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西弗评论《养老保险未来改革之我见》_风闻

西西弗评论《养老保险未来改革之我见》

1，作者文章中最具误导性的部分，莫过于“大V钊哥”的故事。“赵哥”的缴费，并非个人选择。“钊哥”的缴费基数是“按照最低缴纳的”，这恰恰暴露了私营企业在社保缴纳上的普遍不规范。华为这样的头部企业，都未能实现全额、足额缴纳，这证明了问题不在于“高薪打工人”愿不愿多缴，而在于制度的监管激励机制存在根本性缺陷。如果连华为这样的企业都不足额缴纳，又如何要求更广大的中小企业呢？

作者自述，其22年中，有10年是按最低基数缴纳的，但个人账户余额三十多万，刨除利息，也有二十多万。这在个人账户收益率长期低于社平工资增速的现实下，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他十年创业按照最低缴费基数缴的，作者非创业的12年的缴费基数必须是社平工资的两倍以上才能支撑起他说的个人账户的结果，这是我用AI算过的。

华为这样的单位都不肯为“大V钊哥”按照200%，300%缴费基数为“大V钊哥”缴纳社保，为何作者的单位就可以呢？这个区别是怎么来的呢？这种差异，并非个人所能控制，更无法用一个“愿不愿多缴”的道德问题来解释。

作者用“大V钊哥”为例，似乎“占社保便宜、又抱怨退休金低”都是“高薪打工人”，暗示：那些抱怨社保的人，都是不按规矩办事、想占便宜的“坏人”。把社保问题归因于“高薪打工人不愿多缴”，而掩盖真正的“占便宜者”不是高薪打工人，而是机关事业、垄断国企职工，他们在政策上享受财政兜底、视同缴费、补贴高企。掩盖更多按最低基数缴费的人，如真实工资低于最低缴费基数的人，面临的是“被高基数挤压当期收入，却换来低保障”的困境。

中国社保缴费基数设定了上下限，下限（社平工资的60%）和上限（社平工资的300%）。这是为了方便管理的偷懒。它不仅将真实工资低于60%的人强行锁定在高基数上，挤压其当期收入；也将真实工资高于300%的人锁定在低基数上，失去了“多缴多得”的激励。

美国社保费率虽低，但其缴费只设上限，不设下限。这不仅让低收入者能够按实际收入缴纳，更通过高达25年17.6万美元的缴费上限，确保了高收入者能为整个系统做出更多贡献。

25 年广州市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限为 27,501 元，按一年 12 个月计算就是 330,012 元，若以 1 美元约等于 7.2 元人民币来换算，约为 45,835 美元，远远低于美国的缴费上限。

美国公共养老金发放的计算公式上就体现“低工资高替代、高工资低替代” 的“三段”（90%/32%/15%按分段计算再累加）设计，这样一个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清洁工替代率百分之七八十，一个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白领替代率只有二三十。而且缴费上限远比中国高，工资越高，这样发放公式下的替代率必然越低，再一平均，美国的平均替代率自然大大拉低了。

而且美国这种”发放三段计算——缴费上限高”的结合，劫富济贫的作用更强，更对底层倾斜。不仅如此，美国对养老金低于贫困线还叠加发放“补充保障 SSI”，24年联邦标准为：独居老人每月943 美元，夫妻共同生活每月1415 美元，部分州会额外补贴（如加州、纽约州），补贴后独居老人每月可能领到 1200-1500 美元。

3，作者承认“机关事业单位财政补贴太高”，但仅仅提出“逐步降到企业职工水平”。问题在于：机关事业养老的财政补贴不仅是比例高，而且总额巨大，是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望尘莫及的。中国的公式虽然有“削富济贫”的调节功能，但其力度远不及美国，且被“视同缴费”和“过渡性养老金”的额外补贴所稀释。据观网网友”河中老蚌“回复：”以我的过渡性养老金为例就很能说明问题，我退休时帐户存储额75000元，除以139帐户养老金544元，而这是长达27年积累的结果，我的过渡性养老金一千零十五，用计发月数139乘以一千零十五，是14万多而过渡年限只有十五年，就是说按照现行计发办法过渡性养老金加了数倍的杠杠，一边是十五年就能倒推至14万多，实打实的积累27年才7万五干，体制内外失衡奥秘就在此，而不是所谓的多缴多得。“，

而且，对机关事业单位共和垄断国企的“隐性补贴”还被包装成“缴费”，统计上掩盖了财政资源的倾斜，导致“多缴多得”根本就是伪命题。

4，作者的改革逻辑是：降低职工费率（靠延迟退休+砍替代率）。提高居民养老金（靠财政补贴）。财政补贴从机关事业“省下”转给居民。听起来很美，但实则存在三大误导：

延迟退休并不能自动降低费率：决定费率的不只是领取年限，还有赡养比、覆盖率、基金投资收益、历史债务等。即便延迟退休，中国的缴费压力依然远高于美国。

降替代率只会打击中低收入群体：反而让养老金保障不足，增加老年贫困。

“省下的钱”根本不够：机关事业补贴即便下降，也无法覆盖城乡居民养老金大幅提升的缺口。更大的资源要来自于 税收转移支付、国有资本收益，而不是在社保内部“左口袋倒右口袋”。

文章提出通过“延后退休年龄+降低替代率”来降低缴费费率。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它的实质是：要求城镇职工用“工作更久、缴费更多、领得更少”的痛苦代价，去换取一个本应由更公平的制度本身提供的“低费率”。 它回避了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改革的成本，要由已经承受“高费率、低保障”双重压力的普通劳动者来承担？为什么不能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或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去填补那笔更庞大的、至今悬而未决的历史欠账？

文章推崇的“定额普涨”，看似照顾了城乡居民，但本质上是在存量上“冻结”差距。一个每年普涨50元的方案，对月领200元的城乡居民是增长25%，对月领8000元的公务员来说，确实是微不足道的“零头”。这种方法虽然在“增量”上貌似公平，却让数十年积累的巨大存量养老金差距，永久性地固化了。

它并未触及“体制内”养老金超高替代率的根本来源（如“视同缴费””过渡型养老金“”薪酬倾斜“被包装为”缴费“带来的财政隐性补贴）。它将矛头对准“财政补贴比例”，回避了总额补贴和待遇水平的巨大差异。不解决“视同缴费”和“历史欠账”等根本问题，任何改革方案都只是在转移负担，而不是解决问题。

在一个普遍存在“35岁即被优化”的就业环境中，让50岁、60岁的普通人继续工作到65岁，等待他们的不是“延长的缴费生涯”，而是长达数年乃至十年的“无业空窗期”——既没有工资收入，又要自行缴纳高昂的社保，处境将比现在更加悲惨。对于一个本来劳动保护不足的社会而言，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普通白领，他们身体机能在50岁后就开始走下坡路。要求他们以同样的强度工作到65岁，无异一种“生命税”。

社保系统的“精算”，领取养老金的人，活得不要“太”长。要领得少一点，才能可持续。如果活得比平均寿命长，那么就“赚”了，是社保补贴。如果没活得平均寿命，那么“亏”了，你和你单位交的钱，就补贴给那些更长寿的人了。而这种改革建议，恰恰导致更多的“损不足补有余”。

一个有效的延迟退休制度，必须以健全的失业保障、完善的职业再培训体系、以及对大龄劳动者友好的就业市场为前提。在这些配套完全缺位的情况下，强行推行延迟退休，无异于将一代中老年劳动者推向“老无所养、退无可退”的绝境。

“延迟退休”在账面上看，确实能有效降低费率。但在现实中，它很可能把账面上的“财务缺口”，转化为无数个家庭的“生存绝境”。这将意味着，未来退休的普通职工，其养老金水平将不足以维持一个体面、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大规模的“退休即返贫”将成为常态。当社会化的养老体系无力托底时，养老的重担将重新甩回给家庭和子女，这与当前本已严峻的少子化、高抚养比趋势背道而驰，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文章试图用“理性”的包装，用“承认问题”作为诱饵，用“个案归咎”作为武器，用“精算调配”作为方案，将对不公的批判，歪曲为个人的抱怨；将“结构性不公”的根本问题，简化为“技术性调整”的次要问题。

真正的改革路径，绝不是让普通劳动者在“推迟退休”和“降低待遇”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而是全社会共同正视历史，通过更公平的财富再分配（如国资划转），来偿还那笔本就该由全民共享的发展成果所支付的历史成本。 在补上这个结构性漏洞之后，我们才能在一个更公平的起点上，去谈论如何构建一个费率、待遇、退休年龄都更为合理、可持续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