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破产，富了清盘人_风闻

昨天，港交所发布公告，2025年8月25日上午9时起，中国恒大的上市地位将被取消。一艘航行了16年的巨轮终于将沉入海底。

2024年1月29日，香港法院对恒大说出“enough is enough”时，这艘地产巨轮就已经逐渐沉没，购房者、供应商、债权人都在焦急等待。但鲜为人知的是，有一群人将最先从恒大庞大的残余资产中分得一杯羹——清盘人。

恒大倒下这天，安迈顾问的黄咏诗可能是香港最忙碌的人之一。

这位在企业重组领域摸爬滚打20年的女强人，刚刚接手了港股历史上最大的清盘案。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负债2.4万亿、30万套房子未交付的烂摊子。

但对黄咏诗和她的团队来说，这或许是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单生意。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根据香港破产法，清盘人的费用将从恒大剩余资产中“优先扣除”——甚至会排在员工和供应商之前。

这看起来很不公平，债权人们的钱可能一分都拿不回来，但清盘人却旱涝保收。

这正是清盘行业的悖论：企业越惨，清盘人越赚。在香港167家被强制退市的公司中，超过30%是房企。几乎每一家倒下的公司背后，都有清盘人的身影。

清盘人的"优先特权"

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债权人登记处，来自广东供应商张先生（化名）得知清偿顺序后，情绪难以平复。他持有的8000万元商票可能血本无归，而处置这些资产的清盘人却将优先获得报酬。

根据香港《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规定的资产分配优先顺序（也称“支付瀑布”），清盘人的报酬、律师费及其他清盘成本位列最顶端，优先于员工工资和有抵押债权人，更不用说无抵押债权人和一般股东了。

这意味着，在恒大仅存的可变现资产中，安迈顾问将最先切走自己那份蛋糕。

按照香港破产管理署的收费标准，清盘人的报酬采用阶梯式计算：首50万港元收取10%，其后50万港元收7.5%，其后400万港元收6.5%，即首 500 万港元的酬金为34.75 万港元，超过500万港元的部分收1%。

恒大的资产规模虽已严重缩水，但仍有大量土地、在建工程和物业可供变现。即使恒大最后只能卖出几百亿的资产，清盘人的收费仍可轻松达到数亿港元。

更关键的是，这笔费用是刚性支出——无论最终能为债权人追回多少资产，清盘人都要先拿走自己的份额。

“这就像医生给垂死的病人做手术，”有人比喻说，“不管能不能救活，手术费得先付。”

这种制度设计有其逻辑。有香港法律界人士解释，如果清盘人不能获得合理报酬，就没人愿意接手这些“烂摊子”。试想，如果报酬要等到所有债权人都满意才能拿，谁还愿意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但对恒大的普通债权人来说，这个逻辑难以接受。

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他们被欠款8000万，按照清偿顺序，能拿回10%就算幸运。“但清盘人呢？他们一分钱没出，反而能拿走几个亿。"

事实上，清盘人的特权远不止于此。除了优先受偿，他们还拥有广泛的调查权、起诉权和资产处置权。在恒大案中，安迈已经开始行使这些权力——包括起诉审计机构普华永道，追讨许家印等前高管60亿美元的股息和薪酬。

安迈顾问的“恒大生意”

黄咏诗的履历表读起来就像一部香港商业史的缩影。

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案，她主导债务重组，让这家差点倒闭的公司起死回生；雷曼兄弟亚洲业务清盘，她担任核心成员；就连赌王何鸿燊的遗产纷争，也有她的身影。

“黄咏诗是香港最贵的清盘人之一，”一位投行人士评价，“但她值这个价。”

事实上，黄咏诗也是临危受命。恒大清盘前曾有重整计划草案，核心是债转股和延期兑付，债转部分主要转成恒大物业、恒大汽车的股份。但由于债权人普遍认为这些资产毫无价值，再加上创始人被调查导致信心破产，最终该草案在2024年1月被正式拒绝，随后法院清盘。

2024年1月29日，当香港法院正式委任黄咏诗和她的同事杜艾迪为恒大清盘人时，安迈顾问迎来了可能是公司历史上最复杂的案子。

恒大不是一家普通的房地产公司。它在中国280个城市有约1300个项目，涉及3000多个法律实体，债权人遍布全球。仅梳理资产负债表，就需要一个庞大的专业团队。

安迈为此配备了什么样的队伍？据接近安迈的人士透露，恒大清盘团队超过50人，包括律师、会计师、估值师、税务专家，甚至还有专门处理中国事务的顾问。按照行业惯例，这些专业人员的小时费率从2000港元到8000港元不等。

光是人工成本，一个月就要上千万，但这对恒大案来说只是小钱。

真正的大钱在后面。根据清盘人此前提交的初步报告，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梳理恒大在全球的资产、评估1300个项目的价值、追讨可疑交易、起诉相关责任方。每一项都是耗时耗力的大工程。

以追讨许家印资产为例。安迈已经向香港法院起诉，要求许家印及其前妻丁玉梅返还60亿美元的股息和薪酬。这场跨境追讨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需要大量的法律资源。这种级别的诉讼，光律师费就是天文数字，但这些费用最终都会计入清盘成本，从恒大资产中优先扣除。

安迈的收费模式也颇有讲究。除了按资产价值收取的基本费用，还有各种"额外收费"：如果成功追回资产，可以收取“成功费”；如果处理特别复杂的事项，可以申请"特别费用"。这就像出租车的计价器，基本费、里程费、等待费、夜间费，各种名目都能收钱。

但安迈也有自己的说法。黄咏诗在接受委任时表示，团队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保留、重组或继续运营恒大的业务"，为债权人争取最大利益。

问题是，这种"争取"的成本谁来买单？答案很明确：还是债权人。

“这是一个悖论，“上述投行人士说，“因为实际上，普通的债权人在巨轮倾覆时，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博弈筹码。固然清盘人收费越高，债权人能分到的就越少。但没有清盘人，债权人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权力的游戏

这也导致清盘人拥有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权力。

2024年3月，恒大的清盘人做了一件震动整个金融圈的事情——他们起诉了普华永道。

这家曾为恒大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四大行，如今成了被追责对象。清盘人指控普华永道在恒大虚增收入5600亿元期间存在严重审计疏失。

这种权力来自法律授予。根据香港《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清盘人拥有极其广泛的调查权和追索权：可以传唤任何人提供证词，查阅所有公司文件，甚至可以追溯到清盘前两年内的“可疑交易”。实际上，恒大香港上市公司的公章都是他们的。

在恒大案中，安迈的“权力清单”令人咋舌：

第一，资产控制权。恒大的所有资产，从土地到在建工程，从银行账户到知识产权，现在都由清盘人掌控。任何资产处置都需要他们点头。

第二，诉讼发起权。除了普华永道，清盘人还在追讨许家印等前高管60亿美元。他们就像检察官，可以对任何涉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

第三，交易否决权。清盘人可以否决恒大在清盘前的某些交易，要求交易对手退还资产。比如，如果发现许家印在清盘前转移资产，清盘人可以申请法院撤销这些交易。

第四，信息获取权。恒大的所有商业秘密、财务数据、内部邮件，清盘人都可以查看。这种权力甚至延伸到了公司对外发声的权利。自清盘令下达后，恒大发布的公告大多以“清盘人黄咏诗”名义落款，而非董事会。这意味着恒大已经不再由许家印管理，而由安迈顾问完全接管。

“清盘人就像被赋予了尚方宝剑，“一位接近过恒大的人士说，“他们现在是恒大真正的掌控者。”

但权力越大，诱惑也越大。

这种信息不对称给了清盘人巨大优势。“谁来监督清盘人？“这是很多债权人的疑问。理论上，法院会监督，债权人委员会也有一定发言权。但在实践中，这种监督往往流于形式。

一位曾参与大型清盘案的律师透露，清盘人的很多决定都是"黑箱操作”。“他们说某项资产只能卖这个价，你很难验证是否属实。他们说某项调查需要花这么多钱，你也只能接受。”

更微妙的是利益冲突问题。清盘人一方面要为债权人争取利益，另一方面自己的收费也来自同一个“钱袋子”。这就像让狼看守羊圈。

在恒大案中，这种利益冲突已经显现。有债权人质疑，清盘人花费巨资起诉普华永道，即使赢了官司，扣除诉讼成本后还能剩多少？“但对清盘人来说无所谓，反正诉讼费用都能报销。”

安迈对此有不同看法。黄咏诗强调，所有重大决定都会征求债权人委员会意见，费用也会定期披露。“我们的利益与债权人是一致的——资产变现越多，大家都受益。”

一场争夺价值的多战线战争

当然，清盘拿这么丰厚稳定的利润，也必然是因为其任务之艰巨。任何一个重大案件的清盘人都至少要在三条战线同步开战。

第一条战线，如上所述，是在清盘人和债权人中间展开的。理论上，清盘人是为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服务的。但在实践中，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而紧张的"貌合神离的同盟"关系。

诉讼对清盘人而言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赢了，他们收“成功费”；输了，诉讼成本也能报销。但对债权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在浪费剩余资产。

第二条战线明显是清盘人 vs. 前管理层及关联方。他们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对抗性的。清盘人的一项核心法定职责，就是调查导致公司失败的原因，并对潜在的不当行为采取行动。

在恒大案中，这种对抗尤为激烈。安迈已在香港法院对许家印、前CEO夏海钧、前CFO潘大荣及许家印前妻丁玉梅等7人提起诉讼，追讨金额高达60亿美元。

最近恒大"二号人物"夏海钧的资产曝光，揭开了清盘工作难度的冰山一角。

2025年8月，这位消失已久的恒大前总裁终于在美国被找到藏匿之处。香港法院文件显示，夏海钧藏身于加州尔湾的豪宅中，其家族在美国拥有三处房产：联排别墅、估值773万美元的山景豪宅，以及价值1930万美元的海滨庄园。这些资产均登记在其妻子名下，通过"新生活信托"等复杂架构持有。

更关键的是夏海钧的抗拒态度。他多次抗拒法庭披露命令，声称全面披露资产"将暴露其当前所在地”。香港法官高浩文严厉批评：“夏海钧似乎只想遵从他愿意遵从的法律规则”。即使法院发出剥夺抗辩权的最后通牒，他提交的资产清单仍有明显漏洞——美国和加拿大的资产全无踪影。

如果连找到一个人、追回几套房子都如此艰难，那么处置1300个项目、追讨2.4万亿债务的难度可想而知。清盘人的工作，或许真的比外界想象的复杂得多。

这个案例也暴露了清盘人面临的真实困境：高管资产早已通过离岸公司、家族信托、代持等方式分散在全球17个司法区。即使找到了人、查到了资产，跨境执行仍是巨大难题。针对经济犯罪中美没有引渡条约，香港法院的判决要在内地执行，也需要走司法协助程序，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夏海钧通过海外信托转走的资金，想追回是难上加难。

恒大案中最艰巨、最具决定性的战线，无疑是安迈顾问在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面临的法律与现实鸿沟。

恒大超过90%的核心资产和业务运营都在中国内地，这极得香港的清盘令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纸空文。

经过法院认可，安迈掌控着恒大香港公司的公章，甚至能注销董事会。却不能直接接管那些掌握实际项目的内地子公司——它们属于内地法律实体，受内地公司法约束。

正如黄咏诗所言：“我们作为香港法院批准的清盘人到了内地后，如果没有获得内地法院认可，连去银行拿资料都不被允许，更不要说处置资产了。”

更关键的是，跨境破产认可长期处于"单向状态”。虽然2021年两地签署破产互认协议，2022年深圳法院裁定认可森信洋纸香港破产程序成为全国首例，但这种突破仍属个案。相比之下，境外法院认可中国破产判决的案例早已有多起。这种不对称成为跨境清盘的根本障碍。每个项目所在地的法院可能有不同态度，尤其是对恒大这种庞然巨物。

这种割裂使得清盘工作异常艰难。安迈不仅需要在两种法律体系、两种商业文化之间周旋，而且，恒大的清盘可能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安迈同时还要应对地方政府"保交楼"的政治压力，这远远超出了普通清盘人的专业范畴。

所以，尽管这套机制对债权人而言看似不公，但其设计本身存在内在逻辑。清盘工作极度复杂且充满风险，若没有优先受偿的保障，将难以吸引具备专业资质的机构接手，最终可能导致资产加速贬值，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利益。

结语

2025年，香港房企清盘潮正在加速。路劲刚刚宣布正式违约，富力在3月底的清盘聆讯后前途未卜、弘阳的清盘聆讯则延期到9月底，世茂、华南城已在清盘队列。克而瑞数据显示，2025年房企债务到期规模达5257亿元，比2024年还高。

对安迈、德勤、毕马威这些清盘巨头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恒大案让我们看清了这门生意的本质：清盘人收费排在所有债权人之前，即使债权人血本无归，他们也旱涝保收。

更讽刺的是，就在房企大规模倒闭的同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正在进行激烈的市场争夺。普华永道因恒大审计丑闻流失75%的A股客户，安永成最大赢家，接手25家。在基金审计领域，安永市占率已达44%，成为新的"审计一哥”。

这就是清盘人经济学：实体倒下，服务业崛起；企业破产，专业人士发财。