘记，我们不能选择性做记忆筛选；我们要如实呈现历史，不能为了现实的私自需要去剪辑删改历史，尤其不能把历史作为消费大众的流量密码；我们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复仇，或者成为加害别人的理由，而是为了自立自强。

客观来讲，对中国人来说，如何正确理性处理历史问题，是一个高难度的事情：一方面，中国遭受的苦难太多，而加害方一直不能正确认识，我们不得不带着愤怒不平一再提起，无法忘怀过去；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时刻防止走偏，防止民族主义情绪干扰现实。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难以把握好这种平衡，只有少数圣人才能做得多，地球上的多数人只能简单化走向两个极端，这是中国面临的历史问题的两难境地。这也是施暴者留给受害者的另一个难题，暴力的结束不代表心理创伤的结束，它给一个民族心理带来的干扰，往往超过一两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