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也穷？小农经济困局与工业化破局之思_风闻

关于地主问题，其实还轮不到讨论地主好还是坏的问题。实际上在农业化时代，地主自己过的日子也不怎么样。小农经济这四个字好多人缺乏认知。

我很久之前看过一本小说《东方》，你们学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当年国内没什么适合小孩的书看，作为小孩只能看这个解闷。除了，《东方》外，还看过类似《万山红遍》之类的小说。

《东方》这本小说是很明显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响，不过里面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最典型的就是里面的农村经济问题。整部小说其实描写的是抗美援朝，里面穿插着农村土地改革的问题，中间有一段是这样的：

主角从朝鲜战场回来，当时国内已经土改完毕了，但是还是有农民破产了，农民还是很贫穷，生了一场病，一个农民就破产，然后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早先大家对于土改有极高的期望，为什么最后会是这样。

后来里面觉悟高的人就跟大家讲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后来大家都在说公社问题。搞公社。

当然，我们今天的认知应该知道，依照中国农村的道路，工业化是唯一的解法，公社也解决不了农村问题，最后我们必须走上工业反哺农业的办法，而魏巍在写《东方》的时候是不知道的，那会中国还是农业国，他知道小农经济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行”。

早先的很多革命小说批判性质大于建设性质，很明显大家都清楚现状是无法维持的，地主阶级是要打倒的，只是不知道怎么摸索建立一个更新的经济。

即便是五六十年代的人，对于小农经济也是有很强的认知的，这段是魏巍在《东方》里面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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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发接着说：“自从家里分了地，俺娘觉得日子有指望了，心气儿比我更高。不管风里，雨里，泥里，水里，熬黄昏，起五更，把命都豁出去了。有一回麦子刚割下来，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俺娘怕粮食糟蹋了，就一趟一趟往家里背，还没背完，就受了寒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好几个月，没有起炕，又是请医生，抓药，就借了人家的钱。到底穷人家底儿太薄，没有办法，就把分的那几亩地又卖了！去年临上西北，我家去了一趟，一看屋里立柜也没有了，连秫秸棒篱笆都拔出来烧锅了。最近我又接到信，说俺娘又扯起棍子要饭去了。……我想来想去，心里就结了一个死疙瘩：革命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有穷的，有富的，这革命不是白革了吗？”

“我们村也有这种情况。”郭祥皱了皱眉头，望着政委，“这个事儿我也有点儿纳闷儿。”

政委心情沉重地思索着，小拳头般的大烟斗咝咝地响。

“大发，”他询问道，“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那，”王大发把手一摊，“那当然是因为我不在家，要不然，咋会有这宗事哩！

不，”政委摇摇烟斗，沉重地说，“大发同志，这就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呵！”

“什么脆弱性？”王大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儿。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政委又重复说，“你看看土改以后最近两年的情况：像你们家是因为干活受了累，得了场病，穷了；也有人是因为死了口人，娶了个媳妇穷了；还有的人是因为多生了几个孩子穷了。总之，一场风，一场雹子，一场大水都会使人变穷。你瞧瞧，这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别说什么大风浪，连婚丧嫁娶都经不起，连一场病一个疮也顶不住。简直像是大风大浪里的一根苇眉子，你不知道明年会把你漂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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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主财产的问题，说起来也可怜，早先在农村扯皮的时候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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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大妈瞅着他说，“你为什么夺群众的胜利果实？”

“什么？”他把两只手一摊，装作异常惊讶的样子，“这是从何说起呀，这是？”

“别装糊涂！”小契冷笑了一声，“刘二奶奶家的簸箕，桂金家的笸箩，是谁拿走的？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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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土改后地主夺群众胜利果实的一段，就为了一个簸箕一个笸箩。

这类的描写，在鲁迅《故乡》也有；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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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农村太过于贫穷了。

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穷的可怕，以至于一个簸箕一个笸箩都要当个宝。

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国内的农村的面貌都很差，农村真正得到改善，要到21世纪之后了。有很多东西得真正经历过工业化的人才知道，当年的人是不知道的。

是的，当年地主也很穷。

地主很穷这个事实，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当年的地主也很穷”，大部分地主其实就那样。

如果“地主很富”这个关系成立，那么说明中国的问题在于土地不够。应当扩充土地。

如果“地主很穷”这个关系成立，说明中国的问题应该在于工业化，抛弃过去的农业经济。

所谓的大地主本身很少，你不能指望个个都是刘文彩，大地主如果不能和工商业结合起来，不能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富裕不到哪去。在小农经济下一个人的经济产出本身就很低，勉强能维系自身生存，压榨不到几分钱。

好多人一看到这个东西就惊讶的不得了，实际上五十年代的人写这个压根就不避讳的，因为他们每天都能看到。就是在小农经济下，大部分地主都那样，所以才要改变小农经济，这也是当时的理论根基。

关于地主的富裕度，看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例子；鲁迅家族。

各位，你们要知道鲁迅祖父是很不得了的人物，他叫周福清，以同进士出身入仕，选翰林院庶吉士，捐内阁中书。他的外祖父是举人，两个舅父是秀才

就鲁迅家族，全国有多少？全国一年有多少同进士，庶吉士啊？多少举人啊？

再去看鲁迅的生涯，也无非就是正常的读书，他去日本留学是政府派遣的，还不是自己掏的钱。

刚有人问什么是富裕？

在那个年代鲁迅家族都是不得了的富裕人家了。

其实回头说一下80年代。80年代的改革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往往被忽略的，农村经济当时就是得到了大发展，而大发展的原因并不是农业方面的改革，而是当时出现了一股乡镇工商业。

当时乡镇出现了大量的工业，我老家也有，一个轧面条的机械厂。做面条机器的。

连我们这种内地省份都有，那江浙地区更不要谈了。

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主要其实是解除了当年对于乡镇工商业的限制，就非常明显的看到，工商业对于农业几乎是碾压性的优势，第一波资本积累就是这么完成的。什么苏南模式，温州模式。

好多人一直在地主和农民之间来回纠结，没有必要。

有些东西很早就已经讨论完毕了，当年国内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就是尖锐，农业过密化问题严重，稍微释放一点到工商业，工商业立即爆炸式增长。

这不是说为地主说话什么的，而是小农经济下，没人能过的很好。

整个方向是错的，来回批判地主没什么意义。马克思也不是搞道德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