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历史滤镜下的剥削美化：从《生万物》争议看封建剥削的本质_风闻

警惕历史滤镜下的剥削美化：从《生万物》争议看封建剥削的本质

近期，影视剧《生万物》引发的争议持续发酵，其对地主形象的刻意美化与历史事实的严重背离，暴露出一种值得警惕的历史叙事偏差——将封建时代的生存剥削与现代资本剥削简单类比，甚至试图以"发展逻辑"为封建地主正名。这种混淆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模糊了剥削制度的本质差异，亟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清醒视角予以澄清。

一、生存剥削与发展剥削：两种剥削的本质分野

封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而是以土地垄断为核心的生存掠夺。在"皇权不下乡"的封建体制下，地主既是土地的所有者，更是地方秩序的实际掌控者。明代"路引制度"明确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无引者轻则杖责，重则处死，这意味着农民被死死捆绑在土地上，成为地主砧板上的鱼肉。江南地区的地租普遍占收成的50%至70%，农民"终岁勤动，脱粟无储"是常态，所谓"多吃一粒粮，农民少一分生存希望"绝非夸张——这种剥削直接指向人的生存底线，鲁迅笔下"吃人"的隐喻，恰是对这种制度最深刻的写实。

反观现代雇佣关系，即便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劳动者仍拥有法定的人身自由与选择空间。从《劳动合同法》对解雇权的约束，到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的基本生存托底，再到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可能，都与封建时代"换个地主还是一样"的绝境形成本质区别。将二者等同，实则是抽离了制度环境与生存逻辑，用现代社会的发展红利为封建剥削的残酷性"松绑"。

二、土地兼并的原罪：地主财富的血腥底色

那些为地主辩护的论调，总试图将其土地积累归因于"勤劳"或"智慧"，却刻意回避了历史的血腥真相。封建时代的土地兼并，从来不是平等交易的结果，而是权力与暴力的产物。明代徐阶家族凭"首辅"权势，强占江南民田二十四万亩；清代和珅通过"逼献"“投献"等手段，家田达八千余顷。史料明确记载，农民"非遭水旱流离，必不轻弃世业”，不到饿死边缘，谁会卖掉"吃饭的根本"？这种掠夺与现代社会"卖房卖车"的自主选择毫无可比性——前者是生存胁迫下的绝境，后者是发展权衡中的选择，将二者混为一谈，本质是对剥削合法性的刻意混淆。

更荒谬的是将农民贫困归咎于"懒惰"。中国农民"见隙地必耕"的生存本能，早已被无数史料印证。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清晰指出：“贫农是农村中极艰苦者，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得的较少，不足部分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在"懒即死"的封建逻辑下，农民的勤劳是生存必需，而地主的"不劳而获"才是制度性不公的核心。这种对农民的污蔑，本质是为剥削者开脱罪责。

三、历史叙事的陷阱：影视剧美化背后的意识形态风险

《生万物》的争议，本质上是历史叙事权的争夺。剧中将地主塑造为"放粮赈灾"“体恤佃户"的善者，却对60%的地租率、农民卖儿鬻女的惨状选择性失明；将农民贫困归因于"短视"“懒惰”，却回避了"投献避赋"的制度性压迫——这种"去阶级化"的叙事，实则是对封建剥削的温柔粉饰。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观众将地主与现代企业家简单对标，试图以"时代局限"为封建剥削辩护。这种类比暗藏危险逻辑：若封建地主的生存剥削可被原谅，那么现代资本的无序扩张是否也能被合理化？若地主的土地垄断可被美化，那么当前的生产资料分配不公是否也能被默许？历史早已证明，放任剥削制度的扩张，最终只会导致社会撕裂——明末流民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皆是土地兼并到极致的必然结果。

四、制度进步的本质：从剥削合理化到剥削制约化

当代中国与封建时代的本质区别，正在于对剥削的制度性制约。土地公有制从根本上杜绝了"私人垄断土地"的封建根基；资本利得税、房地产税等直接税改革，正在压缩无序扩张的空间；共同富裕政策的推进，更是明确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发展方向。这些制度设计，恰是对封建剥削历史教训的深刻汲取，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剥削的本质不会因叙事技巧而改变。封建地主的生存掠夺，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农耕文明中最深的伤痛；而对这种伤痛的刻意美化，则是对历史正义的背叛。我们批判《生万物》的叙事偏差，不是要陷入历史仇恨，而是要守住历史的底线——唯有认清剥削的本质，才能更珍惜当下制度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才能在历史镜鉴中坚定走向共同富裕的方向。这，才是对待历史应有的清醒与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