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蒋介石的“政治看家犬”——评蒋廷黻及其《中国近代史》_风闻

来源：历史评论

倘若蒋廷黻只是一个“美国化”的中国人，其《中国近代史》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尚可以勉强被视为学术上的“一家之言”，但他自己都直言不讳的蒋介石“政治看家犬”身份以及该书以“蒋总裁贯澈（彻）总理的遗教”为全书总结的设置，则提醒读者必须认真考量这部书的创作初衷及所谓“学术价值”。

蒋廷黻（1895 — 1965）著《中国近代史》（ 1938 年初版）鼓吹三大观点：近代化即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帝国主义要忍让妥协；蒋介石对内反共独裁、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是“一贯的以中山先生遗教为本”，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争取了时间。 1987 年，该书在大陆重版并日渐“走红”，至今至少已有 50 种版本问世。为符合国家出版法规相关规定，出版社将一些不合法规之处删除或改写，有些版本在“序文”等辅文中誉之为“开山经典”、“大师手笔”，有些版本则以所谓“蒋廷黻先生所处时代的局限”模糊该书的历史观问题。事实上，即便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学术标准和时代背景看，蒋著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都严重存疑。上述做法不仅不能纠正该书价值取向上的偏差，反而会误导读者。

“美国化”的中国人与蒋介石的“政治看家犬”

20 世纪 20 年代，蒋廷黻先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但他并不是纯粹的学者，尤其是他写作《中国近代史》时已跻身民国政界高层。治史讲究“知人论世”，欲知其人之思想特点、了解《中国近代史》诞生之思想基础，需回顾蒋廷黻的成长教育经历，追寻其思想倾向和政治活动。

1906 年，蒋廷黻进入美国长老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湘潭益智学堂学习，立下“将来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书”的志愿。1912 年，蒋廷黻前往美国留学，临行前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皈依心目中的“好宗教”。1914 年，蒋廷黻进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学习，完全认可美国政治文化—— “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以为真”。大学毕业后，他应基督教青年会征召，到法国为在法军服务的华工工作，返美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923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从 17 岁到 28 岁，蒋廷黻在美国度过的11 年，正是其个人思想 形成、定型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他也疏离于祖国如火如荼的反帝 反封建革命运动。蒋廷黻晚年回忆留学回国前感受时自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当我离美返国时……中国反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甚嚣尘上，但我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 仇恨帝国主义。”蒋廷黻博士论文的核心思想更是直接为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辩护：“英国对所有参预（与）建立大英帝国的人，包括我 们中国人在内，都用不着抱歉，因为帝国主义的种种是混杂的，但总 说起来，都是有价值、仁慈的。”师从蒋廷黻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也认为，蒋廷黻身上有“十分浓厚的西方色彩”，实际上是一个“美国化” （Americanized）的中国人。

1933 年，蒋廷黻得到蒋介石召见， 1934 年受蒋介石指派以非官方身份出访苏联，1935 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 自此正式成为蒋介石政治集团的一员。据费正清回忆，蒋廷黻在给他的信件中说，自己成为政务处处长完全出自蒋介石之“内定”，自己实际上是蒋介石门下的一条“政治看家犬”（Political Watch-dog）。值得注意的是，蒋廷黻之所以被蒋介石赏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独立评论》等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刊物上发表反共产主义、反对抗日、维持所谓中日“和平”局面等观点，与当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频共振。

从 1935 年成为蒋介石幕僚到 1965 年去世，蒋廷黻一直为蒋介石服务。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蒋廷黻作为蒋伪政权驻联合国的所谓“常任代表”，百般阻挠新中国外交活动。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在联合国提出所谓朝鲜“侵略大韩民国案”，蒋廷黻代表台湾当局发言，奴相十足地用英语维护美国侵略行径，诬蔑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时任中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当即用中文怒斥蒋廷黻：“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就是在我面前的这个国民党反动残余的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我怀疑这个发言人是不是中国人！”这段视频资料流传甚广，读者可自行上网查询观看。

倘若蒋廷黻只是一个“美国化”的中国人，其《中国近代史》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尚可以勉强被视为学术上的“一家之言”，但他自己都直言不讳的蒋介石“政治看家犬”身份以及该书以“蒋总裁贯澈（彻）总理的遗教”为全书总结的设置，则提醒读者必须认真考量这部书的创作初衷及所谓“学术价值”。

鼓吹“近代化等于西方化”

蒋著《中国近代史》开篇《总论》中的一段话流传甚广，被称为“蒋廷黻之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谓“中国要近代化”，正是全书的核心问题。如果仅看这个提问，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实现近代化和民族复兴， 的确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梦想。然而蒋廷黻所谓“近代化”实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因此，该书以“是否西化”、“西化程度的深浅”作为立论根基与价值标准：“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澈（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实现“近代化”是否只有资本主义近代化一条道路可走？如果在五四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蒋廷黻的“近代化”论尚可勉强算作“进步”。但蒋廷黻写作此书时，西方近代文明痼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暴露无遗，作为驻苏联大使的蒋廷黻恐怕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亦非一无所知，蒋介石甚至称赞他对苏联很了解。然而他在该书中对发展俄国资本主义的彼得大帝称赞有加，却只字不提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与成就。这绝非疏忽，而是有意回避，目的就是“证明”只有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才是“近代化”，社会主义的近代化就不是“近代化”。

虽然西方国家率先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但“利用科学和机械”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并非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就如同不能因为第一辆汽车是蒸汽车或燃油车，就认为后来的新能源汽车不是汽车。更重要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建立在殖民掠夺之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列强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不可能“仁慈慷慨”地允许新经济因素得到充分发展；殖民者“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所有所谓“不自觉”的“进步”，都服务于殖民者不断“吸血”的根本目标。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中接受了血淋淋的教训，从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中获得深刻启发，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上述在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在蒋著《中国近代史》中几乎销声匿迹，究竟是“学术”的盲点，还是政治的偏见？

美化帝国主义侵略

蒋廷黻在书中多次写道，“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人。同治光绪年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要救国的志士应该人人了解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单看这几句话，似乎他已改变“对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的态度，成为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捍卫者。但他实际是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呢？

蒋廷黻把“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定义为两种不同的概念： “资本主义”是近代经济生产方式，“帝国主义”是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众所周知，近代中国遭遇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正是从这一事实出发，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要变中国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及商品和资本市场。然而蒋廷黻却故意回避这一事实，把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两分处理，等于抽空了帝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如此一来，现实中的反帝不仅无从反起，帝国主义列强反而一变成为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曙光的天使。

正是从上述荒谬的“帝国主义论”出发，蒋廷黻得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观点。比如，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不是英国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而是中国不肯与英国“平等”通商；中国被迫缔结不平等条约， “一部份（分）由于我们的无知， 一部份（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而不是根源于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为了扩大侵略，而是清政府的无知“迫使”英法“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不是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是使得“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他还回避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的客观事实，以列强间的对等关系，大谈国际投资可能是“纯洁的”，国际贸易大部分是“平等国家”间的，“出卖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压迫者”，“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按照他的逻辑，只要受害者“自愿”顺从杀人犯所为，伤口里流出来的就不是鲜血而是奶与蜜！所以，蒋廷黻把 主张妥协投降、割让领土的琦善、李鸿章捧为“忍辱负重”、“识时务”的俊杰，主张坚决抵抗的林则徐、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反倒是“高调 空谈”、破坏“自强运动”的“好大喜功”之人；义和团运动更是“顽 固势力的总动员”。

由上可见，蒋廷黻虽然嘴上说着“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实则阉割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目标和任务，让中国人民不要反抗帝国主义，接受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善意”，从而卑躬屈膝跟着“洋大人”亦步亦趋，实现他所谓的“近代化”。

为蒋介石政权背书

蒋廷黻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美化帝国主义侵略，归根到底都是为 “蒋总裁”的内外政策服务的。他在批评袁世凯时称，“我们在二十世纪 所须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在他看来，这个“伟大领袖”正是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第四章第七节，也就是该书最后一节“蒋总裁贯澈（彻）总理的遗教”中，蒋廷黻更是直白地说，“只要我们能追随蒋先生，谨守中山先生的 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图穷匕见，其意昭然若揭。

此节中，蒋廷黻对蒋介石的吹捧不遗余力，到了颠倒是非黑白的程度。他宣称，“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是蒋介石 1926 年的北伐，孙中山去世后，“革命的重担大部份（分）从此就遗到蒋介石同志的身上了”。“蒋总裁”有三个“历史功绩”：一是反对“偏左的共产主义和偏右的军阀”；二是“鞭策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路上迈进”；三是面对日本的侵略，“为民族计忍受国人的非议和敌人的无礼，绝不轻言战”。在蒋廷黻笔下，蒋介石不是对内镇压民众、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派，反倒成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牺牲个人、成全民族的大圣人。《中国近代史》写于 1938 年，全面抗战已经爆发，蒋廷黻却把蒋介石的“反共事业”作为其首要功绩，还毫无廉耻地将“不抵抗政策”挂上荣誉榜，声称 1931 —1937 年蒋介石对日妥协是要进行所谓的“近代化”建设。我们不禁要问，蒋介石的“近代化”成就究竟是什么呢？是先丢东北，再丢华北，以至于丢掉首都南京，陷 30 万同胞于日寇屠刀之下吗？

由此可见，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前几章中抬高琦善、李鸿章，贬低林则徐、左宗棠，甚至屡屡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民心“毫无力量”，恐怕不仅是他基于个人价值观的“历史之同情”，更是要为蒋介石对内独裁、对外妥协以及片面抗战路线等一系列政策建构“历史依据”。蒋廷黻的这番“良苦用心”，我们还能从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

众所周知，蒋介石奉“曾文正公”为楷模。作为“美国化”的中 国人，蒋廷黻秉持“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的观点。他在评价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时，皆送上学习西方文化“不够彻底”的批评，但唯独对“曾文正公”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是“学习西方不彻底”，另一方面则是“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蒋廷黻大赞“曾文正公”“革新”与“守旧”并举是“伟大的眼光”，认为“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 救民族”。可见，蒋廷黻的所谓“全盘西化”论须以“我国固有的美德”为前提，而在当时，“我国固有的美德”自然是以满口“礼义廉 耻”的“蒋总裁”为人格化身。

时代的局限还是个人的荒谬？

最后谈谈该书在大陆地区的出版和评价问题。大陆的出版社在出版该书时，往往对最后一节进行整体节略或部分删改。部分出版社还通过相关辅文强调该书的所谓“学术价值”，比如，这部书“篇幅虽小，但学术含量却很高”；“这部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是近代史科学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不经意间将近代史学科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而对删改和节略的部分常作如下说明： “以今时今日观之，本书的观点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只有原书最后一节……不免囿于成见，就把它节略了”；“由于蒋廷黻先生所处时代的局限，原作中的一些观点在如今看来不足取，请读者理性、辩证看待”。但这样的认识和做法颇不妥当。

评价史学著作一般看两个方面：其一，是否与学术前沿形成对话；其二，是否回应时代需求。前文提到该书初版于1938 年，从学术上讲，经历社会史论战的洗礼，唯物史观已成为新史学潮流，但该书完全没有与之形成对话；就时代关怀而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蒋廷黻不为民族振奋精神，反倒为琦善、李鸿章之流以及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击节叫好，甚至为切割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不惜把帝国主义的帽子扣到祖国头上：“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可见，该书的那些“值得商榷之处”，不用说从“今时今日”，即便以“当时当日”观之，亦是荒谬而倒退的。与其说是“时代的局限”，不如说是蒋廷黻个人的荒谬。

学者著述，一般把核心观点或结论系于著作最后一章或最后一节，之前各章实为论证和推导过程。上述出版者或推荐学者对《中国近代 史》的评价，把结论与过程进行两分处理，似暗示该书大部分是“学术的”，只有最后一节是基于“政治立场”的；大部分是有“学术价值”的，只有最后一节才是“囿于成见”的。这种认识不仅逻辑上扞格难 通，而且会误导读者。整体删除或局部删改的处理方式，不仅客观上替 蒋廷黻掩盖了他的真实目的，而且缺少了“蒋总裁”这一时代标签的提醒，加之评价上的误导，反倒容易使读者把蒋廷黻的诱导性观点当作自 己的“读书心得”，加剧近代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